Afleve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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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小時候我成績很好，卻很內向，因為家裡環境很差，與低收入戶無異，心裡有苦說不出，讓我的個性自負又自卑。然後我遇見比我遭遇更困難的朋友，他們是真正「有口難言」的聾人，高中時我學手語，讓我懂得聾人朋友們的語言。雖然大學念了法律系，還是決定做一個「替聾人朋友說話的人」，投身專職的手語翻譯員。
事實上，手語幫助我「了解」自己更多，它就像一把火炬，照亮曾擋在我眼前的自卑感，引領我一路往前。
(口述、讀報、手語／李振輝；文字、攝影／王崴漢；攝影／鄭宇辰、張家瑋；設計／黃禹禛；聲音工程／藍婉甄；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我是台灣第一位靠手語「吃飯」的手語翻譯員，也是最早上電視，利用雙手、眼神配合表情變化，向聽障者表達「發生了什麼事」的其中一人。從國慶大會、總統大選辯論會到行政院、立法院的重大政策記者會，這些轉播重要畫面角落的「小框框」都能看見我的身影。
38年的手譯員經歷，我親手參與搭建國內手語翻譯專業的職業環境。2020年COVID-19疫情時，替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做手譯，讓我一下子成為媒體焦點。幾乎所有人都很好奇，建中、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我，為何不做律師或法官，而是選擇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職涯？
其實，14歲的我也可能對現在的自己充滿疑惑，因為當時我嚮往的是「明星光環」。我的青春期總躲在那些鋒芒畢露的風雲人物背後，除了會念書還有乖巧，其他事似乎都與我無關。
臭屁又自卑的「中二病」
我住在台北的鄉下──地理位置偏僻的社子島。家附近都是農田，與都會區的學校相比，這邊會讀書的孩子並不多。當時的名校如大直國中、介壽國中，一年有十位數的學生考上第一志願建國中學；我國中畢業當年，社子島只出了2位「建中生」，我是其中之一。
我的14歲，正好碰上台灣經濟起飛、家庭代工盛行，家家戶戶，包括我家和鄰居家，都在做代工貼補家用，家裡就是工廠。放學回家後，我們家4個兄弟姊妹便撿起網球拍開始編，一人平均一天要做10支，做完才能去念書。經常發生作業來不及寫、隔天要考的試還沒念完，我就累得睡著，也因為念的是升學前段班，班上的標準是「100分」，少1分打一下，我的媽媽會打電話向老師說情，「老師，抱歉啊，他幫忙家裡做這些（代工），」老師也因此對我好一些。
只有「好成績」能給予當時的我自信，甚至可以說讓我「有點臭屁」；但「低收入」的家境卻影響我的每道選擇──從來不花錢買書、缺席班上需要付錢參加的活動，這時自卑感就會從心裡冒出頭來。「臭屁」與「自卑」，如此兩極的人格互相拉扯、衝撞，使我雖然外表內向，心裡卻總期待自己也能像班上的風雲人物般，身上隨時都圍繞著光芒。即便我很清楚，自己從來都不是、也不會成為這樣的人。
我的國小老師曾對我說：「很多事情其實並不是因為你表現不好，而是因為你讓自卑感走在前面。」
比我大2歲的哥哥國中畢業就隨著爸爸工作，而大姊本想念高中，爸爸卻在半夜喝醉酒後吐露家裡困境，最終大姊選擇去念高職，這樣畢業後馬上就能賺錢養家。輪到我考高中的時候，家裡經濟情況稍微改善，當時高中和五專分開考，我故意把五專考差了，高中以分數來說絕對能上建中，這是我的策略，逼著爸爸同意我想讀高中的選擇。當時整個村子只有2個人考上建中，媽媽便鼓勵我，「這學校非念不可。」
鄰家聽障女孩「渴望溝通」的眼神
每回搭上從社子島開往學校的公車，身穿建中制服讓我擁有「明星學校」的光環，我總巴望所有人都能注意到自己身上的卡其色制服。但這間台北市第一志願高中，聚集一批頂尖的「人中之龍」，我自認是鄉下的孩子，比不上都市的孩子，過去總靠著死背應付填鴨式教育，高一數學就像「天書」。成績無法帶來成就感，我卻在建中找到另一個天地，很大程度影響我的人生。
建中的社團百花齊放，將近40個社團，各自著重於學術性、娛樂性還有服務性，彷彿給了我一個解放的國度，釋放過去壓抑的自我──高一加入攝影社、高二去玩合唱團。同時，班上坐我旁邊的手語社社長正苦惱著召募社員，於是，坐他前、後、左、右，包括我共4個同學通通都被拉入手語社。
學手語的第一天，我們從建中出發，走路10分鐘就會抵達當時的中華民國聾人手語研究會，那裡聚集一群與我們年齡相仿，就讀台北啟聰學校的聾人朋友。那天，我和其他3名同學都覺得，自己似乎踏入了一個沒有辦法溝通的世界，在場所有聽障者都打著我們看不懂的手語。也許是不容許「建中生」的優越感被顛覆，我們4人不約而同在這之後都迷上了手語，互相約好在一、兩個星期內要把所有的手語單字全背起來，再去跟這些聽障朋友對話。
《手能生橋》這本手語書從此就不離身，初學者從數字開始記，我每天都用手語從0數到100，有次在廁所數到忘記，我媽媽還很疑惑我怎麼進廁所10多分鐘不出來，說我瘋狂到了極點。除了回家用不到手語，我們4個「學徒」一進校門都不講話，全在比手語，甚至上地理課時也坐在座位上比手畫腳聊到翻掉，老師一怒之下，板擦直接丟過來，一邊喊著：「你們4個手語社的！」
有趣的是，其實我們4人沒有成為手語社的社員，而是自行跑去協會找聽障朋友玩，每逢假日就相約吃火鍋、看電影，也去溜冰。我的印象很深刻，在偌大的滑冰場上，大家相隔得好遠，聲音都傳不過去，只有我們一群人沒有障礙，能用手語在溜冰時自在地邊溜邊聊，其他路人都很羨慕我們。
但也是因為跟聽障孩子們混在一起，我親身經歷到他們被歧視的日常。有次和啟聰學校的朋友出門，當我在公車上用手語和朋友聊天，可能是留意到我背著建中書包，一旁的路人開了口：「同學，你真的聽不到喔？」我當下就回：「我是啟聰學校保送建中的啦！」很多大人更誇張，說我們是「啞口」。
這一段瘋狂學手語的日子，我看見聽障者在社會經常不被理解的處境。其實，我的兒時鄰居有一個女孩就是聽障者，女孩長得很漂亮，當時也想來批代工做，卻因為沒有上學，不識字又不會手語，完全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那種「渴望說話」的眼神令我難忘。我開始學手語後，每每遇到聽障者無法被社會同理的情況時，都會讓我再想起這個女孩的眼神。
雖然我不是因為這位鄰居女孩才接觸手語，但她的眼神影響了我，讓我從沒中斷手語的學習與使用。重考大學的那一年我還是偷偷地學手語，考上台大法律系後也去當手語老師，就是想讓更多聽障者看懂我的手語。
台灣手語之父的推助，踏上專職手譯員的路
不管在建中還是台大求學的時代，我沒想過以手語為業，早年手語翻譯在台灣社會被當作志工服務，而不是一份「專業」，大家都是出於義務來做手語服務。大學雖然念法律系，但我對自己的未來相當迷茫。說實話，會去念法律就是「成績使然」，我真正的興趣在語言。念小學的時候，當時是高中生的大姊在讀英文，我就很感興趣，常常跟在她旁邊看她在讀什麼。我們隔壁的歐巴桑鄰居要用英文寫信給旅居美國的孩子，歐巴桑講台語，我姊再翻譯成英語，當時的我只覺得姊姊很帥，能做一件全村子都很景仰的事，長大之後我才知道這叫做翻譯。
高二瘋狂學手語，下課就往協會衝的那段日子，我也認識了當時來台灣編寫新版《手能生橋》的作者、也是最早來台灣研究手語的美國學者史文漢（Wayne H. Smith），我常跟在他旁邊偷聽書籍內容，希望學到一些打好手語的祕訣。
後來我念研究所，有回他來我家借住，跟我媽閒聊的過程提到：「你兒子以後可以做手語翻譯。」我媽雖然很困惑，但史文漢就說，這在美國是很好的行業。聽到這句，我心裡也在想，對啊，台灣為什麼沒有這個行業可以做？我手語學得不差，有自信可以開這個先鋒。說來也很奇妙，沒過多久，台北市社會局招聘手語翻譯員，我馬上就投了履歷，成為全國政府機關第一位「手譯員」。
手語翻譯工作沒有腳本可以先準備，絕大多數的場合我們都是現場臨機應變。而且翻譯領域包山包海，陪聽障者去醫院就醫、職業訓練，有時甚至還要幫忙處理家庭糾紛，包括談不攏遺產分配、離婚還有子女的教養觀念不合，這些「家務事」因為聽障者的家屬通常都不會手語，我們得夾在中間翻譯。絕大多數的聽障者知道我念台大法律系，主動找上我諮詢法律，但我都會明確告訴他們，「法律諮詢」和「語言翻譯」只能擇一，不能混淆在一起。許多聽障者並不理解，覺得我是不是太高傲或小氣，但所謂的手語翻譯專業就是傳遞語言，不能提供意見或諮詢，甚至是替聽障者向法官「說好話」，因為手譯員必須保持中立。
我還陪聽障者去上職業訓練中心的汽車美容課程，600個小時我們就從頭跟到尾，他畢業、我也跟著畢業了。有次跟著聽障朋友一起上了900小時的水電班，老師後來還鼓勵我們去考證照！
但讓我下定決心去推動更多重要場合建立手語系統，是早期在法院做的每件案子。我後來之所以想要在系統上「多做一點」，就是因為聽障朋友獲得的訊息太少了，產生很多錯誤認知。
敲開公部門大門，讓6,000個手語單字能知道更多事
聽障者使用的手語只有6,000個單字，跟我們說話使用的語言最大差別就是，手語是用看的，從文法上的語言邏輯就不同。最早手語只能用眼睛看得到的東西去產生筆畫，成為語彙，但還有其他抽象的、或涉及專業領域的詞彙，要讓聽障朋友可以理解並不容易。
以法律而言，在我接觸的個案中，有人曾把《民法》跟《刑法》的概念混淆。她的老公因為搶劫案被抓，她自己希望透過支付這筆錢，與受害者和解、撤銷提告，但她並不清楚，搶劫其實屬於非告訴乃論，被害人不提告，犯罪的人還是會被起訴或判刑。
作為聽障者與聽人之間的橋梁，我們必須要降低聽障朋友認知錯誤的情況，排除他們遭受到的那些「看不見」的障礙。所以除了接案，我們也去開發手語服務的資源，從台北出發到台中，也去了桃園、新竹跟花蓮。國內教學的人不多我們就全台南北都跑，去教他們手語、培育師資，每天的行程都被手語工作塞得滿滿，幾乎沒有假日可言。但這過程也很有成就感，看著那些願意接納手語資源的公部門，好比行政院跟立法院後來都有手語翻譯，這對過去的我們來說是「天大的夢想」，曾經還以為這輩子都不可能做得到。
特別是2020年3月讓社會關注的COVID-19疫情記者會手譯，是很大的敲門磚。當時對於新型冠狀病毒的不了解，讓恐懼籠罩全台。最早的疫情記者會沒有手語翻譯，我們就跑去抗議，怎麼能讓這些聽不見的聽障者沒有即時字幕，也不安排手語翻譯，什麼都沒有？後來幾乎所有記者會都有手語翻譯，甚至連國防部的記者會都有。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示範，因為有語言溝通的地方，就該有手語翻譯。
當了手譯員後，我的衣櫃沒有花色鮮豔的衣服、也不能穿淺色，幾乎只剩深色衣服。因為衣服就是我們比手語的背景，不能讓聽障朋友覺得資訊混亂。對比青春期時那件給予我光環的卡其色建中制服，深色衣服顯得樸素。但我卻找到比「光環」更重要的，就是經過我的翻譯，聽障朋友的眼神流露出「懂了！」的那個瞬間，這38年來我一直在追逐的，都是這些時刻。
手語翻譯如今還是容易被誤解是志工，其實它就是個專業，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與經驗實戰。尤其現在世界變化得愈來愈快，要傳遞的資訊更抽象、更高深，不能就這樣讓聽障朋友被排除在外。早期可能像根微弱的蠟燭，但如今手語對我而言就像把火炬，照亮曾擋在我眼前的「自卑感」，並引領我一路往前。
這火炬會愈來愈大，把這光芒也傳遞給我後面的一群人，讓他們跟著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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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人生探索
當我知道自己罹患肌肉萎縮症，生活變成不斷和「每天都更退化」的身體奮戰。總是努力克服了因肌肉無力帶來的不便，用什麼角度可以穿上衣服、用什麼方法可以把腳踏出去，就像有人惡作劇改變了「遊戲規則」，沒過多久身體又惡化，一切又要重頭來過。打擊不斷不斷出現，無數個偷偷流淚的日子，淹沒了我的年少歲月。
為什麼有一種疾病不能開刀？為什麼我的病連藥也沒有？為什麼自己的生命等於無解？千百個「為什麼」，當年沒人告訴我答案。如今我成為一名醫師、投入基因研究，我希望自己能幫助其他的罕病患者以及少年的自己，找一個答案。
(文字／陳麗婷；攝影／蔡昕翰；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14歲之前，我和所有孩子一樣，能跑能跳，然後開始感覺自己跑步變慢，有點力不從心。
媽媽你看，我的腳抖得多自然？一開始我對於身體出現的異常並不以為意。因爸爸工作關係，我跟著赴美就讀中學，有次體育課跑操場，跑沒多久卻覺得很累，也跑得比第一名的女生還慢，當時我以為是外國人身高很高，所以跑得也快。還有次我墊起腳尖，卻開始腳抖、快掉就沒力，當時還和媽媽開玩笑：
「你看，我腳抖得很自然。」
直到15歲回台灣後，有一次學校的運動會舉辦大隊接力，同學問我跑得快不快，我回他：「小時候100公尺跑13秒。」體育股長認為還不錯，練習時讓我擔任倒數第二棒。
還記得那時我邊跑邊練習將棒子交給最後一棒，同學一邊助跑、一邊想要接棒，我卻感到很吃力，追不上同學，試了幾次都無法順利交棒到同學手中。回到教室後，同學說：「你不想跑就直接講，幹嘛用這種方式？」也因此，最後我沒參加大隊接力，有苦說不出。
考上嘉義高中後，體能變差的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中，甚至擔心，「體育不及格，能畢業嗎？」再加上搭公車通勤時，因為舊式公車的第一階很高，我已經明顯感覺腳跨不上去，即使跨上了，卻沒有力氣將身體往上挪動。抵不住心中的害怕與疑惑，我終於開口請父母親帶我就醫檢查。
一開始母親帶著我到中醫看診，原以為只是「轉大人沒轉好、吃幾帖藥就好」，持續喝了2個月的中藥，狀況卻未見好轉，每天如同背著一個沉重的背包走路，抬腳跨樓梯愈來愈吃力。後來在親戚的協助下，轉到雲林一家神經內科就醫。沒想道一連串檢查後，醫師通知得轉診到台大醫院，後來又在台大醫院住院2週進行MRI、肌電圖、肌肉切片等詳細檢查。
我還記得醫師告知檢查結果的情景，我和父親坐在一旁，他開始說明我罹患的是肌肉萎縮症。當下我內心等著醫師告訴我們接下來要開刀或是吃很多藥、復健，因為我想趕緊把自己的病治好，也早有心理準備要接受醫師安排的所有治療，沒想到緊接著聽到的卻是，自己罹患的是一種罕見疾病「肢帶型肌肉萎縮症」，而這個病，沒有藥可以治！
醫師繼續說明，「這是遺傳，你可能30多歲坐輪椅，」接著解釋後期要如何照顧，但當時我完全聽不懂，「這不是個醫療很先進的時代嗎？怎麼會沒有藥醫？」就像考試時，怎麼會有一題目沒有答案？從台北回到嘉義的路途，我腦中一片空白，心中只糾結著：「為什麼會無法解答？」
後來，我漸漸意識自己的狀況會愈來愈差，每當夜深人靜想到以後沒辦法和其他同學一樣打球、沒辦法出去玩，眼淚便不自覺流下，甚至怕家人聽到啜泣聲，還拿被子蓋著臉哭。
我也怕自己在學校的某個時刻想起，會突然流淚，因此，上學前我總是不斷練習，「想哭，要忍住！」讓自己想哭的次數盡量減少。
隨著時間慢慢過去，我無法做的事情也愈來愈多。高二那年的轉變是走樓梯，前一天還能手扶著慢慢爬到樓上的教室，隔一天卻已無法上樓。
我不斷經歷著「突然有一天，又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剛上大學時，還能自己行動、自己趕到不同教室，但移動過程中總有意外發生。有次，趕著上通識課，沒想到卻碰到行人步道交接處的小檻，因為兩旁沒有任何支撐能扶，根本無法抬腳越過。我站在那許久，終於等來一位女同學經過幫忙，雖然很不好意思，但當下也只能搭著她的肩，借力跨過小檻。
最慘的莫過於在路邊跌倒，因為腳抬不高，只要地稍微不平，都有可能跌倒。更麻煩的是，光靠自己我根本爬不起來，往往都要拜託經過的男生幫忙，還得一面教他們怎麼抱住我的腋下、把我的雙腳打直，才能讓我站起來。或是躺在床上要穿褲子，看著自己的腿說，「你動啊，抬起來啊！」卻怎麼也動不了。
現在我是一名醫師，在醫院上班時，坐在有輪子的椅子或沒有手扶的椅子，很難支撐站起來，也須靠同事幫忙，我的生活不斷面對這些對多數人來說的「小事」，但對我卻困難重重。
「念書是為了未來找好工作、實現夢想，但對我還有意義嗎？」
連做夢都做不起的我，高二有段時間不想念書，成績也從原本的前三名掉到十名之外。為了鼓勵我，擔任大學教授的父親在聊天時提到，「你要不要念醫學系，研究自己的病？」那個當下，我好像又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決心重拾書本拚醫學系，只不過當時的身體狀況很容易感覺疲累，還好在老師的幫忙下，進行重點整理，全力一搏。
不過，每當我告訴自己不要氣餒時，總有一件事輕易擊潰。有次讀生物「呼吸」的章節，課本描述橫膈膜為骨骼肌，「呼吸也要靠骨骼肌，是不是有一天骨骼肌沒力，最後不能呼吸，我不就掛了嗎？」這是我第一次感到距離死亡很接近，這讓我非常害怕、孤獨無助，再一次崩潰大哭，眼淚完全停不下來，流了2小時。
高三老師為了了解大家的考試壓力，發給每人一張白紙抒發，我將所有不敢告訴父母或姊妹的情緒寫成好長一段話。還記得我寫下：「我哭了好久，不知道該怎麼辦，害怕又無助。」一個星期後，老師送我3本書：《五體不滿足》、《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潛水鐘與蝴蝶》，尤其《五體不滿足》封面就是罹患了「先天性四肢切斷綜合症」、沒有四肢的作者乙武洋匡照片，我感受到他的正面與快樂，「至少我現在還能動，我比他幸運很多。」原本深陷無助、害怕等負面情緒的我，心念逐漸轉換，自我打氣，一定要努力不被擊垮。我最後真的憑著這股信念，考上醫學系。
但進入醫院實習後，仍然有很多的限制，因為我的手部動作逐漸受到影響，沒辦法兩隻手併用，所以我最大的瓶頸是無法替患者急救、為病人緊急做氣管內插管。實習時，照顧每個病人之前，我也一定要把所有步驟在腦中演練一遍才能進行，例如一般醫師幫住院患者治療時，會先放下床欄，但我則必須依靠手肘撐著床欄，撐住我身體的力量，才能幫病患做導尿管等治療，那時我的手肘支撐處一直都是瘀青的狀態。
值班疲累，讓我身體更無力，曾有同事建議我申請不需值班，但我認為只要能做就盡力做，因為我不想跟別人不一樣！
雖然罹患肌肉萎縮症限制了我的選擇，適合我的科別只有不太需要直接接觸病人的病理科，而且病理科主要幫患者找出可能與疾病相關的原因，也符合我當時想要學醫的初衷：替自己的疾病找答案。
投入醫學領域，我了解很多疾病無藥可用，並非沒有人想研究，而是真的很困難。我的想法也一度被局限住，直到赴台北榮民總醫院學習基因檢測，也再就讀博士班進行與肌肉萎縮相關的研究，又開啟了我另一條道路。
我在博士一年級下學期還能自行走路，但下學期已經需要依靠拐杖走路，惡化速度變快。當時我突然想到，也許這個疾病沒有辦法治癒，但是否能「減緩惡化速度」？甚至更進一步往前推，是不是不要再有跟我一樣罹患無藥可醫或罕見疾病的人出生，就能免去悲劇？
國中被宣判罹患肌肉萎縮症時，將我推入無解的境地，但是，基因檢測也許是「解方」，自己國中發病時對這個疾病所有的疑惑，也有機會能找到解答。我自己做了基因檢測發現，我的父母親各帶有一個肌肉萎縮症的隱性基因，他們都沒有發病；姊姊雖然遺傳了父母的隱性基因，有發病，但症狀較輕微；弟弟帶有一個隱性基因，也沒有發病；妹妹則完全不帶有這項缺陷基因，是最幸運的。而我自己因為父母的隱性基因都遺傳到，成為比姐姐嚴重的病患。
意思就是，如果父母親都帶有相同的肌肉萎縮隱性基因，每一個孩子都可能有四分之一成為重症（父母有缺陷的基因都遺傳到）、四分之一完全不會發病（遺傳到父母好的那一個基因）；另外二分之一（遺傳到父親或母親一方的一個缺陷基因）成為「帶因」，不會發病但是會遺傳下去。
因此，只要基因檢測出有問題，就有辦法避免風險，例如篩出不帶突變的胚胎做試管嬰兒，以避免生出罕病寶寶，這對我來說相當有意義。隨著愈來愈多患者找我看診，想找出原因，我也在內湖三總醫院病理科開設名為「轉譯醫學暨肌肉罕病」的門診，至少能透過「解方」給患者一絲希望，而不會像10多歲的我那樣無助。
我覺得台灣的研究環境並不好，為了申請一年的研究經費，必須達到多少論文的發表，一年一年這樣度過，可是一年又能做多少研究？不過，過去在新店耕莘醫院任職時，院內曾將一部分捐款用於基因檢測與研究。我常告訴患者或家屬，做基因檢測自費約3萬元，但醫院給予免費檢測，如果你行有餘力，也可以視自己能力捐款，再幫助下一個人，形成善的循環。
由於罕少病在醫學上來說，不具有經濟規模，因此，我希望有機會能創立罕病「研究所」，透過募款、捐款回饋等方式，讓每位研究者專注研究一個領域，也許每一次的研究都有機會消滅一種疾病。
罕見疾病目前仍有很多未知存在，我期許自己未來在這個領域，不僅替患者找到更多答案，也等於幫忙國中時期的自己，不再無助與疑惑。
如果可以回到14歲，希望回到我淚流不止的那個晚上，然後，拍拍我自己說：「一切都會過去的。」當知道罹病時，我的父親很內疚，母親雖然盡量看淡，但是，我不想增加他們的難過，然而，我的負面情緒也無人能分擔，那時我內心充滿著害怕、孤獨，「死亡遠超過你的認知」。也許回到那時，我創造另一個自己，就能分攤我所有的負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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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n er afleveringen die ontbre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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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上學途中突然下起雨，卻沒有帶傘，怎麼辦？這個問題是許多通勤同學的夢靨，余承熹高中時也常為此苦惱，尤其他讀的台北市建國中學距離捷運站不算近，「每次淋雨的時候都會淋一大段，我就要規劃一條路程，讓我可以走最多的騎樓、淋最少的雨。」他總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於是突發奇想：「既然都有共享行動電源、共享單車，那雨傘可不可以共享一下？」
余承熹沒想到，這個願望不久後竟然真的實現了！
(文字／吳冠伶；攝影、責任編輯／王崴漢；攝影／蔡昕翰；核稿／楊惠君)
你曾經在突來的雷雨天，用過台北捷運站的「共享雨傘」嗎？捷運公司這個貼心的服務，背後也有來自一群建中學生的點子和貢獻。
去年（2023）還是建中高三生的余承熹，在一堂「參與式預算」校園推廣課上，有感於常碰到上學途中突然下起雨，卻沒有帶傘的懊惱，他大膽拋出「共享雨傘」的想法，引起很多同學的共鳴。他和其他5位同學於是腦力激盪出「幫我撐10秒」的提案，向台北巿府建議設置雨傘租借站，解決市民雨天無傘的不便，成功獲選為全班最高票的方案，代表建中參與台北市高中職學生的提案競賽。
在「幫我撐10秒」提案計畫書中，這群高三學生構思出詳細的執行方式，例如租借費用──第一個小時免費、後續每小時10元；針對傘體製作材質，他們希望可使用環保的寶特瓶回收纖維；傘架和傘面上還規劃了廣告或政令宣導版面等，提升共享雨傘的附加價值。
從一個上學途中遇到的小煩惱，如何發展出如此縝密的提案呢？「大家想一下實際可能會遭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再想這個問題可以有什麼建議，」余承熹說，他們就靠著「沒有什麼系統性的方法」集思廣益，拋出各種想法，再一一設計應對措施，將一張課堂上完成的提案海報，發展成長達12頁的計畫書。
最後「幫我撐10秒」順利從全台北市高中生提出的23個方案中脫穎而出，獲得「2023年台北市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課程提案」季軍。其他有趣的提案還包括：中山女中學生提出的「路面紅綠燈」，防止行人低頭看手機釀成悲劇，還有芳和實驗中學推廣「家教友善的咖啡廳」等。根據台北市府訂定的評選標準，得獎的隊伍在創新性、可行性、影響性、專業性上都要有傑出表現，現場簡報與答詢能力也要到位。
建中生「幫我撐10秒」共享雨傘提案得獎後不久，就被台北捷運公司注意到。當時捷運公司正與新創團隊合作籌備共享雨傘「Raingo」，要在捷運站設置租借站，由於學生的提案，建中也有了一個共享雨傘租借站，且是Raingo目前全台唯一的學校據點。
透過市府的安排，這群建中同學們受邀與Raingo團隊見面交流，還搶先體驗了當時尚未上路的共享傘。參與提案的其中一位學生陳虹光，還記得第一次拿到和同學共同「許願成功」的傘時，心裡有多興奮，「那個雨傘挺好用的，非常堅固，而且意外地沒有很重、傘面又夠大！」
同學們試用後給予雨傘品質極高評價，也認同捷運公司與新創團隊合作的作法，與他們提案的經營模式相符；但針對整體設計，他們還是提出不少優化建議，包含加入悠遊卡支付功能，方便高中生借用，以及納入廣告版面等。
「參與式預算」模擬提案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一環就是「如何估計預算」，余承熹提到，當時他們比對各種網路資料，好比YouBike的系統建置、市面上雨傘製造成本等，推估開發共享雨傘租借系統大約需10萬元、每支傘採購價300元。再加上傘架、維運、推廣等費用，最終得出，若在台北市中正區試辦100個站點，總預算約300萬元。但和Raingo團隊交流想法的過程中，同學們才發現，原來在城市中廣設共享雨傘真的不容易。例如要讓使用者用悠遊卡支付，機台設計要打掉重來，成本將大幅增加；如果想在雨傘上放廣告，「美學」就是一大考量，傘面更換也是一筆費用，「要花的錢遠超出想像！」余承熹說，「他們（Raingo）好像抓幾千萬預算，是我們的10倍以上。」
接受《少年報導者》採訪當下，余承熹已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二年級學生，現在回頭來看高中時估算成本的方式，他認為，「不知道一個機台蓋起來要多少錢，可能去猜、去想，這種社會經驗是學生很難去處理的，」而這正是他們在參與式預算實作過程中面臨最大的挑戰之一。
與余承熹一起提案的同學陳虹光，當時也在參賽心得寫下感慨：「平時總怨嘆政府思想不周的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參與公共政治，才知道就算是平民百姓，偶爾也很難讓自己的政策面面俱到，何況是辛苦的行政人員？」
雖然共享雨傘租借站設在建中時，這群同學都已經畢業了，但能從自己生活的小小不便出發，試圖提出解方、造福學弟，對他們來說仍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余承熹認為，「參與式預算可以把『我的不方便』跟『你的不方便』連結起來，對於公共事務的解決，是比較好的思考方式。」
現在經過捷運站，余承熹也會特別留意Raingo的租借站，甚至曾默默在傘上作記號，觀察使用次數。他希望這個永續環保的點子可以被更多民眾接受，在臨時遇到下雨沒有傘的時候，會優先選擇使用共享雨傘。
「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在世界已經推行30多年，台灣則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帶動「街頭公民審議」開始被重視，成為許多縣市首長的競選政見。
過去多數提案資格限定為成年人，僅雙北地區較有系統地針對高中職學生辦理相關推廣課程。這些課鼓勵許多學生嘗試從青少年的視角，為改善校園生活或其他公共議題發聲。
台北市的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課程由民政局和教育局共同推動，學生們在「官學聯盟」的大學老師帶領下，認識參與式預算制度，實際走入社區，觀察日常生活可能發生的不便，並試著從公共政策的思考、提出解方。這些模擬提案經學校推選到全市競賽後，若順利入選，將被分發到市府相關局處評估可行性。
推廣課程除了在去年成功孵化出建中的共享雨傘小革命，3年前也有北一女中學生的提案被實踐。
幾名北一女中學生觀察，同學常訂購手搖飲，帶來大量一次性容器垃圾，提案希望外送店家能使用環保杯，並建立「循環杯」系統，方便環保杯歸還、重新利用。這項從推廣課程誕生的提案，後來在同學的積極爭取下，進入學校所在地、台北市中正區的住民大會討論，並獲得3,776位民眾投票支持，成為中正區最高票提案。
透過這些同學的努力，台北市環保局2021年與美食外送平台「foodpanda」、循環容器供應業者「好盒器」及多家茶飲業者合作，推出「循環杯環保外送服務示範計畫」，建置33處循環杯服務據點，主要分布在公館商圈、台北站前商圈、市政大樓等。而最後實施下來，市府總支出僅約258萬元，還低於同學當初提案時規劃的390萬元預算。
在今年（2024）台北市參與式預算高中職推廣教育課程提案交流論壇，拿下首獎的市立大同高中「大意了沒有傘」計畫，則是被之前建中「幫我撐10秒」激出來的。大同學生也對雨天忘記帶傘深感困擾，但他們一開始想到的做法，就是透過設置共享雨傘解決不便，直到提案快送出時他們才發現，原來前一年度已被建中學生搶先一步了。
但他們沒有放棄，後來決定參考曾在香港實施的「Umbrella Here」，提議設計一套「和陌生人共撐傘」的裝置，把特殊燈泡安裝於傘上，透過手機app操控，亮起黃燈代表可與人共撐傘但不想交流、綠燈代表可共撐且願意交流。由於提案方向大幅調整，最終版計畫書列出的總預算，從課堂上粗估的120萬元，大幅提高到750萬元。
同學構思出的共撐傘燈泡，不只運用科技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還特別強調要具備GPS定位功能，防止雨傘丟失，一舉多得。最後他們在提案競賽中成功出線，提案交流論壇當天也被台北市長蔣萬安大讚有創意、讓他相當驚艷。
「這些就是學生的提案，一定要學生自己想才會有高中生的創意想法，而不是那種大人的東西，」大同高中公民老師陳弘庭談起學生的提案，眼裡滿是驕傲。他在指導過程中鼓勵同學自己找方法、盡量減少大人的干預，因為他認為孩子才是城市的主人，「他們是最常使用大眾運輸或公共設施的一批人，所以他們的想法才會更貼近市民。」
負責統籌台北市參與式預算工作的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科長方英祖觀察，一般市民提出的參與式預算方案，不少和里長為在地選民服務有關，尤以涉及公園整治的案件數最多；相較之下，高中生關注的面向反而較多元，例如環境、交通、文化等，通常是學生最優先在意的議題。
余承熹高中畢業後進入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就讀，因為在系上修讀審議式民主相關課程，有機會來到一般台北市民討論參與式預算的場域。他看到，實際與會的民眾都偏中高齡，在他參與的「成人版住民大會」中，有不少提案是以提升老人社會福利的角度出發，這是在高中模擬課程中幾乎不曾有過的。
余承熹認為，並非青年人口較不關心公共事務，而是制度對青年不夠友善。像是住民大會等活動大都辦在平日上班時間，「這個時間就不會有任何學生或上班族可以參加，所以能夠去這邊的，就只有里長號召一些親朋好友或鄉親父老，其實討論起來會有些阻礙。」
除了參與人口偏高齡，台北市政府也留意到，近年來市民對參與式預算的熱度正逐漸消減，相較推動初期全市投票率一度破10％，2024年投票率僅剩6.35%。
「所以我們現在對高中的這一塊做比較多，就是希望讓年輕人比較能了解這個機制，未來就可能會參與，」方英祖指出，辦理高中職推廣課程正是希望向下扎根，提高市民整體參與意願。
學生提案獲得肯定，但並不一定能得到經費支持。台北市在高中職推廣參與式預算已有7年，因計畫目的以「教育」為主，並不保證經費和提案落實，在學生產出的上百件提案中，實際被執行的僅有建中共享雨傘、北一女中循環杯等少數方案。
而新北市於2020年公告「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推動參與式預算經費原則」，保障每年至多25所高中職獲得經費，只不過每案預算上限僅8萬元，提案規模、可觸及範圍相對小。
研究審議民主的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葉欣怡透過書面回應《少年報導者》，台灣兒少可接近的參與式預算，「多半是單次性讓學生親身體驗，較少持續推動的案例。」其中，有些是大學或高中的學生社團主動發起，跟學校討論出某些經費額度可以透過參與式預算被分配，才進行的實驗計畫。
兒少難有穩定的參與式預算政策支持，對社會整體有何影響？曾受衛福部委託研究兒少參與式預算的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呂朝賢接受《少年報導者》採訪指出，公共政策都是由大人去決策，缺乏沒有投票權的兒少意見，「要讓多元的聲音可以出來，就是要培養這些還沒有發聲的人知道他其實可以發聲，而且這種發聲是可以受到注意、可以付諸實現的，這就是參與式預算的精神。」
余承熹也認同，有些兒少的需求是執政者想像不到或考慮不到的，「如果有一筆錢可以讓他們去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然後讓他們去思考自己需要什麼、讓他們發表意見並實際執行，這種意見才能達到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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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解封後，全世界觀光熱潮升溫，包括義大利威尼斯（Venice）、西班牙瓦倫西亞（Valencia）等地區，以各種不同方式收取新的觀光稅，出發點不只為了「大發觀光財」，還希望以價制量，減少過多遊客造成的環境衝擊，以及對在地民眾生活品質的影響。在台灣，有豐富海洋生物資源、瀕危保育類動物綠蠵龜密度最高的小琉球，今年（2024）7月起也開始在島上3處潮間帶實行「觀光保育費」，遊客進入管制範圍要付60元門票。
「觀光稅」是什麼概念？在觀光發展與環境永續之間可以扮演什麼角色？不同地區實施的結果又如何？我們推出系列報導的「國際篇」與「國內篇」，帶大家認識各國觀光旅遊背後的策略與思考。
(文字／吳冠伶；攝影／蘇淮、鄭宇辰；設計／黃禹禛；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王崴漢)
小琉球，這座離屏東東港僅半小時航程的小島，面積約6.8平方公里，登記人口數達1.2萬，是台灣人口密度最高的離島，再加上每年百萬名遊客的造訪，讓整座島嶼生態每況愈下。為此，屏東縣政府今年7月起在島上3處潮間帶推動「觀光保育費」，遊客只要進入管制範圍就要付60元門票──希望能維護小琉球的天然資源、阻止觀光災難。
海龜、王船、珊瑚礁，小琉球觀光大熱門
小琉球原名拉美島，荷蘭人曾稱金獅島，隸屬於屏東縣琉球鄉，有非常豐富的海洋與人文資產。小琉球的海溫終年都維持在攝氏25度以上、是台灣「最溫暖」的海域，因為溫暖，孕育上百種不同的珊瑚礁；而全球有7種海龜，台灣就可以看到5種，小琉球更是看見海龜機率最高的地方，包括瀕危保育類動物綠蠵龜，因為珊瑚礁就是海龜最舒適的家。此外，三年一度的在地重要祭典「迎王」，也被列入國家級重要民俗文化資產。小琉球因此成為台灣最熱門的觀光地區之一，連續假期時總會湧入大量遊客到此浮潛、划SUP、賞海龜、參觀潮間帶等，在海邊享受悠閒的假日。海龜產卵季節和迎王期間，住宿更是一房難求。
廢水讓小琉球海域長出了奇怪的藻類
60歲的陳文玉從出生就幾乎沒有離開過家鄉小琉球，他親眼見證這片海洋經歷怎樣的變化。他還記得，童年是在潮間帶玩耍、跟著同伴「海鮮吃到飽」度過的；但隨著小琉球觀光愈來愈熱，造成大量廢水排入沿海岸，加上全球氣候變遷，陳文玉觀察到海邊長出以前不曾看過的藻類，而且愈長愈多，海水優養化，原本的潮間帶生態徹底被改變。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的調查證實，小琉球沿海多數區域珊瑚礁健康狀態已呈現衰退至失能，魚類個體數、生物量低於台灣其他岩礁海岸生態系，情況令人擔憂。
不僅環境受威脅，在地居民生活也被過量的遊客影響，在觀光旺季時發生用電量爆增而跳電的情況。今年6月中，假日登島遊客破萬人，使瞬間用電創新高、電力系統的自動化開關跳脫，晚間7點多全島無預警停電，還有民眾洗澡洗到一半就陷入一片漆黑。
陳文玉認為，發生大停電的根本問題在於島上遍布未合法登記的民宿，「有的是用果園來登記的農業用電，但它卻是開冷氣的，一間民宿5、6台，」也難怪用電會超出負載量。
過去也在島上開民宿的陳文玉眼見家鄉生態受到觀光衝擊，十分心痛，毅然決然放民宿事業，回歸金工老本行，並在2017年成立「小琉球自然人文生態觀光協會」，接下海洋巡守隊、潮間帶管理等工作。
小琉球每年吸引上百萬人登島，「過度旅遊」成為愈來愈多人關心的問題，特別是海洋生態的保護已十分急迫，因為生物一旦消失，很難再復育回來。
除了像小琉球自然人文生態觀光協會這樣的民間單位努力，公部門也在產業和環境的兩難間持續思考解方。今夏推出的潮間帶收費制，就是試圖搶救島嶼生態的一例。
什麼是潮間帶？
受到潮汐影響，海洋和陸地的交界處在漲潮時會被海水淹沒、退潮時則會露出水面，而介於最高潮與最低潮之間的地帶就稱為「潮間帶」。軟底質的沙灘或是硬底質的岩岸、珊瑚礁，都可以是潮間帶的一種。
在潮間帶，每天環境的溫度、鹽分、水分都會出現極大改變，加上波浪不斷沖擊，生活在其中的生物必須有很強的適應力，常見的生物包含海藻、螺貝類、海膽、海參等，種類多元。
不只收保育費，也指定潮間帶須由導覽員帶領
小琉球5個潮間帶──肚仔坪、杉福、蛤板灣、漁埕尾、龍蝦洞──在2015年就被公告為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針對各沿岸及潮間帶的特性，有相對應的規範。不過一直到今年7月1日，屏東縣政府才正式依循「觀光地區與風景特定區及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觀光保育費收取辦法」，向杉福、漁埕尾、肚仔坪3處潮間帶景觀區的遊客徵收60元「觀光保育費」。
遊客參觀這些潮間帶，不只要多付60元門票，還需聘請專業導覽員才能進入，參觀的動線也有一定限制，目的就是要降低遊憩行為對環境的破壞。
截至今年7月底、保育費票券開賣一個多月後，共售出2,275張票、金額累計達13萬6,500元。《少年報導者》針對此政策施行狀況詢問屏東縣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縣府回應，收取到的費用將依「觀光地區與風景特定區及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觀光保育費收取辦法」第8條規定「專款專用」，並著重在「地方參與」，邀請地方機關或團體提案，共同推動生態保育工作。
但是，小琉球海岸線長達12公里，為什麼只選這3處收費？屏東縣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透過書面回應，這些地方同時也是「琉球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潮間帶保育示範區」，規定同一時間進入人數300人，設有管制站控制人流，管理作法已成熟；相較之下，另一個熱門的景區蛤板灣，原先並未規劃導覽線、單一進口、流量管控等，且遊憩行為多元，有人踩水、浮潛、玩水上活動，也有人踏入潮間帶觀察潮間帶生物，管制難度較高。
陳文玉贊同收費制可以逐步推動，他舉例，協會曾為建立潮間帶單一進出口，禁止蛤板灣的泳客從海溝進入，「就有人在跳腳了，影響到生意啊。」他認為若一開始就採用不對的管理方式，讓大家留下壞印象，以後如果有更好的方式，也很難達到政策的目標，「所以我們現在也是絞盡腦汁要用什麼方法來管理（蛤板灣）。」
觀光業者反彈、遊客雖不知情但多支持
觀光保育費的設計目的，是讓政府從遊客身上獲取回饋經費、改善旅遊行為對地方帶來的危害，從「以價制量」的角度，達到抑制人流的效果，看似立意良善，卻仍受到許多在地居民的批評。
屏東縣琉球鄉觀光發展協會理事、經營民宿15年的李峰福就指出，保育是好事，但政策推出的時間已經太晚，他們家民宿附近的收費潮間帶漁埕尾生態早就被破壞。據了解，7月1日政策上路以來，已經不再有導覽員帶團進入漁埕尾，「現在你要多60塊，沒有東西看，解說員帶進去要做什麼？」此外，李峰福認為經費的使用規劃也不夠細緻，「沒有明細啊，比例多少、你要做什麼保育也沒有，」他無奈地說，「不要一下子沒有溝通好、方法還沒有設計好，就要做這個限制，不對啊。」
《少年報導者》在小琉球觀光旺季8月的退潮時間走訪潮間帶，發現杉福潮間帶較多遊客付費入場，且多是經由民宿配合的導覽員帶領。絕大多數民眾事前並不清楚潮間帶收費制，但得知有這項政策後，不少人表示支持付費，「畢竟這個生態很特別」、「真的很漂亮」。
有在地居民透露，許多導覽員為省成本、省麻煩，就不進入付費區域導覽。我們實際來到杉福旁邊的免付費區域了解後證實有這樣的情況，且跟著導覽員進入潮間帶的遊客，也不知情收費制上路，顯示政策推廣仍有改善空間。
收費區人流移至免費海域，生態問題仍未解
根據屏東縣政府統計，自今年7月起實施潮間帶觀光保育費，截至月底，3處收費潮間帶進入人數共2,192人，較去年同期的10,212人，減少8成，成效顯著。然而整體進入潮間帶的遊客並沒有特別變少，而是轉移到其他免收費海域，陳文玉便觀察到，俗稱「威尼斯海灘」的蛤板灣，人流因此成長5倍左右。
義大利觀光大城威尼斯今年才因應觀光客過多推出「城市入場費」，民眾進入需付5歐元（約新台幣176元）；而小琉球威尼斯海灘，反因周遭海域實施收費制，導致大批遊客湧入。相距9,000多公里遠的兩個「威尼斯」，命運是大相徑庭。
杉福潮間帶管制員黃文泉觀察，相較過往每天200～300人來訪，自從啟動收費
「可惜的是政策沒有一步到位，」曾研究小琉球登島費的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教授鍾政偉指出，不管有沒有到付費參加潮間帶生態導覽，遊客都會對小琉球的環境造成壓力，如果可以直接從源頭著手，用登島管制的方式降低人流，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陳文玉也認同，雖然現在逐步推動潮間帶收費是好事，「但小琉球如果要改善，真的要總量管制！」
小琉球確實曾有人討論可以比照龜山島的方式，收取登島費。不過龜山島無人居住，政策制定時無需考量居民意見，執行上較單純；相反地，小琉球居民在經濟上高度仰賴觀光業，如要阻擋遊客到來，勢必面臨許多反彈。
「（登島管制）實施的時候會遇到很多很多的阻礙，那個阻礙，會讓你很難想像的，」陳文玉小心翼翼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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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我有時在想，我上輩子是不是很悲慘的被害人，否則為何這輩子會做了這麼多這樣的工作（擔任死刑槍手）來『回應』上輩子的命運。」
59歲的陳志明，5年前從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的法警工作退休，在他30年又9個月的職涯中，最特殊的經歷就是參與了100多次死刑執法、親自擔任槍手工作有30幾起。無論他本人或者比他資深的「學長」，幾乎都不到55歲就退休，有人因此長年茹素、有人心裡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退休後的陳志明積極投入合唱團，從音樂中找到平靜，他說：「我沒有想到，自己人生會是要為國家去做這件事情（槍決死囚）。一個殺人犯經一層一層調查審判後被處死刑，是非對錯，真的很難說得清楚。」
(文字／王崴漢；攝影／陳曉威；共同採訪、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每次接到「死刑」任務，就像大石頭壓上胸口
死刑釋憲在台灣社會爭議多時，但除了人權價值與憲法精神外，還有另一個兩難的關鍵──誰要去為國家執行死刑、扣下板機，成為奪去他人生命的人？
在台灣，死刑執法任務交付給台灣高等檢察署（高檢署）和其檢察分署的「司法警察」──法警。一般的法警，主要工作在保護法院或檢察機關的安全，並負責看守被告和犯罪嫌疑人；但在有刑場的檢察署，還被附加了「執行死刑」的特別任務。目前台灣主要是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負責新竹以北）、高雄檢察分署（負責南部地區），沒有刑場的縣巿，多由軍方憲兵協助執行。
陳志明過去服務的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是執行死刑最主要的刑場，他也是法警室執行死刑最多的「槍手」之一。陳志明形容，每回接到這任務時，「就像顆看不見的大石頭，重重壓在胸口上。」在他退休後，年輕法警無人接下這項工作，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目前只能由法警長跟副法警長承擔、自己去做。
「啪！」手槍加裝滅音管後，沒了貫滿耳邊的轟鳴聲，陳志明形容這就像泥巴落在地板上的聲音，但通常不會只有一聲。
20分鐘後，法醫會從罪犯的瞳孔有無放大判斷「生死」，如果沒有「順利死亡」，就得再開下一槍。連續幾發槍響結束後，刑場的所有人紛紛擠進一旁角落的盥洗室，一邊洗手、一邊帶有「儀式感」地喊著「洗手不幹！洗手不幹！」每回陳志明心裡都想著：「下次不是還要來嗎？為什麼喊這個？」但他還是跟著大家一起開口。
陳志明在54歲那年退休，他稱為「學長」的前輩也是不到50歲就提前退休。除了法警屬於危害生命健康或是安全的「危勞職務」，更是因為擔任槍手的工作，心中累積的矛盾很難向人傾訴，當壓力到頂點時，只能選擇離開。
什麼是危勞職務？
根據「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危勞職務指的是從事具有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或者須要輪班、夜間工作、工時長或有高變動性的工作。因此自願退休的年齡降低，不需等到60歲就能申請退休。
陳志明表示。「我們既然接了這份工作，都會認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我們也不知道這樣（執行死刑）是不是完全正確？」
回想起少年時期愛畫畫、夢想當藝術家，22歲那天因為父母希望他去「吃公家飯」、當公務人員比較有保障去考法警，陳志明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人生竟然會跟「槍手」工作扯上關係。
陳志明從小就是個很聽話的孩子，在父母期待下，他看到報紙上刊登法警招考資訊，就去報考，分發到高檢署上班。
「我也不知道考上後，我們單位竟然是在做這個事情（執行槍決）⋯⋯，」陳志明回顧自己經歷的一切都像「命中註定」。像是，他當兵時抽到憲兵單位，比一般部隊更強化射擊訓練，他曾有一個月天天揹著槍去靶場練習射擊，「我基本上都是滿靶，」事後想起，彷彿都在為未來的工作練習。
不知道是因為射擊能力突出的「天賦」被看見，還是自己在第一次戒護死刑犯的那個夜晚沒有表現出害怕，高檢署當時有30多名法警，長官會從中挑選3人長期負責執行槍決，23歲的菜鳥陳志明就被選中了。
第一次就有震撼教育。「第一次在現場戒護，槍手執行之後發現現場兩、三人用腳踩上他（死刑犯）的背。大家在那邊踩，我就想說『是不是需要踩』，我也跟著在那邊踩。後來問學長才知道，這麼踩是為了讓他存最後一口氣，看起來很殘忍，不過他們的目的是希望讓死者不要多受折磨。
沒過多久，長官找陳志明，要他考慮接下執行槍決的任務。他內心很猶豫，他知道有些資深長官可以只當戒護、不用當槍手，但到職一年後就在現場的他沒辦法輕易拒絕，「我就告訴自己『我現在23歲，能夠逃避多久』，（長官）如果都已經問了我，我說『你讓我再考慮一下』，他會不會半年以後又再問？」
當兵時曾遭到嚴重霸凌、幾乎痛不欲生，求學過程也被老師惡意嘲笑留下陰影，就算長官說「你不用勉強，你想看看」，成長時心理創傷讓他不敢忤逆長官，都影響了他的決定。陳志明提到，當初也有同事對為什麼由法警來執行槍決有疑慮，後來才在《刑法》第21條中找到答案。
這條法律規定，如果是依照上級機關或公務員的命令執行職務，就算行為符合法律上定義為犯罪的條件（槍擊死刑犯也是一種形式的殺人），也不會被追究責任。
過去槍決任務多在凌晨3點執行，半個小時前巴士就在司法院的廣場等待。大半夜的時間執行死刑，遮蔽掉所有見不得光的黑暗。
陳志明到職時，台灣剛解嚴，每年執行死刑的數量遠遠超過今日，最頻繁的時候，一週要去3次刑場。犯下死罪的不只是殺了人的，也包括結夥搶劫的，在被送往刑場前，這些死刑犯不會知道自己哪天會被槍決。
他擔任的最後一次任務，就是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的鄭捷。犯下綁架撕票案轟動一時的反共義士卓長仁等人被槍決的那一天，他也參與。
「最後，檢察官會問他們（死囚）有沒有什麼話要講，(死囚)通常都會說『我有非常上訴』，但檢察官會說『你的非常上訴被駁回了』；有的其實還在為自己辯駁，最後會認錯的人很少，大概100個看會不會有2、3個，也有人就回『沒有話要講』。
」陳志明說，死刑犯在生命最後一刻，很少有人明顯表露悔改，「印象最深刻的是卓長仁，最後還與同伴乾一杯，說20年後大家還是一條好漢？」
死刑怎麼執行？
在台灣，法律規定要用槍決、注射藥劑或其他人道的方式完成。但實際上都是以槍決的方式進行。有30多年資歷的前法警陳志明說明整理如下：
【現場人員】檢察官、台北看守所所長、台北監獄典獄長、書記官、法醫、法警。另外，法律也規定要依照受刑人的意願安排宗教師。
【法警工作】過去是1人負責槍決1位死囚，其餘法警在旁戒護。但近年也有1人先開第1槍，若需要補槍再由另1人接手的執行方式。
【開槍的位】一般打心臟，但過去曾有段時間法律允許死刑犯器捐，就要從死囚耳朵處打腦部。
【執行流程】
帶死囚到中央台交接，驗明正身以確認身分。
帶到臨時的偵查庭，問死囚有沒有話要說、交代遺言。
死囚服用最後一餐。
死囚接受麻醉，然後被抬至鋪好的棉被上，趴著。
法醫標出死囚背後的心臟處，由法警執行槍決。
過20分鐘，法醫確認死囚是否已經死亡，若無，再開一槍。
基本上槍手除了開槍的當下，與死囚相隔不到2公尺，就是陳志明心中劃下與死囚最靠近的界線。其他時間陳志明大多不去想、也不去了解死囚，甚至有時候連名字也都刻意不去記。
「盡量不要去想，否則你會烙印太多東西在自己身上，」陳志明解釋。
每當晚上「有任務」，長官會在上午就告知，但也不會透露是誰？有多少人？他從接到任務的那刻起，雖然自己不怕槍聲、不怕生死場面，但整個人從肩膀開始變得緊繃，心裡有個「我晚上要去殺一個人」的念頭愈滾愈大，「了解愈多，原本放在肩上的小石頭，會慢慢一直變大，直到把事情完成，才會覺得這個擔子放下來了。」
由於執行死刑不是法警的日常工作，每次面臨槍決，就像重新在把這顆石頭扛回肩上，就算做好心理準備，也難以排解如反射動作般湧上心頭的壓力。
陳志明高中念的是佛教人士創辦的智光高職，當上法警後，刑場對面有間地藏王菩薩，陳志明每次要「執行任務」前都會向菩薩祈求「任務順利」，希望死刑犯最後一程也能「順利」走完，「希望他們來世好好做人。」
20年前，台灣一份學術論文研究法警執行槍決的心境還有後續對身心靈的影響，從一位匿名法警的交談內容中呈現執行死刑的心境變化，歷經包括毅力、恐懼、焦慮、無助等感受，就算執行後得到心靈上的解脫，卻已經在生命烙下獨特而且深刻的痕跡，難以回到從前。
「死亡是猝不及防的，只要心房一卸下來，那些死亡帶來的心理影響、很多內在的陰影，常常會在沒有意識的瞬間跑出來。這不是你今天有防禦，就有辦法跨過去的，」這篇論文的指導教授、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蔡昌雄分析。
陳志明也提到，有回值班，正在辦公室睡著的同事突然大吼大叫、喊著「你不要來！」他趕緊把同事喚醒，拉到一旁聊了才知道對方夢到有鬼在追他，「同事的太太很生氣，氣他隱瞞了（執行槍決）這麼多年，大概花了半年時間去各大廟宇幫他弄（收驚），後來慢慢才好一點。」
蔡昌雄提到，面對死亡經驗，人們通常會啟動一些「防衛機制」減緩焦慮，包括不讓親友得知、建立禁忌或進行跟信仰有關的儀式行為，正好與陳志明的真實經歷相呼應。
「沒辦法一槍（結束）是很常見的事，有的人甚至還打過6槍，」陳志明曾目睹最慘烈的狀況，有一個資深前輩執行槍決時，因為屬於器官捐贈的個案，不能打心臟而改打大腦，而且腦死需由法醫判定，「打完之後就要趕快纏紗布然後搬上擔架，法醫判定覺得不行、就趕快再把紗布弄開來再打，結果一直到第6槍才送走。結果時間拉得太久，器官也不能用了。」後來也因為人道爭議，台灣已不再接受死刑犯的器官捐贈。
「剛開始做了一年多，我也想過不然就不幹（法警），可是我爸爸很在乎，他認為說，我們家好不容易有人當公務人員，我就好好把它做好就好了。」陳志明在法警生涯的後10年，沒有人繼續承接槍決的「長期人選」，他用「腦袋清醒」來形容同僚，「當槍手的費用可能比一般人多個幾百塊而已，當大家腦筋比較清醒的時候，就會選擇寧可不要做，不要因為做這件事情來困擾自己。」
陳志明也提到，早年內部會議曾有提議幫他們做心理諮商，可是後來卻沒有真的實行，讓他有點遺憾。
「雖然我們都會認為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是我們也不知道說到底這樣是不是完全對，畢竟我們是為國家去做這件事情，但是真正的是非對錯，我們也很難講啊。但是，我們看很多（死刑犯）的，真的會覺得他已經沒有辦法跟我們一般的人在一起生活，」陳志明在訪談最後袒露他的真實心聲，還有內心的掙扎。
39歲那年，陳志明被診斷出心臟衰竭，讓他對於人生的看法產生很大轉變，「大部分打（槍決）的部位都是心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也會有『因果』？」
退休後的陳志明積極參加合唱團，透過另個「天賦」找到新的生活重心。他從台語歌唱到古典聲樂，從一首比一首更具挑戰的樂譜和音符中，排解當年執行死刑累積的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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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1999年台灣發生芮氏規模7.3的921世紀大震，是20世紀台灣最大的地震。台灣的研究團隊也在第一時間進駐，鑽探2,000公尺深的地底，開啟「車籠埔斷層深井鑽探計畫」（Taiwan Chelungpu-fault Drilling project, TCDP），取得最珍貴的車籠埔斷層岩心，這是第一次科學家可以直接觀察地震時地心的錯動變化，也帶動台灣地震科學研究躍上世界。
2021年，花蓮地區接續發生芮氏規模5.8與6.2的地震，當年底我們的科研團隊又展開了米崙斷層鑽井研究計畫（Milun fault Drilling and All-inclusive Sensing Project, MiDAS），用光纖地震監測，就像在地殼置入「神經」，感測地層脈動，又是一項世界級的計畫，可望未來把地震監測更推進、更即時啟動防災手段。
從車籠埔到米崙，18年的研究接力，來地心到氣體、從科學到工程、由電波到岩層，以及民間鑽井者，他們各自身懷絕技、也帶著守護台灣的使命，如同地震科學領域「天龍特攻隊」，他們「鑽天盾地」，運用範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打開研究與產業的多元路徑。
本文是鑽井達人林伯修的故事，他憑著「牛一樣」的犁田精神，帶領團隊克服重重困難，從被看笑話到助力台灣學者取得珍貴斷層岩心、享譽國際地震研究學界。
(文字／楊惠君；攝影／林彥廷；責任編輯／吳冠伶)
「林老闆來壓陣了，我就安心了！」米崙計畫領頭羊、台灣地震科學中心科學家馬國鳳看見林伯修興奮地說：「沒有林老闆，這個（工程）沒辦法進行。」
米崙地底光纖井A工程下光纖那日午後，主要團隊核心成員齊聚見證這歷史一刻。與研究機構成員「文場」的學術特質相異，林伯修帶著一股「武場」的霸氣現身。他的任務是監工，檢視施作吊掛保護光纖套管的節奏程序──一根150公斤的套管，放得太快，容易發生意外；放得太慢，滲入水氣也會影響光纖收訊。
見自己領軍的施作同仁不急不徐一管接一管順暢置放，他心裡篤實，也掩不住激動起來對馬國鳳說：「老師，我看這次也可以再拚出《科學》（Science）或《自然》（Nature）期刊啦！」
林伯修的豐宇綠能公司，是台灣少數科學工程公司。他頭上戴的工程帽上沒印自己公司名字，倒是寫著「TCDP」（Taiwan Chelungpu-fault Drilling Project）、「車籠埔斷層2000m深鑽計畫」字樣，像是一個光榮戰士的徽章，閃閃發亮。
TCDP，亦即2004年啟動的車籠埔斷層深井鑽探計畫，是林伯修人生最嚴峻的挑戰，把自己和公司都對賭下去。從籌備階段開始，整整3年，他搬到位在台中大坑的車籠埔井區的貨櫃屋，買電腦、學程式、改鑽具，一敗再敗；看著身旁出入的成員一天一天減少，不過最終比煽情的勵志劇本更煽情──9局下半擊出再見全壘打，不只成功取出斷層岩心，第一罐岩心構造完整，至今提到他仍驕傲形容：「一支滿貫炮！」岩層構造從地震開始到結束都看見了。
在國科會資助的單一研究計畫中，TCDP是一級期刊論文產量最多的一個，而台灣同時能發表在《科學》和《自然》兩大科學期刊的研究也是空前未見。身為「業者」的林伯修，自認不是研究人員不需在論文上掛名，但他領到了2張研究單位致贈的感謝狀。
這支滿貫炮，不只逆轉了台灣地震科學研究在國際的地位，也逆轉了林伯修公司發展方向。
「台灣人沒有比人笨，沒有經驗、但有水牛精神。」受訪時，這話林伯修提了好幾次。因為，TCDP是國際型鑽探計畫，第一次國際研討會，林伯修報告完後，國際團隊的人在白板上寫下2個問題：
不符行情（指台灣深鑽計畫經費僅200萬美元、遠低國際的500萬美元起跳行情）。沒有經驗。
林伯修回憶，「我們好像就被當成『笑話』一樣。」這次報告後，好幾個國家立即「退出」TCDP計畫。
接下這個案子前，林伯修原是為了做開挖溫泉的生意，想讓公司由一般鑽井、轉進1,000公尺以上的深鑽領域。由於深鑽技術門檻高、對地質需有更多認識和研究，他找上當時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教授李錫堤和陳維民，跟著教授們做勘察，「我本來沒有信心去標車籠埔深鑽計畫，是這些老師們鼓勵我去挑戰，所以我把全公司所有的設備和資源整合去競標，拿到標案。」遭國外團隊的質疑，反而激發他的鬥志：「就是要像牛一樣，犁下去就是了。」
林伯修先積極「安內」。公司是林父創立，在商言商，父親問了句：「接這個案子會不會賺？」他回：「我可以努力不賠。」父親當然反對。最後他說服家人，還要父親把當時的案子都轉包給其他廠商，自己南下，在大坑山區貨櫃屋裡一待就是3年，用全公司資源做這個案子。「這3年我沒有回過家，我的小孩要看爸爸，都要搭客運來，當然差點也有『家庭革命』。」
為了工作傍井而居，一般人覺得不可思議，但林伯修的成長背景，讓他做這個選擇理所當然且毫無懸念：「我小時候就是跟著鑿井的父親，逐工地而居、睡帳蓬長大，小學換了4個學校才畢業。小二時，還因為父母去外地做工程，我自己一個人生活了很久，吃飯就到隔壁鄰居家，我的獨立就是這樣養出來了。」
林父原是省政府建設廳地下水工程處的專業人員，後來自己出來創業，做專業鑿井。早年鑿井主要是地下水利工程，後來也接高架橋、高鐵、台鐵基樁工程，「台北巿第一個高架橋──新生高架橋的基樁，就是我父親做的，」但年輕時林伯修和父親並不親近，被父親要求回去接家業時，「因為父親滿嚴厲，技術還都是父親朋友教我的。」
「在資源很少的年代，父親就用日治時代留下的木製鑿井設備，再參考歐美的設計去改良、整併成銅鐵式設備，原本1、2年才能鑿一口井，（父親）可以在1、2個月完成。那套5、60年代研發的衝擊式鑿井設備，到現在還可以用，」林伯修十分佩服。
這種工具研發的熱情和天賦，完全遺傳給了身為長子的林伯修。他接手公司5、6年後，再把父親的工法進行改良，由衝擊式改成鑽井式的半自動化設備，從地下幾百公尺的鑽井進階到1,000、2,000公尺以下的深鑽，這技術在全世界都是少有且先進的工法。
接下地震研究案是不會賺錢的工作，但打通了林伯修的任督二脈。對地質的深度認識、研發各式獨有的鑽具，從被國際嘲諷的「零經驗」中發展出「獨有經驗」，也讓林伯修開發了更大的商機。
他投注10幾年在地熱開發，已讓清水地熱成功商轉，每天發電50,000～60,000度，提供宜蘭大同、三星10,000戶家庭用電；第二個規模更大的金山地熱，也進入最後階段，一旦商轉，供應初期每度可以6.17元賣給台電，每小時可以提供10萬度電力。林伯修把3個弟弟全找回公司──老二林伯原曾是華航維修技師，在被派到波音公司受訓前被大哥召回；老三林伯聰是化工背景，懂工程設備整合；老四林伯耕則是台灣大學物理學系畢業、原任職中央研究院研究奈米生物學，正統科研出身。林家兄弟把父親留下的傳統鑿井公司，轉型為科學工程公司，也把早年挖井工作由「破壞環境」的黑色企業，扭轉成開發綠能的環保產業。
林伯修永遠記得，2004年8月，車籠埔斷層深鑽到1,110公尺挖到第一罐斷層岩心那天，岩心足足1公尺長，極美、極完整，一上傳到國際網站，瞬間「暴動」，沒人相信台灣能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原本退出團隊的國外成員都要求回來；結果岩心不夠分，日本後來還出資派出「國家隊」委託他們再取一段，他又開鑽井B。最後，國內自己的學者拿不到，林伯修只好再由側邊挖出第三段岩心。二孔、三段岩心，「那時真的撐到最後，再挖不出來（斷層岩心），公司可能就要倒閉。」
這次米崙計畫啟動時，他正忙著清水地熱要商轉，根本無力接下，但禁不起研究團隊三番兩次拜託，只好硬調出工程團隊投入，有了車籠埔成功經驗，這次挑戰難度相較不高，把握度也很強。不過他還是每天盯著上傳的圖像，「看到每日挖出的斷層泥一直取出，現在粗估可能有10公尺以上，這個不簡單，因為車籠埔斷層造成的921地震已是芮氏規模7.3的百年強震，斷層岩心也只有1公尺，如果（米崙）挖到這真的是斷層帶，那（一旦發生地震的威力）有多可怕？」但林伯修認為，或者有可能挖到的是歐亞板塊交界的地層岩心，那也會是世界首見，無論哪種，都是重量級的發現，不過都需要後續科學研究去實證。
儘管又是不賺錢的工程，但林伯修向馬國鳳拍胸說：「如果米崙這裡還需要加挖井C的40公尺，我免費送研究單位也沒有關係。」
「因為科研基礎，才能讓我走到今天。深鑽工程在國外多數是國家團隊支持，台灣是靠我們私人企業在做。投入這樣工作對民間誘因不高，但我很希望不要後繼無人，如果未來我在地熱相關工程真能穩定獲利，我會成立基金會支持地球科學研究。」
牡羊座的林伯修，自認個性獨裁霸道，屢屢創造台灣深鑽紀錄的他，領悟的不是公司治理之道而己，而是通透宇宙生命的義理：
「地下的石頭都在說數十億年的故事，比起地球的時間刻度，人類的存在實在太渺小、太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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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921地震驚人之處在哪？開啟了哪些地震相關研究新頁？我們又該如何與震共存？《報導者》取得台灣科學家團隊享譽國際的研究資料，帶你進行一趟科普之旅。
1999年9月21日，凌晨1時47分15.9秒，芮氏規模7.3的百年強震震撼全台。這場地震不但是20世紀台灣本島最大的地震，更寫下台灣地震史上傷亡第二多的紀錄：2,454人罹難，逾10萬戶住宅倒塌。
20年過去，台灣不只還在防災政策法規、心靈創傷中努力重建，也在學習如何與斷層帶密布的島嶼和平共存。很多人不知道，因為921，提升全球對地震觀測的了解；因為921，台灣躍升至國際地震研究與預警的世界大國。
《報導者》透過中央大學地震災害鏈風險評估及管理研究中心團隊及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研究員等專家的解析，從這群20年來守護台灣地心、偵測台灣島嶼情緒的權威研究者成果中，帶領讀者從地球科學視角，更深刻認識921，並且學習如何與地震共存。
這場地震震央位於南投集集，震源深度僅8公里，屬極淺層地震，破壞力驚人，不僅全台有感，地震規模7.3、中台灣最大震度更達最高7級。「集集地震」（下稱「921地震」）不僅是20世紀全球最嚴重的地震之一，亦是地震研究上相當重要的世紀大震。
921主震過後半小時內，凌晨1時57分、2時3分、2時16分，分別又發生規模6.4、6.7、6.8強震，使得921災情雪上加霜。
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地震發生後1個月內，顯著有感地震達163次。截至10月底，顯著有感餘震更多達205次，其中181個地震之規模在4以上，規模6以上者也高達10個。若從最大震度觀察，當時共有27次地震達5級強震標準，其中又有5次地震的最大震度達最高的7級「劇震」。
921餘震次數打破台灣地震觀測紀錄。中央氣象局數據顯示，截至10月底，規模2以上的地震超過20,000次（包含震度0級的無感地震），比1994至2011年間（扣除1999及2000年）每年地震平均次數10,837個，多出整整一倍。
接二連三的強震，不僅造成路面、橋梁毀損，多地建築也發生倒塌或火警，彰化以北陷入一片黑暗、多達649萬戶無電可用。內政部消防署統計，集集地震共造成2,454人罹難、50人失蹤、11,305人受傷。全台有超過10萬戶房屋毀損，以南投縣、舊台中縣最為嚴重。
921地震造成的財產損失相當可觀，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資料庫數據，集集地震災損高達140億美元，截至2019年9月為止全球排名第13位。不過若截至1999年底，921災損排名高居當時全球第6。
這場地震起因於車籠埔斷層錯動。該斷層屬於逆衝斷層，斷層面向東傾斜約25至35度，這次錯動在地表產生長達約100公里的破裂帶，南至南投縣竹山桶頭，北至苗栗卓蘭。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員馬國鳳指出，車籠埔斷層北邊埤豐橋一帶產生高達12公尺的滑移量，這是非常罕見的現象。由於過去的假說認為地殼所蘊涵的能量，最多為3公尺，巨大滑移量令國內外專家震驚。
921地震是台灣地震學研究「承先啟後」的轉捩點。馬國鳳指出，921當年，台灣活動斷層的研究尚未拉到百年或是千年維度，科學家只能根據20世紀地震序列數值，包括1906梅山地震、1946年新化地震、1964白河地震在內，看到嘉南地區地震頻繁，921發生前，都把最可能發生大震的關注力聚焦在嘉南。
然而，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創所所長蔡義本的遠見，促成中央氣象局1991年開始執行強地動觀測計畫；雖然科學家未預測到集集會發生大震，但地震觀測計畫卻為921留下珍貴的紀錄。此外，當時地震速報系統在102秒內便快速偵測出初步的震央及地震規模，事後連美日都來參訪。
為了探討車籠埔斷層北側巨大錯動量的力學機制及地質狀況，2004年台灣啟動世界級的「台灣車籠埔斷層深井鑽探計畫」，選在台中大坑進行2公里深的鑽探，取出斷層帶岩心。由於該斷層角度低且為逆衝斷層，提供鑽探絕佳天然條件。
團隊歷經超過一年的鑽井後，總算創造世界首見取出「新鮮斷層帶岩心」成果，帶動多項重要地震後續研究。
由於岩心樣本相當珍貴，研究團隊後續在距離原井（A井）約40公尺處開鑿B井，並從B井再側鑽出C井。2006年更加裝「井下地震儀」，偵測地底深處發生的地震；並透過「雙井實驗」觀察流體滲透率。將鑽井效益發揮地淋漓盡致。
深井鑽探計畫開啟更多地震研究領域，馬國鳳學生、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副教授林彥宇從井下地震儀收集到的波形，觀察到只有P波（壓縮波）而沒有S波（剪力波），結合附近地質條件後發現，地下水在不透水斷層泥之下累積液壓、並在裂隙中解壓的過程，可能是造成微小地震的原因；這項研究也登上《科學》（Science）期刊。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研究員許雅儒和其指導的台大地質所博士生唐啟賢則透過遍布全台、超過400座的全球衛星定位觀測系統（GPS）觀測站的位置變化，運算921後地表「移動速度」。當移動速度快慢不一時，地表就產生壓縮變形，最終引發地震。
團隊以地表震後位移量為基礎，透過物理參數演算及模型建立，解析台灣造山帶下部地殼變形特性。透過長時間的比對觀測，研究人員得以掌握斷層變形狀態，由能量累積愈久的地區、推測出未來地震高風險區。這是把GPS運用在地震觀測的創新研究。
921地震為台灣地震研究寫下豐厚的一頁。截至2019年9月，根據國際地震中心統計，針對921地震發表的研究論文已達652篇，世界排名第4，僅次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及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
馬國鳳表示，大規模地震模擬、震源力學效應、多斷層破裂是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最重要的議題，台灣所站的位置不但可以解決這些科學問題，更可與世界共同討論
自然災害可能永遠無法消除，但科學家的目標是期待災害發生的當下，能以最好的科學力量做到最大的防制效益，把災害衝擊降到最低。
馬國鳳團隊建構「台灣地震模型」彙整地質學家野外調查資料，把目前掌握的全台斷層帶孕震週期納入考量，盤點各活動斷層及孕震帶可能的發震機率，讓每個人都能知道自己居住環境與斷層帶的距離，並且預估每條斷層帶未來50年發生規模6以上地震的機率），做為社會、經濟、政府單位形成防災政策的參考，更讓全民都有風險管理意識。
馬國鳳團隊除致力將地震模型調整地更加精準，例如考慮盲斷層、海外斷層、震波傳遞路徑，或納入軟弱地盤的場址效應，計畫定期公布最新的地震潛勢圖，團隊目前也正進行更前瞻性的地震景況模擬。
地震災害鏈風險評估及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泓昱舉例，受地形限制影響，科學家對中央山脈的調查及了解較有限，希望透過模型模擬、給足地質或應力條件後，可以模擬1萬年來台灣島上大地震的發生情境，觀察是否能模擬出當年的921地震。若將模擬震源和目前已知的斷層比較，科學家有機會找到地底下存在、但未被發現的孕震構造或盲斷層，補足研究上的不足之處。
馬國鳳表示，一旦研究更成熟，未來可望在斷層還沒有錯動之際，就能模擬地震規模、滑移量、是否因地質產生放大，人們不只知道準備是否充分，也能以此分配防災資源。如在高機率斷層周圍、老舊建築多的地區，即應優先進行都更或耐震補強。
中研院地球科學所研究員李憲忠近年致力開發「台灣地震數值模型」，這套系統具備強大電腦運算能力，可透過觀測紀錄、地下構造等數據，逆推震源的破裂過程、模擬地震波如何傳布。其中「即時地震監測系統」持續監測台灣附近有無地震發生，不僅可以快速產生地震報告，能以最短時間理解震源機制，方便專家判斷災害風險。
李憲忠舉例，琉球隱沒帶若發生大地震可能造成海嘯，台灣約只有10幾分鐘到半個小時的應變時間，該系統可以在地震2分鐘後知道災害的可能性，協助做撤離判斷。
透過模型輔助，可在震後找出災情最為嚴重的地方，作為救災人力調度參考，亦能評估是否影響其他斷層或引發餘震。該模型同時能根據歷史資料線索，還原早期發生的地震，或設定情境、模擬未來地震災害，作為防災規畫之參考。
從研究連結產業，進行防災準備
921後20年，台灣地震研究開創出更精準的災害模擬，不少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都為防災的下一步奠定基礎，有機會落實於工程和社會經濟層面。
「在台灣，約30年就可能會出現一次較大規模的災害，也就是，一個台灣人，一生至少會經歷2次大地震，」馬國鳳懇切說，也許沒經歷過921地震的一代，可能現在無法感受大震的威力，但住在台灣島上，時時刻刻都應有防災的意識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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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2024年巴黎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 Games）點燃今夏運動熱潮。事實上，除了夏季奧運外，身心障礙選手也有不同的奧運競賽，像帕林匹克（Paralympic Games）、特殊奧運（Special Olympics）以及聽障奧運（Deaflympics），選手們的競技能力與意志力的展現也十分強大。
台灣唯一承辦過的奧運級比賽，是2009年在台北舉辦的聽障奧運，而明年（2025）是聽奧100週年，將於東京舉行，台灣最頂尖的聽奧選手也在積極備戰。台灣第一位在聽奧奪下金牌的男子十項全能戰將安慶隆，如今已成為國家隊教練，他不僅傳授選手們運動競賽的技巧，更傳遞他們不要自我設限的無聲力量，讓選手也把聽人當作對手、一起競爭。安慶隆戴上助聽器接受《少年報導者》記者專訪，提到自己投入聽障選手訓練的信仰，是希望「孩子能獨立自主，不會被排除在（世界之）外」！
(文字、攝影／王崴漢；設計／黃禹禛；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33歲對短跑選手來說，多數已經由巔峰開始下滑。2009年聽奧在台北舉辦那年，安慶隆原想提早退休，但身為台灣第一面聽奧金牌得主、肩負地主選手的使命，仍以賽會最高齡的選手出賽，為了「把金牌留在台灣」咬緊牙關拚命、全身上下都是訓練留下的傷，成為媒體口中的「鋼鐵熊」──指的不只是他如鋼鐵般強壯的「肌肉男」外型，更是他不斷突破自身、翻轉「不可能」的鋼鐵意志力。
參與十項全能，選手必須在2天內完成10個田賽跟徑賽項目，分別考驗選手速度、力量跟爆發力，更關鍵的是能否撐過連續高強度的運動負擔，挑戰人體的體能極限。
結束最後一項1,500公尺項目，安慶隆躺在地上大口喘著氣──他又突破自己過去的紀錄，以總分6,106分取得銅牌，遠遠超越2001年羅馬聽奧拿下金牌的5,407分；同時，他也在撐竿跳項目跳出自己最佳紀錄4.55公尺，拿下銀牌。
男子十項全能怎麼比？
男子十項全能的選手，必須在兩天內完成10個田賽及徑賽項目，是一項考驗力量、速度、爆發力、協調性的艱苦挑戰。
第一天比賽要依序進行100公尺、跳遠、鉛球、跳高及400公尺項目；第二天則要完成110公尺跨欄、鐵餅、撐竿跳、標槍及1,500公尺。比賽成績是按照國際業餘田徑聯合會制定的專門田徑運動全能評分表、避免只靠特定項目取得高分，最後各個單項成績所得的評分加起來計算，總分多者為優勝，能奪牌選手在各個項目表現都必須均衡。
安慶隆在第19屆羅馬聽障奧運會拿下男子十項金牌的場地，也正是「亞洲鐵人」楊傳廣1960年為台灣奪得首面夏季奧運獎牌、男子十項銀牌的同一個地點。
當年的奪金大熱門，卸下選手光環後投身教練工作。相較於用速度取勝的短跑項目，似乎更擅長「堅持」的安慶隆做教練，一待就是20年，激發無數學生追逐「聽奧國手夢」。台北啟聰學校地下一樓的重訓室，牆上貼著5個大字「無聲的力量」，旁邊還有當年台北聽奧留下的宣傳海報，安慶隆在這不只傳授田徑技術給14～18歲的聽障青年，更指導他們「要勇敢」、「能獨立行動」，就像孩子們的人生教練。
打開孩子心房的第一步：重頭學手語
「聽人要教1次，我就要教我的學生3到5次，」談到差異，安慶隆指出，聽障者相比聽人需要更多時間來理解指令，教練工作最大的挑戰就是溝通。
聽覺障礙可分成先天或後天因素導致，有些聽障者習慣用口語表達，有些則使用手語。安慶隆並非先天聽力障礙，小學四年級才因一次高燒導致聽力受損，所以不是從小就懂手語，「我有時候也不知道他們（學生）在想什麼，有些聽障學生沒辦法聽你講話，他們只會發出聲音，記憶力並不是很好。」安慶隆舉例，好比給了指令讓同學去跑6圈操場再來做熱身操，後來卻看到他坐在一旁休息，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剛剛他沒聽懂，但他也不會再確認。」
2004年，安慶隆從聽奧舞台來到台北啟聰學校，同學大多打手語、不怎麼說話，才剛開始學手語的他常常眼睛都看花了，還猜不透對方想表達的意思。
他印象很深刻，有回在學校與人交談，明顯感受到對方「希望我多學手語」。安慶隆為了要讓對方感到「被尊重」，花了好長時間一字一句重頭學起，從「快樂」、「謝謝」，到能夠用手語流暢表達自己，也理解對方。
「想要叫，可以『吼』出來！這樣力量才會出來！」既然「五感」中少了聽覺，安慶隆就加強「視覺」還有「觸覺」互動。如今他跟同學一下打著手語，給予訓練指令；一下親身示範推鉛球，調整選手的擲球姿勢，很難想像「手語」不是他的「母語」。現在的安慶隆自信地告訴我們：「手語就是我們的文化。」平時他基本上不戴助聽器，用手語和同學們相處，彼此沒有隔閡。
安慶隆跟這些孩子還同樣年紀的時候，很活潑好動，但國中加入學校田徑隊，隊上只有他一位聽障，讓他難以融入訓練，教練也不太能與安慶隆溝通。國中整整三年，他都在追逐同學的身影，靠自己的感覺去體會、去模擬，好不容易拚來一次上場機會，最後也沒有得名。
這段童年回憶，讓安慶隆比任何人都能接納同學希望「被理解」的需求。他不只在運動專業上是「傳奇」，更是孩子在躁動不安的青春中，給予支持的心靈捕手。
一位好教練給他的力量與典範
從選手變身教練，安慶隆的想法和理念，以影響他最深、感情形同父子的教練王文祥為範本。
「早年的教練比較嚴格，不太會發現我們身上有傷，」當年1位教練一次要帶將近20位學生，教練常忙不過來，更別提運動員的需求有沒有被照顧到。安慶隆憶起，當時若不小心受傷就得咬起牙忍耐，忍不了、沒了力氣再送去醫院。
後來經由認識的教練安排下，安慶隆在桃園高中教練王文祥底下備戰2009台北聽奧。「安！一起！」王文祥這樣邀請安慶隆跟著其他田徑運動員一起練習，雖然只有他一位聽障，但這裡訓練氣氛很好，王文祥也特別關照安慶隆，要他「開心訓練」。
「王文祥教練不會有脾氣，他會跟我溝通説『好！腳受傷就不用練跳高，不然腳會不舒服』，」安慶隆從王文祥身上觀察到，教練要讓選手感覺是親近、可以傾訴的，選手自己也得提出需求，雙方的互動必須緊密、有溫度。
早期基礎功力不足、幾乎是由觀察跟模仿開始的安慶隆，在王文祥教練的指導下一步一步鍛鍊他最不拿手的撐竿跳，結果2009台北聽奧，安慶隆不只在十項全能拿牌、也在撐竿跳跳過4.55公尺勇奪銀牌，師徒兩人緊緊相擁、喜極而泣。
如今，安慶隆也期許自己能如當年王文祥領著他超越極限，也成為年輕後輩的支柱。每回出賽他都與同學們提前約在校門口，一同搭公車前往賽場，比完賽他也會讓同學們一起留下來收拾、吃便當聊聊天；他常號召畢業的學長姊「回娘家」，除了交換彼此的訓練心得，也凝聚孩子與田徑隊的向心力。學生覺得安教練幽默好相處，看在旁人眼裡他對選手的關愛無微不至，「他不是只有當教練，更多時候我會覺得他就像是爸爸的角色，」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祕書張震宇這樣形容。
跟「聽人」站上同樣的舞台，為自己爭取「公平競賽」
比賽過程中，常看見安慶隆像「爸爸」一樣手握相機對準選手拍照。這除了是要記錄同學的運動身影，更重要的是為了校正田徑競技中很關鍵的「姿勢」。無論是田徑運動員必學熱身操「馬克操」、還是跑步時注重「前掌著地」，都是在雕選手的姿勢還有出力，是影響跑步速度的最大關鍵。
「丟標槍的時候，我看的重點不是丟得多遠，而是姿勢要調好、動作要做對，」比起成績、安慶隆更注重的是同學對於田徑技術的基本概念與正確的姿勢養成，這也是他當年花最多時間跟著王文祥教練重新打基礎，後來在成績上有更大突破的原因。
台北啟聰學校地下一樓的重訓室牆上，除了貼著安慶隆當年參加台北聽奧的海報，一旁還有一大張歷屆學長們參與國內外重要賽事的榮譽榜。今年（2024）1月才帶同學出國到巴西聖保羅，征戰「青少年版的聽奧」、第1屆世界聽障青年運動會，許多選手首次參與國際賽事都跑出個人最好成績，安慶隆也打算把這份戰績貼上去。
「以前我沒有做（貼成績），結果他們都不相信，教練我是在2001年拿過聽奧金牌，」安慶隆打趣說道。
不少台北啟聰學校田徑隊的同學以安慶隆為目標。但除累積比賽經驗、技術精進外，安慶隆更希望孩子們能在賽場上鍛鍊「心理肌力」，培養選手的獨立性。所以安慶隆隊上的學生不只跟聽障比、還要跟一般生的聽人比，過去在台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青年盃跟中正盃都能看見他們的身影。
安慶隆鼓勵田徑隊的同學也把聽人當對手。圖為今年台北市中運比賽前，啟聰學校田徑隊隊員陳緯凱與其他選手等待檢錄。（攝影／王崴漢）
今年2月在台北市中運比賽開始前，台北啟聰學校的孩子們對比其他學校的選手們此起彼落的交談聲，顯得安靜了些。田徑隊隊員陳緯凱一邊聞著現場肌肉酸痛噴劑的味道，一邊握緊冰袋讓自己冷靜，「除了緊張，還是緊張，因為聽人很多，然後我是聽障。」可以口語表達的隊友梁又奇，協助我們翻譯出陳緯凱的心聲。
在這場賽事上，教練安慶隆給他們的考驗是「自主溝通」。由於一般聽人的比賽不像專屬於聽障者的比賽有設置「視覺輔助系統」，透過燈號協助選手判斷起跑時機，安慶隆鼓勵孩子們在起跑前，能自行跟裁判溝通揮旗的時間、位置，為自己製造一個「公平」的競爭機會，因為揮旗要是比鳴槍聲晚了些，都會嚴重影響比賽表現。
「過去有選手在其他選手開始熱身的時候，還呆呆站在原地，我在觀眾席上看到他會緊張，緊張的時候我就在旁邊讓他有安全感。但現在他們都會自己去跟裁判説，要多練習一次去熟悉揮旗，他們都成長起來了，」比賽時間一到，安慶隆如今不會陪著同學檢錄，而是自己移動到看台上，同學們也在比賽順利結束後向安慶隆比了個大圈。看著學生一步步走向自立，安慶隆有感而發。
下一屆聽奧將在明年於東京舉辦，安慶隆說，通常要到大學才有機會挑戰聽奧殿堂，但如果能力突出、剛好又很幸運，高三就有機會參加。田徑隊的孩子今年1月征戰第1屆世界聽障青年運動會，中間經過選拔，7月代表台灣參加由台北主辦的世界聽障暨世界聽障青年田徑錦標賽，是僅次於聽奧的一級國際賽事。
當了10多年選手，再加上20多年的教學經歷，認識安慶隆的人常跟他說「辛苦了」，但安慶隆每每都會回應「不辛苦」，低調付出的他，不習慣去談感想。安慶隆開玩笑地對我們說：「有選手也想當教練，所以來找我請教，我跟他說，當選手就好。」不過，他下一秒隨即堅定表示：「未來20年還是一樣繼續教，選手有動力、有目標我們就一起去做，我的工作就是這樣，一樣的方法沒有變，都是要幫助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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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上屆東京奧運，台灣靠著李洋、王齊麟的男雙「麟洋配」和女單天后「小戴」戴資穎，在羽球項目奪下一金一銀。本屆除了「小戴」和「麟洋配」外，男子單打周天成，以及葉宏蔚、李佳馨的混合雙打，依然是台灣奧運奪牌的主力，羽球也被視為台灣的「新國球」。緊接著夏季奧運後登場的帕林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 Games，簡稱帕運），台灣陣中也有一名排名高達世界第2的方振宇，儘管因為出生時左臂神經叢受傷，只能用單手揮拍，但疾如閃電的高躍殺球力道威猛，在上屆東京帕運首次納入的羽球項目就勇奪第4、更擔任台灣代表隊閉幕的掌旗官，備受矚目。
今年，方振宇二度挑戰帕運，目標直接看向金牌。
「我的夢想原本是希望（受傷的）左手好起來，」如今以右手當「國手」，讓方振宇不再覺得左手是「缺憾」，他以偶像馬來西亞「拿督球王」李宗偉堅持12年挑戰奧運金牌、永不放棄的精神勉勵自己，一直能站在比賽場上，就是最大勝利。
極有運動天賦的他，曾是田徑、羽球的雙棲運動員，在全國身心障國民運動會（簡稱全障運）的400公尺、跳遠分別破了大會和全國紀錄。跑得快、跳得高，讓他在既需快速移動、又需高躍跳殺的羽球場上更具競爭力。在場上，常可見方振宇招牌動作──如閃電般高高躍起殺球，左腳才剛落地、右腳已經再次撲向對手打回來的球。「3拍內打死！」直逼對手防守死角、不給予任何喘息機會。
2021年東京帕運是羽球項目首度列入正式項目，方振宇參加的是「SU5級」的比賽，在最後關頭以「外卡身份」幸運擠入帕運會，最後一路拚到銅牌戰，可惜力拚後，敗在世界排名第3名的印尼好手努格羅（Suryo Nugroho）、獲得第4名。
但闖進4強最關鍵的一戰，就是在首場對上世界排名第5的日本選手今井大湧。
「無論如何都不能把球打高！」兩人同樣是進攻型的選手，教練紀世清給方振宇的指令就是「把球壓低」，不給對手任何反擊機會。當時世界排名第7的方振宇與今井大湧過去交手的經驗輸多贏少，賽前又一度因為過度訓練拉傷了梨狀肌，個性容易緊張的方振宇不斷深呼吸，回想訓練時沙盤推演的那些取勝策略，利用一球又一球速度更快、力量更大、角度更刁鑽的斜線下墜球，擾亂「也很緊張」的今井大湧，最終拿下這重要的一勝。
這一場比賽讓方振宇一下子被看見，甚至對上後來奪金的馬來西亞好手謝儮好、從他手中奪下該屆帕運唯一失掉的一局，讓方振宇這個「外卡小子」成為各國提防的大黑馬。
「其實在拿到『外卡』前，都完全沒有自己也能去帕運的念頭。這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夢想吧。」球場上「霸氣」的新星，換下運動服後就是個靦腆的大男孩。
如今，他的世界排名也急速竄升到世界第2。2024巴黎帕運，已由上屆「黑馬」成為奪牌「大熱門」。
【帕運羽球選手依身障情況分成6等級】
帕運羽球項目有輪椅組和站立組，為了確保比賽的公平性，依照身障情況分成6個等級，數字越低，代表身障損傷對運動員競爭能力的影響越大。
方振宇在羽球項目被列入的是「SU5級」。
方振宇細細回憶，自己曾有過2個互相矛盾、而且不一定會實現的夢想──「左手」跟「國手」。
他從出生時，就失去了「左手」。方振宇出生時重達4800克、是個「巨嬰」，遠遠超出台灣新生兒平均出生體重3300克，出現了所謂的「肩難產」。醫師緊急把振宇拖出來的過程，讓他左手2條神經被拔起，僅剩3條拉斷的經過手術接回。
左邊肩膀上的疤痕，是方振宇從出生3個月後就開始接受一連串手術所留下的印記。那段反覆從台南北上台北大醫院開刀的日子，方振宇的印象模糊，只依稀記得常常得跟學校請假，一請就是一、兩個星期。
「他手這樣，做粗工都沒辦法。我們想說以後就去考公務人員。」方振宇的媽媽廖秋蘭說，當時振宇從小學心算、也補英文；同時，好動的他參加學校田徑社，「每節下課就往球場衝」。某次友人的爸爸約方振宇打羽球，初次握著球拍，方振宇覺得只需要單手就能持拍的羽球，比籃球跟躲避球都更適合自己。
「羽球要拿下勝利背後有太多不確定性，但這也是羽球之所以有趣的原因。而且對我來說，後來為什麼沒有選田徑，就是覺得打羽球好像比較有機會。」方振宇從小愛運動，假日最喜歡跟著爺爺一起追美國職棒、瘋王建民，開始打羽球後也看過好幾回羽球史上最經典的「林丹和李宗偉大戰」，「拿督球王」李宗偉就是他的偶像。
起初只是覺得李宗偉打球漂亮，後來看著李宗偉四度挑戰奧運金牌，屢敗屢戰、始終不放棄，方振宇深深地被他「想打球」的意志感動，2016年里約奧運李宗偉3度挑戰金牌失敗，方振宇也在Facebook上跟著轉發一位部落客Ah Lee寫給李宗偉的「千字感言」。李宗偉雖然沒有拿到最渴望的那面奧運金牌，但在廣大球迷心中，回顧李宗偉職業生涯，是勵志的、鼓舞人心的。
「我就常常去想，自己有沒有機會像他們一樣成為運動員，出現在電視上。」就算家人期待他選擇生活穩定的職業，骨子裡流著競技血液的方振宇，早已立下運動員的夢想。
方振宇說：「我的夢想原本是希望左手好起來，但這樣就不能圓國手夢了。」
而如今，他圓了國手夢、也放下對自己「左手」傷殘的遺憾。
國中二年級，方振宇在老師的鼓勵下報名全障運，拿下銀牌。方振宇與對手交手的過程，主辦活動的國立體育大學教授紀世清都看在眼裡，他決定主動向振宇詢問：「要不要當羽球國手？」
當時全障運還是推廣運動休閒為主，較不具競技成分。紀世清眼中的方振宇基本體能、身高都是培育身障運動員的最佳人選，他希望振宇先去念台南市新豐高中，有專門培育競技型羽球選手的體育班。對方振宇而言，他默默放在心底的「國手夢」一瞬間變得清晰。不過，父母一度希望振宇把羽球當作興趣，尤其當時他已考上台南二中，「選擇體育班」是很大的人生賭注。
廖秋蘭回憶，方振宇曾經對她說：「媽媽，書要什麼時候念都可以，但如果我想要繼續打球，你覺得我50歲還能出去跟人家比賽嗎？」家裡過去沒有人當運動員，以養成的角度來看，方振宇起步又算晚，加上身障運動員的環境不如一般運動員；甚至，考體育班有跳繩項目，單手無力的振宇最後只能進普通班，利用課餘時間加入體育班練習。就算如此，他還是決定放手一博。
「他從小對任何事情，都會希望自己做到。」廖秋蘭這樣形容兒子。
她提到，有次振宇參加心算比賽輸了，回家後告訴她，自己再做一下題本就去睡。結果隔天起床發現，振宇竟然花了一個晚上把整本書都算完了。從學校老師、教練到母親，他們眼中的振宇，鬥志總是很旺盛。
過去打羽球大多是與社區鄰居們交手，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的方振宇，真的是「半路出家」。他深刻記得高中開學前的暑訓，第一天就要跑5000公尺，「之前跑過最累的，應該就是以前體育課跑體適能1600公尺。他們（新豐高中）的訓練還得限秒數跑完，當時說要算12圈半，我也不知道我有沒有算完，教練就要我停下來，因為大家都跑完了。」
這種看似永遠追趕不上的現實衝擊，發生在訓練的各種環節，別人打得出「切球上網」，振宇當時可能連球都切不過網。即便是自己喜歡的羽球，方振宇一開始也會迷惘，也會為了彼此的差距感到焦躁不安，但也是體育班的訓練氛圍，讓「想變強」的意志牽引著他。
班上有幾個想額外花時間自主加強的學長，方振宇就跟著他們，早上起床先去慢跑，下午訓練結束後再留下來彼此對練，在專業訓練的洗禮下感受到自己的成長。當他跑完5000公尺發現自己已經是「前段班」，他的目標更堅定，考學測的時候只填了國立體育大學，「我就是想再繼續試試看。」
進入國立體育大學，紀世清正式成為方振宇的教練。羽球除了球速快、跑動距離長，球的落點也很多元，像振宇這類單臂損傷或無力的運動員，需要透過重量還有核心訓練提升下盤穩定度、也加強單臂控制力道的能力，這跟一般運動員的訓練目標大致相同。但在屬於頂尖選手的比拚中，當球速更快、球的落點更難預測，振宇的身體在每一次揮拍的空擋，需要花更多心力維持平衡。
「一般奧運選手做出大動作揮拍，他們下一步還是可以很平衡、快速地迎接對面揮過來的球，」方振宇說，「比起一般運動員，我們在場上的消耗會比較大，同樣是10分鐘、跑相同的距離，我們也比較容易累。」
對他來說，站在運動場上不僅要在不停的移動中保持平衡、讓身體不會晃動，更關鍵的，是如何在每場可長達一小時的競賽中堅持下去。帕運場上的鬥爭除了拚技術、體力，也拚彼此的鬥志。
為了訓練平衡感，紀世清從最基礎的餵球下手，每回由3位選手輪流快速接球，通常會訓練殺球上網、左右兩邊的防守能力或後場攻擊等球技，其中方振宇因為左手臂損傷，面對左邊方向的接球，平衡感比較不穩定，紀世清就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多餵左側的球，讓振宇熟練接球姿勢。一次訓練差不多費時40分鐘，從大一開始持續了3年，紀世清深刻記得，振宇在某次餵球結束後，特別感謝教練，說著「我差一點哭出來！因為從來沒有教練這樣餵球給我做訓練。」這句話一直迴盪在紀世清的心裡，一方面深刻地感受振宇有多麼愛羽球，一方面也認知到，身障運動員需要更多關注。
目前身障運動員與一般運動員相同，得透過累積各種國際賽會勝局的積分加總，取得參賽資格。方振宇雖然在高二入選國手，但東京帕運那年，他必須投資自己，花錢出去比賽才能累積積分。帕運羽球選手需要提交6場勝局成績，當年帕總補助3戰的出賽費用，但通常一年有10幾戰要打，方振宇大學打工累積的生活費遠遠不足。他久違地回台南找父母商量，「我們當時問他：『你拿到積分的機會有多大？有五五波嗎？』他說，沒有比怎麼知道？」當時算一算花費可能要50萬，振宇的父母再次有了想說服振宇放棄的打算，「弟弟，你不一定要打帕運，50萬存著以後可以買房子。」
「當時壓力真的很大，每一場比賽都很關鍵，少了一點點積分就有可能拿不到資格。很怕花了家裡超級大筆錢，最後卻沒拿到資格。」現實壓力逼迫方振宇直視自己的恐懼，想到自己開始打球後的目標就是打到帕運，如果沒有拿到帕運資格，為何還要這麼努力？
「後來我就想說，就算今天沒有拿到資格，我還是要繼續訓練，因為我還想打下一屆。」就像李宗偉堅持了12年追逐奧運金牌，對方振宇來說，球還沒落地前要不停地追，只要還有一絲希望，就不能放棄，這是他與羽球的約定。
所以，當方振宇站上東京帕運舞台的那一刻，多年來的夢想終於實現，「讓我對於自己的選擇更有自信，面對未來更多的挑戰或壓力也比較堅持得住。」
今年是方振宇第二次挑戰帕運，他明顯感受到帕運選手有更多資源去戰鬥。過往一個月前才開始集訓，這回方振宇提早半年就進國訓中心備戰，有更多教練、陪練員加入，還有運動科學的參與，都更具體也直接地針對自己還有對手們的優缺點去分析，並加以調整。
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謝儮好，擊球技術純熟，常讓對手無法預測球路，控球能力又很突出，屬於「全面型選手」，他的弱點則是體力。而好鬥、跑動又快的方振宇，在場上擅長用速度還有爆發力壓制對手，但也容易因為一時急躁、亂了攻擊節奏而失分。這一年來他積極加強自己不擅長的球路，用後場跳殺、側殺或是拉長來回交手的時間，找到最精準的殺球時機。
3年前比完東京帕運，方振宇在後續的國際賽事上都有很好表現，尤其上個月剛結束在蘇格蘭的公開賽、也被認為是巴黎帕運的「前哨戰」，方振宇奪下亞軍。雖然還是無法戰勝謝儮好，但離今年帕運獎牌又更近一步。
3年前還是排名還是第7、如今已經晉升世界第2，從高中一路走到現在，方振宇踏出每一步都在為台灣身障羽球寫下歷史。雖然辛苦，但他認為：「這些酸痛，是我成長的開始。大家都想贏，我相信，把訓練的成果發揮出來，就是我可以贏的時候。」
紀世清同樣感受到這股從方振宇身上散發出來的自信，然而他也透露：「我跟振宇當然都還是會緊張。」上屆帕運拿下第4，大家都在觀望方振宇這次是否能順利拿牌，甚至奪下金牌，「我都不敢跟振宇說得牌的事，現在只能做最大的努力，然後相信運氣。」
關於「運氣」，方振宇雖然不是特別迷信的人，但在賽前還是會掛上御守，祈求帶來好運。他常在訪問中提及「自己運氣很好」，問他為什麼這樣覺得？他開玩笑回說：「我不好的運氣在出生的時候都用掉了，所以後面的運氣會愈來愈好。」
方振宇這些年的堅持，需要不少經費，方家也曾替方振宇尋找各種資源管道，有些單位補助需要提供自傳申請，方振宇都只有一個堅持：不想述說自己「多可憐」。他希望各界能看到的，是像他這樣的帕運選手，在運動上的專業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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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相信很多人小時候都有被體育動漫燃起熱情的經驗，我是8歲的時候在電視上看了《棋靈王》，讓我迷上圍棋，早早就立志要當職業棋士。我可能和大家不太一樣的是，一般人多數是長大成年後才能實踐夢想，而我的人生願望在我14歲那年就達成。那一年，我通過定段正式成為職業棋士，2年後也第一次代表台灣參加2010年廣州亞洲運動會。當時，我沒有意識到，成為職業棋士代表國中畢業後要放棄升學，展開長達15年四處在各地征戰的生活。
回過頭來看，圍棋改變了我的家庭，讓媽媽跟我得和爸爸姊姊分隔兩地；長時間在對弈中逼自己冷靜，也使得我曾一度對情緒感到麻木。但它確實是少年的我最喜歡、也最願意百分之百努力做下去的事情。
圍棋術語中有句話叫「落子無悔」，意思是你下的每步棋都不能後悔，從小到大，我一直都保持這樣的心態思考眼前的每道難題──不論比賽或人生。
(口述、讀報／黑嘉嘉；文字、攝影／王崴漢；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去年（2023）的杭州亞洲運動會是我最後一次參加正式圍棋比賽。算一算，自己在棋界待了20多年，鬥志旺盛的我體驗過少年漫畫般的熱血情節：在一場長達7個小時的對弈中繃緊神經，然後仔細觀察對手的呼吸節奏，不到最後一刻我絕不放棄，最終找到時機扭轉局勢，下出指向勝利的那一步棋！
一路走來我並沒有留下太多遺憾。剛過完30歲生日的我正踏入人生的下個階段，一方面投身圍棋教育，同時在因緣際會下嘗試拍戲、也學唱歌，學著做一位藝人。雖然不再當選手，但圍棋是我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每年我總會把童年喜愛的動漫作品《棋靈王》重新找出來回味，一些精彩的「名場面」在我眼前轉動，內心有股熱情好像又被重新點燃，讓我回想起踏上職業棋士之路的初衷。
鬥智鬥勇又能賺錢，圍棋就是我的「命定職業」
我從小跟著姊姊學了很多才藝，從事英語跟數學補教業的媽媽，對於孩子興趣養成很有一套，她總告訴我們，要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己去嘗試。好比我去學體操，是因為想要和電視上的選手一樣在空中轉，我就很投入；鋼琴跟芭蕾舞則是跟著姊姊一起學，學了一陣子發現自己不大感興趣就不再繼續，這一切很單純直接，沒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但圍棋，對我有更強大的吸引力。
我的爸爸是澳洲人、媽媽是台灣人，他們期待我和姊姊也能熟悉他們各自的文化。有次媽媽買了五子棋回家，她先教姊姊跟爸爸玩，可能覺得我還太小，最後才教我，結果姊姊跟爸爸都輸給我。媽媽起初還以為是他們不會玩，直到換她自己親自上場和我比，我又贏了媽媽。那一刻，我感覺自己有了跟之前學的才藝都不一樣的成就感，但媽媽後來沒有找到學五子棋的才藝班，我就在命運的牽引下，開始到棋院接受正規的圍棋訓練。
其實，比起芭比娃娃這類玩具，從小我一直更喜歡益智類的玩具，像是疊骨牌或積木，我曾經很熱衷一款叫「塞車時刻」的桌遊。它跟圍棋一樣都有棋盤，只不過上面停滿了車子，我最享受的就是去思考怎麼樣讓這台紅色的車子順利逃離車陣。所以，愛圍棋對我來說太理所當然了，尤其2002年台灣在電視上播《棋靈王》，我才知道，原來下圍棋還能有錢賺、而且小孩子也能當「職業棋士」，立即認定，這就是我的「命定職業」。
而《棋靈王》裡我最喜歡的角色不是主角進藤光、而是塔矢亮，因為他是一位心態非常好的棋手。塔矢亮出身圍棋世家，他的爸爸是公認圍棋界最強的棋士，拿過很多圍棋冠軍，大家也因此對塔矢亮寄予厚望。
在眾人的眼光下，塔矢亮始終專注在眼前的棋盤上，不會因為他爸爸是誰影響到他，而且他從不害怕跟比他強很多的對手下棋，就算比輸了，下次與對手在棋局上相逢也不會避戰。我覺得自己在下圍棋上的心態很大一部分受他所影響。
在成為職業棋士前，媽媽曾問過我的啟蒙老師，「建議嘉嘉當職業棋士嗎？」得到的回應卻是：「不建議！」
當年台灣的職業圍棋環境不太完善，同樣身為職業棋士的老師，擔心這條路很辛苦，所以才不建議我全心投入下棋。不過，我完全沉醉在圍棋的世界，已經停掉一些其他的才藝班，每週在3間棋院上課，把注意力都放在提升自己下棋的布局還有計算能力，想贏過班上的強者。我還記得，有一次好不容易終於擊敗一位一直贏不了的同學，當天我的內心十分澎湃，覺得自己好像跨過人生的一個門檻、飛躍進擊。結果不久後，因為爸爸的工作轉換，在我11歲那年，我們全家得搬到美國生活。
不像動漫作品裡的主角擁有「主角光環」──好像凡事只要努力，全宇宙都會幫你。在美國，基本上完全沒有圍棋環境，沒有老師，也找不到任何會下棋的人，我得靠著自學克服，在網路上找對手下棋練功。
美國課業比較輕鬆，平日下午2點半回家吃飽飯後，我就坐到電腦前開始下棋。網路上的對手有強有弱，全憑當時有誰在線上，很多時候我都不曉得螢幕背後的對手是誰？長什麼樣子？
在11歲搬去美國生活前，黑嘉嘉就同時在3間棋院上課，也四處參與國外跟國內的圍棋賽事。（圖片提供／黑嘉嘉）
網路圍棋也有為玩家分段位，一開始我大概在6到7段徘徊，後來媽媽答應我，只要我下到最高段9段，就帶我去考職業棋士。為了能成為職業棋士、和更高段的棋手切磋，我都在週末凌晨4、5點從床上爬起來，因為時差關係，高段棋手多在亞洲，這個時候他們才會在線。
等到我真的在網路上達到最高段位，媽媽終於同意帶我去中國考定段比賽。定段比賽有快100位參賽者，只有前2名才能取得職業棋士資格。13歲時我第一次挑戰，考試當天，氣氛凝結，大家都知道我很特別，是「美國來的」，但我只拿到第20名；隔年，我抱著沒考上就放棄圍棋的決心，內心特別的平靜，反而讓我過關斬將，14歲時順利取得職業棋士資格。
14歲好不容易定段成為職業棋士，我卻發現這份職業不再像過去那樣般夢幻，雖然可以一直專心下棋讓我很快樂，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也有了很大轉變。媽媽陪著我四處征戰，算下來一年搭了快20趟飛機，有的時候我也分不清自己在哪個國家，好像飯店才是我的家。想到媽媽為了我得和爸爸跟姊姊分開，我總希望自己做個孝順的女兒，不要讓媽媽太辛苦。
「把興趣當飯吃」雖然幸福，卻還是需要調適。我曾看過一位日本女棋手在出賽前跳繩，而且要跳到某個幸運數字才安心。當時我很欣賞職業棋士謝依旻，她在小學畢業後就到日本學棋，花了2年，在14歲成功挑戰高門檻的日本職業棋士資格，抗壓能力非常強。她在去年達成日本史上最快累積500場勝局的紀錄，也是日本職業圍棋界中獲得最多頭銜的女職業棋手。
我和依旻姊姊都是2010年廣州亞運的台灣代表選手，住在同一間宿舍，我們也交換了各自的成長經歷。她非常照顧我，對於還青澀的我來說，依旻姊姊在精神上給予我很大程度的陪伴，讓我在殘酷的賽局裡體驗到珍貴的友誼。
那一年的亞運比賽之前，我決定放棄升學、成為專職的職業棋士。這是亞運第一次把圍棋納入正式競賽中，獲得非常大的關注，我也在這個賽場上留下我人生記憶最深刻的一場比賽。我至今仍記得，最後一場我壓力非常大，如果贏了就能為女子團體賽拿下銅牌，但我一開局就下得非常不好，一度覺得這盤棋被我毀了，很想哭。但想到我為了這場比賽準備了這麼久，也很想為隊友拿下勝利，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冷靜下來；也是那一刻，我抓準對手失誤，最後順利翻盤。那盤棋對我來說意義重大，讓我知道，我永遠不可以輕易放棄，因為在圍棋世界，不到最後一刻，也不知道誰輸誰贏。
2010年廣州亞運過後我受到很大的關注，當年16歲的我是中華隊最年輕的選手，往後幾年在女子圍棋跟世界賽都有不錯表現，快速累積的勝局數也讓我成為台灣目前段位最高的職業女棋士。但也差不多是那個時間，媽媽罹患了血癌。看著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逐漸變得虛弱，我在棋盤上也失去了安全感。
過往，我的棋風和性格一樣，因為不想輸而走保守的路線，媽媽生病後，我自己一個人出國、一個人住飯店、一個人安排行程，生活上失去最安全的依靠；圍棋上也遇到瓶頸，讓我陷進死巷，那時比賽輸多贏少。
當時我覺得自己好像被一個看不見的框框給限制住了，這已經不再是我每天訓練10個小時可以突破的困境。同時，停下腳步的我也發現，成為職業棋士後，我的生活似乎不再有什麼變化，每天做一樣的事情、見同樣的人，國中畢業後堅定跳進圍棋世界，我的心智卻似乎就這樣停留在16歲，沒有長進。
我曾想過自己是不是該回去繼續升學，但那段低潮時刻恰好有經紀公司找上我，讓我決定踏出自己的舒適圈、挑戰演藝工作。從發聲、美姿美儀到媒體應對，我從頭開始學習怎麼做一位藝人，過去有些社恐的我也曾沒有自信，展開自己最大的一場冒險。
身為職業棋士，我習慣在比賽中保持冷靜，避免表露情緒，給對手抓住破綻；而我也常會觀察對手的呼吸節奏，掌握對方是否心情變緊張了，或是亂了章法。所以，我從不輕易顯露情緒、到最後幾乎「不會有情緒」。
當經紀公司安排的表演課，老師要我嘗試去辨別「情緒」，我清楚記得，我提了一些形容詞，結果老師聽完卻說我講的這些都不是「情緒」，這讓我非常震驚，回家後還上網查了「什麼是情緒？」後來老師又上了「情緒放鬆課」，結果我下課後卻開始頭暈，老師告訴我，會不舒服通常是因為身體累積太多情緒在裡面，沒有好好發洩。
這堂課讓我開始好好地體驗生活，去察覺情緒，然後進一步分析，再來把它記起來。好比拍一場需要表現「煩躁」的戲，我會回想一些過去有類似情緒的經驗，配合著呼吸去調整狀態。
我也沒想到，自己一時冒險踏入演藝界，這些表演訓練反而改變了我的思維，讓我在圍棋戰略上也有新的視野，為我指引出新的棋路。2018年的一場世界賽，第一輪我就感覺到自己下出過去不太會下的東西，第二輪更明顯，從布局開始我就知道，我已經不是過去的我了。
回過頭來看，從職業棋士到成為一位創業者和藝人，做出每個決定的當下，我都不清楚這是否是人生的「最佳選擇」，但也許是默默地受到塔矢亮的影響──面對社會給予的期待或框架，他總是很專注地下棋，不過分理會他人的期待或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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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台灣從去年（2023）6月的#MeToo事件，到今年藝人黃子佼因持有未成年性私密影像，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許多原本處在黑暗角落、長期被社會忽視的事件，逐漸被揭露。曾經受到創傷而不敢發聲的身影，也因而勇敢挺身而出，希望以微小的力量，撥開烏雲，讓更多人感受到曙光。
一部以兒少性剝削受害者親身經歷改編的短影片《小旭，14歲的我和Sugar Daddy》，獲得「2024紐約電視節」銅獎，不僅希望提供相關受害者走出黑暗的希望之光，也希望讓大家知道長期隱身在黑暗角落中裡的人，可能比想像中的多。
(文字／陳麗婷；攝影／鄭宇辰；設計／黃禹禛；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小旭，14歲的我和Sugar Daddy》由公共電視《青春發言人》節目製播，以18歲的「小旭」（化名）第一人稱自述，14歲時受繼母家暴等家庭問題所困，走上被「包養」的經歷，甚至無法從黑暗狀態中走出，深受憂鬱症侵襲。好在成長過程中，遇到了不少能夠「接住」她的人，並靠自己的毅力，慢慢走出黑暗，迎來充滿希望的大學生活與人生。小旭在受訪中，多次希望以此影片，鼓勵那些也正處在黑暗中的青少年，期盼有天能和她一樣擺脫過往的陰影。
製作團隊從認識小旭到前訪、拍與不拍的抉擇，以及決定拍攝劇本、拍攝方法等，歷經1年多時間，才讓影片順利播岀。而為保護當事人，影片以演員及穿插動畫的方式來詮釋，原本希望由小旭本人配音，但考量在經由變聲後，無法呈現真實情感，因此，最後也採取他人配音的做法。
美國紐約電視電影節，迄今已有60多年歷史，每年吸引超過50多國作品參賽。由於參賽電視電影作品多元，也能反映出全球電視電影製作的趨勢。《小旭，14歲的我和Sugar Daddy》是一部以真實的兒少性剝削受害者親身經歷改編的短影片，描述小旭14歲時為了逃離有繼母家暴的問題家庭，選擇走上被包養之路。年幼的小旭，同時受家庭及包養等心理創傷，出現憂鬱、自傷等情形，度過黑暗的時期。直到可樂姊姊等人給予她溫暖，才慢慢走出憂傷，並努力考上大學，重獲新生。她希望以自己的故事，鼓勵和她一樣遭受困境的人。
晚上10點，公園裡的溜滑梯上躲著一個小小身軀，在靜默的夜晚，沒有人在意的角落。導演李家欣回憶，這場拍攝是一整天下來的最後一場，但是從清早拍到夜晚，包括製作人、燈光、企劃、執行等，沒有人顯露疲憊，因為這一場拍攝，對小旭的故事來說，「是最黑暗的時刻，也是迎向光亮的時刻。」
李家欣說，起初認識小旭時，她尚未進入大學，因此故事設定的結尾不夠明亮，但隨著接觸她的時間拉長，看著小旭真的上了大學，「我感受到小旭對未來的期待，擺脫過往悲傷的結尾，應該更有力量。」為此，李家欣特地用動畫畫出過去的小旭，讓現今更具活力的她起身離開那個曾經藏身的溜滑梯，正式和過去道別。
拍攝結束，故事也順利圓滿，但回到2022年年底，沒有人確定這個故事是否能順利說完。製作人鄭淑麗談起當初接觸到小旭，是因為認識的青少年中，有不少人關注兒少性剝削議題，且他們的朋友中也有曾受到性剝削的青少女。經由介紹，接觸了關注該問題的少女小旭。
當時鄭淑麗先透過電話聯繫她，小旭在電話那頭坦白地說，朋友口中的人就是自己，也逐漸從聊天中，了解其背景、辛苦的過去及創傷。鄭淑麗以往接觸的青少年往往談論著未來的學校選擇或是戀愛等，小旭對她而言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青少女故事」。雖然能感受到她願意說出自己的經歷，但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到底能不能拍攝，還是未知數。
「我們想要瞭解她，她也會想要了解或觀察我們，」鄭淑麗說，在陪伴中，逐漸了解到小旭成長在龍蛇混雜的社區，當她遭受家暴，想要自己賺錢脫離家庭，在沒有任何支持下，她詢問附近差不多年紀及家庭背景的同儕，「能不能去超商或手搖飲店打工？」然後得到「妳才14歲人家不會用你，不如去當詐騙集團車手、幫販毒跑腿」的回答。
於是，小旭選擇她認為不會傷害別人、而是傷害自己的方式──援交或包養。
鄭淑麗剛認識小旭時，她仍存在情緒困擾，充滿不安，甚至會傷害自己。只要她打電話聯繫或約吃飯，鄭淑麗有時間就會陪她聊聊天，初期是很單純的陪伴，但到後來，「她情緒狀況不好時會傳訊息來，我們好像也成了她社會安全網的一員。」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陪伴方式，」鄭淑麗說，小旭曾提到因為家庭的關係，以及繼母對她的暴力傷害，過年時經常自己一人在公園度過，當時接觸她的企劃便邀請她到家中過年，一起營造過年的儀式感。
此外，從小因父母工作忙碌，很喜歡看電影陪伴自己的李家欣說，她從電影中可以看到很多人的人生，也會對未來產生各種想像，因此，自己能做的是曾拿電影票給小旭，「也許她會看到不同人正在面對的人生難關，看到他們又是怎麼熬過來的」，讓小旭有能力成為影片中帶給別人力量的人。
「過去可能因為沒有人接住她，所以在她年幼時選擇包養，」鄭淑麗說，在與小旭接觸過程中，能感受出她在遭受許多困頓後，逐漸淬煉出的獨立、努力走出黑暗的毅力，旁人的陪伴只是希望多給她一些力量。
小小年紀背負各種創傷的小旭，有天向輔導老師求助，經由老師的協助與通報，輾轉來到安置機構，人生逐漸有了轉機。「從安置機構出來後，我在網路上找了很久，想找到一個，和我有類似經驗的大人，我想知道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但我找不到，所以我想，或許我可以成為一個榜樣，希望我的故事，可以告訴那些跟我有類似經驗的小孩，我們不會一輩子都那麼痛苦。」影片開頭小旭的這段話，也是故事確認拍攝的原因。
而讓故事能夠完整呈現的關鍵，是小旭過往當感到憂鬱時，寫下自己當時的心情感受。像是「過年時心理的感受」、「夜裡躲在溜滑梯的心情」、「上大學，做夢都沒想過自己能上大學」等細膩心情描寫，都成為劇本重要素材，讓觀眾更能同理一名邊緣青少女的孤單感受。
「小旭是很慎重的，」鄭淑麗形容，小旭看了公視《青春發言人》很多影片，甚至傳了一支有關憂鬱症女孩的影片給她相當信任的人，那人看完後，了解團隊會如何處理她的故事，因此，鼓勵小旭被拍攝、說出自己的故事。但這時候團隊仍顧慮，面對兒少困難議題，例如私密照外流受害者、自傷情緒困擾、性剝削等，影片播出後，當事人能否承受壓力。
「如果她是30歲、或已經站穩自己腳步，我可能不會擔心，但因小旭才18歲，不希望對她未來造成影響。」李家欣說，有次在攝影棚工作時，小旭看到其他主題已經一一進行拍攝，跑來詢問，「那我的會怎麼拍呢？是不是也是進攝影棚？」在和小旭聊天過程中，李家欣不斷分析影片播出後，她能否面對工作、戀愛，甚至結婚時等情境。「在處理兒少內容，我們必須替她多想很多，」李家欣表示。
「我也是跟著她一起成長的，」從彼此陌生到理解，團隊用一種舒服又互相不給壓力的方式來對待。當大家感受到，小旭真的想要說出自己故事的意願比剛認識時還強，李家欣說，尤其知道小旭即將上大學，她對未來充滿種種想像和希望，「我也慢慢放下，覺得她已經有能力承擔。」
「我想要成為一個榜樣。」鄭淑麗回想有次小旭說了這句話，依據過往經驗，當她賦予這項任務一種使命感，「希望分享自己經歷，避免別人再受苦，我覺得這就是準備好的狀態，」團隊也開始積極規劃如何呈現故事內容。
過去節目處理兒少憂鬱等議題時，曾以紀實加上動畫的方式呈現。不過，李家欣考慮小旭是兒少性剝削的受害者，必須更審慎，「希望能保護她，也讓影片具有真實感及張力，」因此，最後決定不以紀實方式，而是類戲劇拍攝加上動畫方式，重新由編劇改成戲劇劇本。而這對團隊來說，又是另一個的挑戰。
以戲劇呈現，便需了解更多的細節內容，也要加入更多令人感到深刻的場景。李家欣舉例，小旭年幼時遭繼母家暴的情景，像是頭被壓入洗碗槽中的窒息感，那已不是哭泣可以形容，這場拍攝完成，現場所有工作人員都能感同身受到當時的絕望。
另外，影片中描述14歲的小旭與「Sugar Daddy」一起走出飯店房間，走廊上那種一前一後離開，以及當她自己搭上計程車，心中強烈的孤獨感，「司機是一種沒有語言的陪伴」。在拍攝時，李家欣不斷與飾演小旭的演員描述主角內心的難過與表情，「搭計程車離開的拍攝畫面，與場勘時看到小旭在車上的感覺一模一樣，我也感受到當時小旭的那種無助與孤單。」
什麼是Sugar Daddy文化？
Sugar Daddy通常是年齡較大、財務狀況較好的一方，他們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例如金錢、禮物、支付生活費用或提供其他形式的資源；相對的，提供陪伴與情感關懷、尋求經濟支持的Sugar Baby，通常是年輕一方。
這種關係的核心特點是互惠互利，雙方都在關係中得到某種好處。總體來說，男方會是女方的經濟支柱 ，也就是俗稱的「包養」。
讓鄭淑麗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中提及小旭因害怕自己曾做的事情被知道，選擇跟所有人保持距離，所以用各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孤單，包括想像自己喪禮不會有人來，或是從飛機上跳下來不會有人接住她，這部分也以動畫方式來表達她內心的世界。
此外，李家欣說，原本的劇本規劃，小旭與Sugar Daddy占滿大一部分，接住小旭的「可樂姊姊」相對較少，但為什麼她能有改變小旭的能量，以及拍攝後期小旭上大學後的轉變？她認為，這些溫暖及改變應該被放大，因此，最後調整內容所佔比例相同，目的是希望帶給人正向的力量。
台灣社會能不能有更多的「可樂姊姊」？
日本一本由職場性騷受害者談親身經歷的故事《療癒心傷：凝視內心黑洞，學習與創傷共存》，描述一種環狀島效應，也就是社會不理解也沒有人站出來時，環狀島會被淹沒海裡；但當有人站出來，或是媒體、社會大眾支持受到性騷擾或性剝削者，就是幫助水位下降的力量愈多，環狀島便會浮出，亦即很多事件及受害人將慢慢浮上水面。「加害者在哪裡？」鄭淑麗說，就在受害者的頭頂上，如影隨形，他們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有可能撫平傷痛。
鄭淑麗說，「很多被害者會覺得自己是不好的、糟糕的，甚至討厭這樣的自己，因而自傷，」但真正糟糕應該是Sugar Daddy，也就是性騷擾或性剝削加害者。
李家欣認為，不管是#MeToo或性剝削，尤其是對於兒少性剝削來說，應該被抨擊的是Sugar Daddy等加害者，但很多受害者還是不敢說出自己的遭遇。這個影片除了希望讓身處同樣困境的人、看見曙光，甚至有更多人願意成為「可樂姊姊」來接住他們，也期待對於加害者有更嚴厲的懲罰，例如在國外有針對類似事件的職場規範，加害者是無法再回到職場的，台灣也需要這樣的法治魄力。
或許正是說出來的勇氣，以及很多人的支持力量，現在的小旭已經走出自己的路，甚至開始成為支撐與保護別人的「可樂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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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下，性犯罪早已突破年齡與疆界限制，年紀愈小、影像愈殘虐新奇，市場價值愈高。一旦兒少陷入性影像散布，有如陷入地獄般巡迴：加害人先進行性勒索或索取更多性影像，再將兒少性影像上傳至祕密社群或網站，接著，網友依循這些資料找到被害人，跟蹤、騷擾甚至霸凌。
藝人黃子佼也涉案引發關注的性私密影像平台「創意私房案」，被拍攝私密影片的受害者有大量未成年學生；而國內婦幼警察隊甚至曾接獲澳洲警方調查單通報，發現國際戀童地下網絡有多部性侵與猥褻兒少的影片發生地點在台灣。除了集團式、商業化下的犯罪，個人的網路誘拍也層出不窮，就連師長眼中的乖乖牌也難倖免。
《少年報導者》採訪多位長期關注及陪伴性剝削受害兒少的專家、社工與老師，拆解兒少性剝削背後的陷阱，一同來思考大人和小孩如何對抗這個快速擴大的兒少性剝削危機。
(文字／邱紹雯；攝影／黃世澤；設計／黃禹禛；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因為我真的很無聊，很想要有人陪我聊天！」9歲的小姵（化名）被問起為何會拍私密照片給網友，緩緩說出這個簡單的理由。
看起來就像一般尋常小學生的小姵，父母離異後，父親忙於工作經常晚歸，多數時間她都獨自一人，和許多同年齡孩子一樣，無聊時就上網滑Instagram和TikTok，直到碰到有人主動找她網聊，讓她感覺被陪伴。當對方提出傳脫衣照片時，小姵不假思索就傳出了影像。她不清楚這些照片的用途，更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成為非法色情網站中招攬會員的分類商品。
12歲的大正（化名），是爸媽眼中自律的好孩子，放學自動去安親班報到，每天正常回家，知道爸媽賺錢不容易，也很忙碌，在家中多數時間都待在房間做自己的事情，由於學業成績不錯，很少需要大人操心。
邁入青春期的少年開始對性好奇。某天大正的手遊上有位頭像看起來漂亮的女生傳來搭訕訊息，2人一起玩手遊，十分聊得來，認識沒幾天就決定交往，讓大正第一次有談戀愛的感覺。接著，對方開始傳來性感裸照，並進一步邀約他開視訊「打手槍」，大正好奇接受，沒想到全程被對方側錄作為勒索，最後因為付不出錢向家人求助，全案才曝光。事發後，大正不是擔心自己的性影像被散布，反而自責說：「如果身上的錢夠，我寧願匯錢給對方，也不想讓爸媽擔心！」
上述是偵辦過兒少性剝削的檢警、陪伴受害兒少偵訊的社工分享的實際個案。近年來，像小姵和大正一樣被誘騙拍攝及外傳自己性私密影像的孩子愈來愈多，年齡也愈來愈小，他們家庭功能看似正常，也並非列管需要輔導的高風險兒少；共同點是被害意識及警覺性低落，害怕向大人求助後的責罵，多於擔心性私密影像外流的後果，甚至不知道自己已是兒少性剝削的受害者。
2015年「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更名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因「性交易」意指將買賣雙方視為權力對等的關係，「性剝削」則是指加害人用各種形式使被害人失去性自主權或身體自主權，以獲得利益。兒童及少年的心智發展尚未成熟，無論兒少是出於自願或非自願而發生性交或猥褻相關行為，即是一種「不平等」的剝削，法案名稱更名為「剝削」是採取了「保護兒童」觀點。根據新修訂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定義，「兒少性剝削」的具體行為有以下4種：
讓兒童或少年進行有對價的性交或猥褻行為（性交易）
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或其他類似行為（兒少坐檯陪酒、色情伴遊）
利用兒少性交或猥褻行為供人觀賞（色情直播）
拍攝、製造、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販賣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兒少性影像）
現象1：受害年齡層持續下探，小男生受害者激增
愈來愈多對兒童的性暴力透過網路科技發生，誘拍或交換非自願的兒少性私密影像作為性勒索的手段，也讓兒少性剝削成為全球兒童保護的重點議題。
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統計，去年（2023年），台灣兒少性剝削被害人數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從2019年1,372件、2022年上升至2,931件、2023年更達4,310件，等於一年新增1,379名受害者。在兒少性剝削案件的類型中，又以拍攝、製造兒少性交、猥褻行為之內容等「性影像」案件占最大宗，比例高達8成6，約有7成是運用網路社群、通訊軟體或其他平台犯罪。
不僅案件攀升，受害年齡也愈來愈小，未滿12歲受害者持續增加。衛福部的調查顯示，儘管兒少性剝削個案以12～18歲佔大宗，但2023年，兒少性剝削通報案件中，已有339件為未滿12歲受害者，佔比超過1成。而過去性私密影像的受害者主要集中在少女，現在未成年的男生受害者比例也持續增加，已超過3成3。
兒少性剝削網路誘拐手法也隨著新科技推陳出新。根據美國國家失蹤及受剝削兒童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 Exploited Children, NCMEC）統計，2023年已出現約4,700件由人工智慧（AI）生成的兒少性剝削圖像及影音，這些影像都是運用真實兒童的照片所生成深度偽造（Deepfake）的色情圖像和影片，藉此多次勒索受害兒少及其家庭。
現象2：網路誘拐到勒索成功，「得手」時間愈來愈快
過往，圍繞著兒少性私密影像的網路誘拐到性勒索，通常是精心策畫、步步進逼的過程。在〈網路性誘拐──兒少影像性剝削實務挑戰〉研究者將兒少網路性誘拐細分成7個歷程，包括：鎖定被害人、增加信任和接觸的機會、扮演兒少生活傾訴者的角色、孤立兒少、營造祕密感、以忠誠試探要求性接觸、藉由性與關係操控兒少。
從實務上發現，誘拐兒少所需要的時間正在急速縮短中。長期協助性剝削兒少陪同偵訊的乘風少年兒少保護組社工簡婉婷觀察，過去加害者可能要花好幾個月跟兒少建立關係，才能要到照片，現在從確認交往到詐騙，可能快則幾天、甚至幾小時就能得逞。現在的孩子是網路原生世代，一出生就在網路環境下，網路生活、交友、娛樂的經驗有關，對於「網友」的信任程度，或對於「男女交往」的定義，天生就和他們的父母不同。
渴望關注也反映在兒少社群媒體的自拍文化。尤其在Instagram上，不時可以看到少女自拍全裸但三點不露，或是身穿薄紗性感撩人的照片，目的在衝高個人Instagram的好友數、按讚數，甚至還開放讓網友「開菜單」，只要流量達多少，或多少人按讚，就可以再穿少一點。有段時間Instagram還流行「曬健保卡」，秀出出生年月日，證明自己未成年，後續再貼出各種清涼照，以凸顯「發育良好」，作為對照。
乘風少年兒少保護組督導劉亮佑提及，這類自拍型兒少的行為，沒有意識到可能會因此招來陌生網友的騷擾，或是被有心人士鎖定。不管是集團還是散戶式誘騙，慣用招數就是威脅已掌握你親朋好友的資料，會將私密影像傳給「你平常就會碰到的人」，而這些通常查一下Instagram或社群追蹤者就可以知道。
陷阱1：網路遊戲，中小學生最常受害
容易吸引大批兒少聚集的線上遊戲，也是近年來最常見到中小學生被誘騙性剝削的地方。新北市婦幼警察隊警務員黃曼倫分析，年紀愈小的孩子常在網路遊戲情境中受騙，加害人多先以遊戲玩家身分贈送寶物或點數示好，互加好友，甚至一起加入遊戲中的公會，主動分享寶物和祕技，並帶領孩童一起進攻、對戰，進而獲取信任。
基於遊戲中建立的崇拜感，小朋友很容易對等級比自己高的玩家言聽計從，當接收對方餽贈的禮物成為習慣，加害人就開始要求拍一些私密照片來交換。一旦對方取得照片後，後續的要脅並不一定是金錢，針對年紀愈小的孩童，多半是威脅拍攝更多不雅照，從單純只露下體的照片，到最後要求露臉的裸體照，這類受害者不分男女童都有。
陷阱2：視訊裸聊，青春期男生受害者最易被騙
兒少性剝削通報案件受害者年齡層已下探至小學，男孩受害比例也快速成長中。圖為示意畫面。（攝影／黃世澤）
未成年的男生受害件數逐年增長，其中又以利用青春期男生對性的好奇，誘騙「視訊裸聊」最為常見，乘風少年兒少保護組進一步拆解當中陷阱。
多數受騙的情節中，對方通常都會先透過私訊進行性試探，「要不要愛愛？」或是「想看女生的身體嗎？」一旦好奇接受或是開始視訊，螢幕那端就開始播放類似A片的脫衣影片，接著更進一步引誘：「我都脫了，你也要脫啊！」很多男生會認為「女生都先給我看了，男生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或者當下已經有生理反應，沒有辦法認真思考真假，就跟著脫，沒想到全程都被螢幕另一端側錄下來。
全程有時不過幾10秒的時間，影片一結束馬上接到來電，你原以為在跟正妹聊天，電話那頭卻傳來粗獷的男人聲音；你以為沒有脫衣，或是沒有主動提供私密照，應該就沒事，但對方早就側錄作為要脅。接著開始向被害者勒索金錢，而且為了躲避金流追查，改要求購買遊戲點數序號，或是商品卡等。
下一步的話術，加害者往往以想要取回私密影像，得面交支付更高額的押金，並提供身分證給對方拍照，才能當場刪除影像。當孩子碰到這類事情，通常第一時間不敢張揚，想自己處理解決，反而讓對方取得居住地址，步入更大的威脅情境。
劉亮佑也說，社會上傳統對於男性刻板印象的期待，要有「男子氣概」、赤裸身體被觀看「又沒什麼關係」等，都是讓男性受害者在面對性私密影像外流時，不容易對外求助或表達受到的傷害。除此之外，國高中男孩也正處於性傾向探索階段，對於同性別男性的身體也可能感到好奇，也有例子是在同志交友網站上受騙，對受害者來說得面臨是否提早出櫃的兩難，更加難以啟齒。
陷阱3：集團式誘拍，常以高薪招募吸引清寒少女
除了上述個人的誘拍情境，繼韓國N號房事件，台灣在2021年偵破大型性私密影像平台「創意私房」、2023年破獲大型性影像社群「SCP」，也讓另一大宗是以集團化、商業化的犯罪浮上檯面。誘騙與販售未成年非自願拍攝與外流的性私密影像，受害者以國高中女學生最多，誘騙者先以社群媒體與受害者聯繫，再轉往隱匿性高的加密通訊軟體Telegram，增加查緝難度。
台灣展翅協會祕書長陳逸玲指出，色情論壇中的成員若要取得更高的會員權限，就得再拿更多「原創」影片來交換，維持新鮮的貨源。因此性私密影像背後不單只是一張圖片或影片，以滿足偷窺者的私慾，而是藉此取得在犯罪集團中的交換籌碼，無論是影片觀看者或持有者，都是整個兒少性影像犯罪鏈的共犯。
承辦「SCP」案的台中地檢署檢察官陳祥薇解析背後犯罪手法，犯嫌先以高薪招募模特兒為誘餌，願意拍大尺度照片，再向上加碼，單次拍攝就能獲得高額薪資，外加上一支手機作為報酬，吸引多數想要滿足物質慾望，或家境清寒、想要貼補家用的孩子們上鉤。
「犯嫌惡劣的手法，包括要脅女童拿著自己的身分證在裸露胸前拍照，證明自己未成年，所以儘管事隔多年，被害人都20多歲了，還是會被認出來，從此見到的每一個人，都不敢確定對方是否看過自己的身體，惡夢就像永遠沒有結束的一天，」曾陪伴受害者偵訊的社工，道出兒少性剝削受害者內心最深的痛。
陷阱4：恐怖的熟人，對兒少下手最多的「惡狼」往往在身邊
除了愈來愈多潛伏在網路上的陌生惡狼，國內、外的統計顯示，兒童性剝削的加害者，最高的比例其實就在孩子的身邊。長庚醫院兒少保護中心曾分析，10年間到該院求診的兒少性虐待個案，35.2%孩子是被反覆傷害，而高達75%的施虐者是親人或熟識的人，施虐地點以家中和熟悉的地方為主。
《報導者》獨家追查20年前性侵未成年兒童與少女、製成「大貓系列」光碟販售一案，揭開背後隱身普通人群的集體獵童網絡加害者與共犯，也是家長信任的人。他們以協助照顧孩子的友善舉動，接近孩子、進而下手，在孩子面前播放大量兒童性影片「洗腦」，告訴她們這些都是正常的行為，甚至長期對孩童下藥、侵犯，拍下孩子私密的影片。
劉亮佑也說，以熟識大人為加害者的性剝削或性侵害，常發生在家長放心讓孩子與對方獨處一室或單獨過夜的情境，孩子基於長期相處的信任，或是敬畏對方權勢而不敢不從，例如：長期指導的教練或家教等；也曾碰過孩子回家反映被不舒服對待時，卻遭父母斥責亂說話的例子。
孩子無法理解，為什麼自己認識的大人、甚至「好人」，也會變成壞人。在美國，一名從6歲起就遭到鄰居和家人長期性侵的女子艾琳（Erin Merryn），長年推動國家立法，要求幼兒園到12年級的公立學校都要實行預防性兒童性虐待等計畫，除了教導學生採用適合年齡的技巧來識別兒童性虐待，並告訴值得信賴的成年人，也讓孩子的監護人能辨識警訊。而這項法案就命名為《艾琳法》（Erin's Law），如今已在全美38州施行。
要讓受害孩子知道，做錯事的不是他們、是加害者
兒童性剝削問題在全世界主要國家都日益嚴重，加上新興的網路社交平台推波，受害型態也愈來愈多元。每天，都可能有受害的孩子在黑暗角落等待救援與支持。
2012年，16歲的加拿大少女阿曼達・陶德（Amanda Todd）被發現在家裡自殺身亡。她自殺前曾拍下影片，以字卡無聲描述自己長期身陷網路「性剝削、跟蹤、欺凌和騷擾」，陷入抑鬱、自我傷害、毒品濫用痛苦之中。這一切的源頭，都來自她12歲時參加一場網路直播派對，在旁人的慫恿下裸露上身，之後收到陌生人訊息威脅，如果不脫衣視訊、就要將她的上空裸照散播出去，而騷擾者掌握了她的居住地址、學校、家人和朋友，她的裸照因此在各大網路論壇上被轉傳。
這些數位影像性剝削的受害者，多年後，仍持續受到影片散播的傷害，尤其對人的信任可能面臨全面崩解。陳逸玲提醒，當性剝削的情況發生時，請大人和孩子務必記住：性剝削與性勒索是一種犯罪行為，做錯事的不是孩子，也不是孩子的父母；不是因為有人不懂得保護自己而受傷，而是因為有人不懂得尊重他人而造成傷害。
誘騙孩子拍下私密照片的，可能正是你和孩子再信任不過的熟識者。圖為衛福部一樓的造景。（攝影／黃世澤）
面對這個嚴峻的議題，亟需政府跨部門協作，並攜手民間企業和社會大眾一同來建構更綿密的兒少安全網。
在台灣，衛生福利部在去年成立「性影像處理中心」，提供線上申訴與檢舉管道，可通知網路業者限制瀏覽或下架內容，協助當事人依自身意願提出刑事告訴，透過司法強制力把性影像取回、下架並阻止持續散布。但更重要的是，讓孩子身陷問題時或被誘騙時，願意向信任的大人求助。
致力於保護兒童免於網路性剝削與性虐待的全球非營利組織「我們保護世界聯盟（WeProtect Global Alliance）」就提供全方位的建議，政府必須將所有與網路兒少性剝削相關的犯罪行為定為刑事犯罪、增加兒童保護系統資源與網路規範的立法；同時應與企業合作，投資於受害者的支持服務，並讓兒童性剝削倖存者也能參與政策制定；數位資訊產業也必須針對兒童的服務採取「安全設計」，持續開發創新技術，加強對網路兒童性剝削的檢測；教育部分，除了學校應把數位安全納入學校課程、也應對社區進行兒童性剝削風險和影響的教育；對於長遠發展，還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和調查，深入了解數位性剝削犯罪的途徑，以及兒童網路的風險與保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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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兒少利益角度】為自己做合適的醫療決定，兒童和青少年也能被信任嗎？
生病了，你會怎麼做？一般狀況下，由醫療團隊提供治療建議，並把治療的方式與可能的風險向病人解釋，在病人理解並同意後進行治療，醫、病的目標很一致：用最好的方式把病治好。但許多複雜的疾病以及病人特殊的狀況，「最好的治療方法」不一定能夠很明確，譬如隨著病情的變化，有些治療可能有風險、效果也不見得有把握，治或不治並不是容易判斷的事。還有一些狀況，是病人有特殊的宗教信仰，不接受輸血，治或不治，考量的就不只是醫療有沒有效果而已。
許多急重症的醫療選擇很艱難，對成人都不容易。那麼未成年的兒童和少年呢？父母的選擇一定就是「最合適」的嗎？孩子自己完全沒有發言權嗎？從台灣首例以兒少保護機制爭取到就醫權的血癌男孩吳嘉源，到國外許多案例分析，讓我們來理解與思考：什麼是「兒少最佳利益」？未成年的兒少，真的沒有能力為自己做決策嗎？
(文字／王琳茱、鄭涵文；攝影／余志偉；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陳韻如)
「兒少最佳利益」的概念指的是任何事務一旦涉及兒少，都能將他們視為主體，全盤協助他們考量最好的解方。但這樣的概念實踐在醫療上特別不容易，治與不治、或如何治療，不是「是非題」，考量的通常不只是存活，還有個案的預後、意願、所處的環境和家庭功能。醫療選擇有時甚至不只是如何「活下來」，也包括了已無有效治療方法的孩子如何用更好的方式「離開」？
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林雅萍強調，要幫孩子做出符合當下利益的最佳決定，包括每個孩子的疾病、家庭狀況，以及孩子當下的年紀與心智狀態，需要通盤考量。
父母，是孩子唯一的「代理人」嗎？
誰能幫未成年、甚至根本「無法發言」的嬰孩代言？在許多爭議案例中，父母的選擇也被挑戰、甚至推翻。
英國的「查理寶寶」是最知名的案例。2016年，出生沒多久的查理．賈德（Charlie Gard）因罹患嚴重的罕見疾病「粒線體DNA耗竭症候群」（Mitochondrial DNA depletion syndrome, MDDS），被醫療團隊判定腦傷不可逆，肌肉、重大器官和腦部都會受到侵害，最後會因肌病變導致呼吸衰竭、完全仰賴呼吸器，且在數個月內發展至多重器官衰竭。查理寶寶的爸媽籌措經費，希望能盡力救治查理寶寶，但醫療團隊認為應讓查理寶寶避免不必要的受苦，向法院申請撤除查理的維生系統，並提供安寧療護讓他尊嚴離世。
儘管查理寶寶的父母不斷上訴，終究沒有推翻法院決定，因為法院認為目前的醫療做法無法扭轉病情，只會為他增添不必要的折磨與痛苦。到底怎麼做才是為寶寶好？掀起激辯。
台北榮民總醫院擔任醫學倫理委員會諮詢委員、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雷文玫曾遇過情況相反的個案：罹患罕見疾病一出生就必須接受小腸移植的病兒，家長卻拒絕讓孩子接受手術，因為他們擔心即使移植成功，術後難以照顧，生活品質很糟；但從醫療人員的角度看來，孩子的病並非無法治療，主張應讓孩子接受治療，醫療團隊並沒有立即接受家長的決定，而是尋求倫理委員會的意見，希望找出最佳解。
在這樣的個案上，考量的不只是疾病是否可治，還要探究父母真正擔心什麼？是不忍孩子接受痛苦的療程？還是孩子的未來？術後回家，他們的家庭能否支持孩子健康地活下去？甚至孩子成年後，家中的權力關係也可能改變。
因此當家長與兒少意見分歧，應深入理解衝突背後的原因，找到問題根源後再一一提出解決方案，例如協助家長尋求諮商，或是提供足夠的醫療資訊以利家長陪伴未成年人術後恢復，才能長遠地落實兒少最佳利益。
一般來說，醫學倫理委員會的成員包含法學、倫理或社工專家，能從不同出發點考量，也要和醫療團隊、家庭大量溝通，一起找出對孩子最適合的方案。但當然，最終的決策難題，還是會落回醫療團隊和家長的身上。且病況常常是浮動、複雜的，不同時間可能會有不同的「最佳解方」，這就仰賴大量的溝通、共同尋求共識。
美國「成熟未成年人原則」：尊重因信仰拒輸血少年的決定
但對於青少年來說，法律上未成年、但有些人已有成熟的思想與判斷，他們的決定又能如何被評估和尊重呢？
台大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中心主任呂立以血癌男孩吳嘉源為例，17歲時發病就醫當下，他還未成年。他罹患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在當時若接受西醫治療，有治癒和存活機會，且經身心科醫師評估，他已是心智成熟的大男孩、性格穩定理智，也很明確表明他想活下來，希望以西醫救治。但母親因不信任西醫體系，希望孩子出院尋求其他解方，因此不願意簽署同意書。
母子就醫立場對立，但治療有黃金時間。各方權衡下，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認為當下讓吳嘉源的治療能順利進行、不被延宕，是最符合「兒少最佳利益」的決策，因此將吳嘉源緊急安置，讓孩子的就醫意願能被執行。
雷文玫指出，美國有「成熟未成年人原則」（Mature minor doctrine），這個原則允許未成年人在某些情況下（足夠成熟且具理解能力），能未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自行做出醫療決策。這個原則認可了未成年人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增加的能力和自主性，而醫療人員必須尊重這份自主權，並確保他們有能力做出知情決定。
2007年，美國一名14歲的白血病少年丹尼斯．林柏（Dennis Lindberg）因為信仰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es）教義而拒絕輸血治療，認為接受輸血等同違反上帝命令。西雅圖兒童醫院的團隊更是基於「成熟未成年人原則」，判定他是心智成熟的未成年人，尊重他拒絕輸血的心聲，最終法院同樣認定丹尼斯的成熟程度足以為自己做決定。2007年11月28日，丹尼斯在未獲得輸血的情況下逝世。雷文玫指出，「這起案例就是尊重孩子意見和信仰的例子。」
耶和華見證人拒絕輸血的醫療難題
耶和華見證人是一支基督教派別，他們認為，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聖經都有要人禁戒血（創世記9:4、利未記17:10、申命記12:23、使徒行傳15:28,29）。此外，在上帝眼中，血代表生命（利未記17:14），因此，不接受輸血。
這些教友的宗教信仰與醫療機構「救人優先」的原則有衝突，在台灣以及世界都出現許多告上法院的案例，日本曾有癌症病人因而對手術時對其輸血的醫師及政府（因為醫院為公立醫院）提告，最高裁判所判「（不輸血）決定的權利屬於一種人格權，應當受到尊重」，醫師與政府最後需賠償家屬。台灣也有醫師依患者「不輸血的意願」，病人不治死亡後，遭家屬控告的案例。不過，醫療也因這群拒絕輸血的人，發展出一些無輸血的治療方法。
相反地，也曾有許多案例是因父母自己的宗教信仰不讓孩子接受輸血治療，反而是醫療團隊上法庭為孩子爭取治療權益、而接受輸血維持生命的故事。
「如果是我，我會更整體地從關係的角度關照，要注意整體的溝通。（這些糾結）不是只有單一事件，把他救出來，也要照顧到孩子以後長期關係的維持，」林雅萍說，持續大量溝通、全盤考量孩子的處境與家庭關係，至關重要。
英國「吉利克能力」：新冠疫情時孩子可以自己選擇打不打疫苗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Children, CRC）提倡「以兒少為本」的醫療，其中便包含傾聽兒少的意見。但在台灣的醫療現場，「大人幫忙做決定」是常見的場景，往往都由家長和醫療團隊共同主導決策，忽略兒少的個人意願。
2017年，台灣舉辦《兒童權利公約》第一次審查時，國際人權專家指出，「委員會關切台灣兒少不論能力如何，均須徵得父母同意才能接受醫療的情況，此與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觀點不一致。兒童權利委員會認為，凡是具備充分理解能力之兒少，縱使父母不同意，仍可以自主接受醫療。」2022年第二次審查中，國際人權專家依然點出台灣未給予兒少足夠醫療自主權。
英國也有一套「吉利克能力」（Gillick competence）指標，給予未成年人對於醫療的自主權利。這個指標是因應2020年全球爆發COVID-19新冠疫情，新冠疫苗在未完成臨床試驗後即問世，有些家長因有疑慮反對小孩接種疫苗，但卻有未成年的孩子其實希望接種疫苗。
當時英國政府發布一項指引，用於施打疫苗時，若孩子與家長意見相左，醫療人員需判定這名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吉利克能力」。這項能力看的是未成年人的成熟程度是否能充分了解醫療的相關資訊，以做出「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若有，家長就不能否決疫苗施打。但若醫療人員認為孩子不具備吉利克能力、且家長反對，就不替孩子施打。
「吉利克能力」怎麼測兒少醫療自主能力？
「吉利克能力」是由英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 GMC）提出的指南中，針對16歲以下的兒少，希望獲得治療支持，但不想要父母或照顧者知道；尋求保密的藥物濫用協助；對未來生活安排的強烈願望，與父母或照顧者的觀點相衝突；甚至希望拒絕某項醫療時，提供專業醫療人員進行的評估。
評估需要考慮的原則，包括：
孩子的年齡、成熟度和心理承受能力。
孩子對問題及其所涉及內容的理解，包括優點、缺點和潛在的長期影響。
孩子對自己的決定可能產生的風險、影響和後果的理解。
孩子對所獲得的建議或資訊的理解程度如何。
孩子對任何替代方案的理解（如果有替代方案）。
孩子解釋推理和決策基本原理的能力。
同時提醒專業人士，如果孩子的決策是受到他人的壓力或影響，孩子的同意就無效。
不論是「成熟未成年人原則」或是「吉利克能力」，都是在判定孩子具一定能力之後給予孩子自主決定、表意的空間。
「我一直覺得醫療上，應該要給兒少更大的空間。因為孩子尋求醫療協助，通常還會有醫師和制度幫忙把關⋯⋯更何況醫療是很切身的，（關乎）身體的隱私。例如性病、酒癮、藥癮、懷孕，甚至有些精神困擾，很可能就來自父母的壓力，」雷文玫解釋，她贊成不論透過法院判決或修法，都應讓青少年有自主的決策空間，不需凡事都要父母同意。
先放下家長的否決權，培養孩子做決定的能力
回頭看台灣的現狀，因為未成年人普遍被認為不夠成熟，在醫療決策上，社會依舊偏向採納家長的意見。林雅萍說，台灣社會依然有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傳統思想，因此一觸及未成年人的醫療議題，往往傾向由家長主導。林雅萍說：「整個社會應該要更信任年輕人⋯⋯社會對於青少年是不信任的，會覺得他們沒有足夠能力決定或做出對他們好的選擇，才會覺得要有家長或父母親保護他們。」
她進一步解釋，更健康的做法，是成人協助兒少做決定，而不是直接給予家長「否決權」。
通常談到兒少的表意、自主權，都必定會有反對聲音出現，例如認為讓青少年自主決定避孕或接受物質濫用治療等醫療行為，等同於鼓勵青少年未婚懷孕、酗酒或濫用藥物。但實際上，「為自己做合適的醫療決定」這項能力不會自己長出來，是需要學習與練習的。雷文玫說，沒有人是一到18歲生日那天，就突然成為有能力的大人；能力需要培養，而醫療是非常切身的場域，很適合讓心智較成熟的青少年，有機會學習自己做決定：
「這麼切身的醫療選擇、決定，就是一個培養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想要自己的身體長成什麼樣子，或用身體去完成什麼樣的人生計畫，很好的場域。」
英美的原則與制度設定，就是希望孩子自主的能力，是透過不斷做決定、不斷選擇的過程當中，學會消化資訊、理解決定後必須承擔的後果，一步一步地培養起來。
但這個過程必須透過醫療人員、家長與未成年人在醫療過程中不斷對話，才能真正看到兒少的需求，並且讓兒少學習為自己發聲，最終達成確實符合兒少最佳利益的決策共識。
建立更多元的支持管道，一起找出更好的答案
秉持《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台灣近年來對兒童表意權也愈來愈重視，同時醫院也愈來愈重視醫學倫理。雷文玫與林雅萍觀察，整個社會對於像是血癌男孩吳嘉源這樣的案件，可能會開始出現較大討論空間，醫療團隊更願意通報、和家庭溝通，已不像是過往總是父母說了算。不過在整體環境上，還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現階段而言，如果出現家長意見不符合兒少最佳利益，有些醫療團隊可以選擇尋求醫學倫理委員會的意見，而若家長堅持拒絕採取符合兒少利益的決定，根據《民法》第1086條之2規定，可以透過法院幫未成年人選任另外的代理人。
同時，林雅萍也補充，社會也必須提供醫療人員足夠的支援，建立更健全的通報機制，讓他們遇到家長與未成年人意見衝突時，能盡力爭取兒少最佳利益，不用擔心惹上醫療糾紛。「但當前台灣法律層面上未給予醫療團隊足夠的安全網，無法讓醫療人員在情況緊急時無後顧之憂地為未成年病患做出最好的治療，反而需顧慮家長的意見，因此可能一邊替病患治療，一邊還得提心吊膽擔心自己被告。」
「兒少最佳利益」的決定有時候和是非無關，「反而是人生哲學的問題⋯⋯像是少年（吳嘉源）選擇他要打這場仗，不管他最後能不能成功活下來，那樣的人生才是有意義的，」雷文玫解釋，要不要治療、怎麼治療，在不同時空下會有不同解方。一般來說，都會希望能好好討論出做法。除非不得已，通常不希望案件進入法院裁決。
但最重要的是找出解答、不斷傾聽、溝通與同理的過程。「最好的溝通是，你溝通到後來，讓即便不贊成的人還是能覺得自己被聽見，那他就比較能接受那個結果，」雷文玫說，通常結果不會讓所有人滿意，但溝通本身對家長、醫護人員或孩子都是有意義的。每個人的想法被當一回事、認真討論、彼此理解後，再一起決策，光這個過程本身就有療癒的效果。父母也被聽見、被同理，醫護人員也能跳脫出醫療本身的效益，去理解醫療本身可能造成的傷害和痛苦。如此一來，才能真正找到每個申論題的「當下最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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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20歲的畢業考──自力爭取就醫權的血癌男孩
20歲，一般來說應是大三的年紀，吳嘉源的青春卻因抗癌而暫停3年。直到今年（2024）才完成學測，等待進入大學生活。學測成績公布那天早上，他躺在台大醫院細胞治療中心的治療室裡，左手插著靜脈注射針頭、右手滑著手機研究自己的分數能申請哪些學校。學測成績已定，上大學沒問題。還在等的是他的治療成績，要看輸進體內的2億顆免疫細胞，能否順利運作毒殺癌細胞，幫助他從白血病「畢業」。
台灣每年兒童血癌個案約100多人，但吳嘉源處境特別艱難。他是帶有特殊基因型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台灣一年不到5例，治療過程難關不斷。而不只基因型特殊、他還有特殊的家庭環境，讓他在17歲未成年時，就得為自己的醫療做選擇，成為台灣第一個循兒少保護機制爭取醫療權的未成年病患。3年來，他經歷多達15次的治療與手術、終於等到最新的CAR-T免疫細胞治療機會，是台灣首批健保給付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年輕病患。
(文字／鄭涵文；攝影／余志偉；文字、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陳韻如；共同採訪／邱紹雯)
2021年夏天，正要升高三的那個暑假，就讀政大附中的嘉源不明原因頭昏持續了好幾個月。熱愛打排球的他，剛開始是跳躍落地時頭昏，後來連坐著不動也暈。但因媽媽不信任西醫，他一直沒有就醫。7月下旬，難過得已經撐不住，他央求媽媽讓他去急診「看看」，結果一進急診，不久就暈了過去。醒來後他才得知自己的生命被出了道意外的考題：俗稱「血癌」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簡稱ALL），因而住進台大兒童醫院。
《少年報導者》採訪團隊第一次和嘉源見面，是2023年夏天，在台大兒童醫院13樓病房的商談室，當時的他被宣告血癌復發，左眼開了刀，被白紗布矇起；因為長期接受化療、免疫治療，胃口不好，身型原就瘦長的他，體重總共掉了10公斤，那是他最沮喪的時刻，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會走到哪裡。
癌症治療本身就是巨大的考驗，但嘉源的第一道難關，卻是「爭取治療的機會」。因為他發病時才17歲，醫療同意的法定代理人是媽媽。嘉源的媽媽雖疼愛這個唯一的兒子，不過她希望孩子接受中醫治療，強烈反對西醫。但17歲的嘉源很清楚知道，當下留在西醫治療，他才有機會活下來。
病況十分緊急，住進台大的嘉源馬上就需要做相當多的檢查和手術，所有的同意書都得媽媽簽名同意才能執行。但嘉源媽媽拒絕簽同意書，甚至希望把嘉源帶離醫院。
台大醫護人員判定，若嘉源那時離開醫院，立即就有生命危險。於是他們詢問嘉源的意願，他明確表示自己要留在台大醫院治療，請醫院的社工師先和媽媽溝通。第一場溝通的會議，開了3個多小時，嘉源的媽媽勉強接受了當下的處置。可是從那時開始，每張待簽的同意書，都變成拉得老緊的死結，遇上就要拆解一次。
「每次要她簽同意書，都是一場災難，」雖然無力，但嘉源可以理解媽媽反對的原因，「我爸爸也因為癌症過世，那時就是在西醫治療。我媽後來用一些自然療法治了一些身體上的小傷，就覺得中醫、自然療法是神。她在網路上看到一些奇蹟案例的文章，覺得所有人都可以這樣。所以她覺得西醫不好、西醫是毒，就不會讓我做。當時說什麼都沒辦法讓她信服，都是半逼半迫讓她簽治療同意書。」
台大兒童醫院除了持續和嘉源媽媽溝通，也通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協助介入。台大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中心個案管理師張皓表示，光在台大兒童醫院內舉行的會議，從討論疾病本身、與媽媽溝通協調、醫院尋覓團隊，到家防中心的個案評估，就超過10場。
社工師和媽媽陸續簽訂了3次安全計畫，希望保障嘉源繼續就醫。但過程顛簸，再加上接受化療後嘉源不舒服的樣貌，更加深媽媽覺得「西醫和西藥是毒」的想法。
台北市家防中心主任陳淑娟解釋，之所以簽了3次安全計畫，是因為每遇到新的病況和治療變動，就要滾動修正和媽媽的協議，第一份主要確保孩子能接受前期的治療與檢查；第二份是讓媽媽能階段性地簽署同意書；最後一份則是目標讓孩子能如期回診治療，不能中斷。簽到第三份時，「我們就把『一旦違反安全計畫就會啟動安置』的協議加了上去。」
結果，有一天，嘉源回家時，發現媽媽把他的藥藏起來、還聲稱丟掉了，他當下打電話給社工說了這件事，社工啟動兒少保護機制，當時處理的機構已經由原本的台北巿家防中心，轉到他居住所在地的新北市家防中心，依之前的協議進行暫時安置。
一般來說，兒保機制與家防中心照顧的多半是兒虐個案，像嘉源這樣因「應就醫而未就醫」、醫療權被影響而被安置的個案前所未見，不只是新北市的第一例，兒保體系的相關人員幾乎也從未處理過。最後，嘉源的醫療決定權由媽媽和新北市政府共同持有，每遇到任何醫療處置，都先和媽媽討論；如果沒有取得媽媽同意，就由新北巿政府依嘉源的意願執行治療。
台大兒童醫院兒少保護醫療中心主任呂立解釋，從兒少保護的觀點來看，媽媽應基於孩子的最佳利益做決定，「但這是倫理概念，不是法律支持的事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有講這個（概念），沒有罰則。基本上，法律沒有支持兒童最佳利益的概念。」也就是實質上，還是法定監護人說了算。
醫療團隊動輒得咎，因為無法即時取得同意，治療進程常被迫中斷，該插的管、該做的手術，都因同意書還沒被簽下而懸著，無人敢動作。還有一次，已接受半身麻醉的吳嘉源意識清醒地躺在床上，只因媽媽突然來電口頭撤除所有檢查。呂立說，如果嘉源當初早一點到急診來，或許那時不會那麼危險，「我們一直都覺得如果他再晚半天來，急診可能就會救不起來了。因為他那時已經嚴重貧血，這也是他為什麼一直覺得頭昏的原因，所以轉到加護病房後昏過去了，那時候我們插管治療才讓他沒有缺氧、沒有出事，那段過程真的很辛苦。」
一開始治療的醫師因為被媽媽控告，也出現心理創傷，有一度台大由各個醫師輪流照顧嘉源；不過，嘉源媽媽對醫師的提告，後來沒有被起訴。呂立說，此後在律師建議下，醫院對嘉源執行特定醫療處置前，會先請精神科醫師判斷其心智成熟程度，確定他有足夠判斷的能力，便讓他在攝影機前陳述自己是在理解治療的狀況與死亡的風險下接受治療，並在鏡頭見證下簽字。
下面這段是眾多醫療說明會議裡，嘉源對著鏡頭錄下的內容：
「希望在我真的有需要的時候，媽媽可以配合，讓我回來做治療，當然醫療有風險，我都知道，醫師都有跟我解說過了。我並不是在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下做出治療的決定，我是考慮過這些風險後，雖然當時成功率可能只有40%左右，但目前來看別無他法，我才做這個決定。這是我自己的意願，相關問題之前都問過了，目前為止沒有半個人逼迫我接受治療。」
啟動兒少保護機制暫時剝奪親權、緊急安置孩子的決定，讓新北市家防中心相當掙扎。新北市家防中心主任許芝綺說，他們召開專家會議，反覆確認醫療團隊給出的治療方案和嘉源的意願一致，最後決定協助嘉源依自己的意志獲得治療。
原本更理想的做法是請法院指定市政府擔任醫療代理人，幫嘉源代理簽署同意書，「但來不及啊！」許芝綺說，法院裁定通常需要2到3個月，但嘉源的醫療有黃金治療時間，「所以在醫療代理人還沒下來前，我們先啟動安置。安置後我們代行監護，基於孩子的意志，孩子也知道所有醫療決策的利弊得失、可能的副作用，我們再協助幫忙簽署文件。」
安置等於暫時剝奪親子之間原有的架構，會衝擊家庭關係。再加上媽媽並沒有真的「虐待」孩子，讓新北家防中心倍感艱難，「我們其實能理解媽媽的想法，她有自己過往的生命議題要面對，也有一些失去親人的創傷。嘉源又是她現在唯一的親人，所以她一定會害怕失去，只是嘉源的病程等不及讓她處理她的失去，」許芝綺解釋。而他已「近成年」的年齡、再加上「要高度避免被感染」的條件，也讓安置之路更複雜困難。
為了避免和安置機構的其他孩子接觸造成感染，嘉源安置期間幾乎是被「隔離」在自己的房間。「最可怕的是，連手機還會被收起來，什麼事都不能做。那段時間大概是我一生閱讀量最大的時候，兩週看了一堆小說，超厚的書我3天就看完。我甚至忘記我在機構待多久，『體感』大概有兩個月吧。」
2023年，《民法》將成年的年齡下修成18歲，嘉源終於成年，能全權替自己的治療作主，不需「法定代理人」為他做決定。但這同時也宣告了，他失去「兒少」身分可用的社會資源，特別是他在血癌復發後，僅剩的新療法費用高達千萬，幾乎無法負擔。
嘉源歷經化療、放射治療、免疫、標靶等治療和手術後，接受骨髓移植。原本以為可以和血癌告別、重回正常生活之際，卻還是在確診第3年復發。
一開始是病毒感染，眼睛腫了起來，後來視網膜破洞，接著是白內障，得做手術。問題一個接著一個冒出，堆出嘉源3年來最挫敗的一刻。接手治療嘉源的台大醫院小兒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盧孟佑說，因為嘉源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是有類費城染色體型基因（Philadelphia chromosome-like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這種就是對治療反應比較不好的，「像他這一型的白血病病人，全台灣一年應該不到5個吧。」
治療過程中，醫療團隊把嘉源當成大人，會清楚地解釋和說明他的病況，「我們一開始就有跟他講，他的這個疾病本來就不好，骨髓移植後看起來有問題時，也和他說。（復發）的時候，他心情非常低落，覺得自己都已經那麼努力了，怎麼還這樣⋯⋯。」
盧孟佑的兒子和嘉源都在今年考學測，看他的眼光是一個醫師、也像一個父親，「嘉源的心智年齡相對於同齡的孩子來講，成熟和堅強很多，」因為隨著病情變化和治療反應，要做的決定會有很多不同面向，常常是家長都難以決定的情況，但嘉源都要自己面對，「知道他復發之後，我們跟嘉源談接下來可以做的方向，但他很明白的表示，不想再接受強的化療、也不想再接受一次骨髓移植，所以我們就尊重他的意願。」
「我後來沒有選擇再做一次骨髓治療，因為那個過程很辛苦，而且都做過一次了，再做一次治癒率可能也不會高到哪裡去。當時的我覺得，比起再做一次讓自己受苦，不如讓自己解脫會比較好⋯⋯治療到最後真的不行，我也有去安寧病房的覺悟。」這也是他第一次思索死亡的樣子。
最後的機會，就是細胞免疫治療CAR-T（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Therapy，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療法），但當時這種治療是自費項目，因為要將病患的免疫細胞抽出、純化，再送到國外的實驗室改造，費用高昂，約需新台幣1千萬左右，以嘉源家的經濟狀況，根本不可能負擔得起；而已經成年的他，許多兒少補助又已無法申請。
盧孟佑說，其實一直都知道CAR-T有機會納入健保給付，但不知道具體的時間，醫療團隊就一直等待、也超前部署，揀了合適的時機先凍存了吳嘉源的免疫T細胞。然後他們重新盤整手上的療法，「就是盡力讓孩子撐到健保給付的那一天。」
幸運的是，嘉源真的等到了。健保署在2023年11月宣布CAR-T納入健保給付，而嘉源也終於在學測過後，2月27日公布學測成績的當天，完成回輸治療，成為健保給付後首批接受治療的患者。
我想活下來！我還有很多事想做⋯⋯
「其實他也不過就是個比17歲大一些的少年，會有很任性、很挫敗的時刻。」對自始至終陪在嘉源身旁的台大兒童醫院社工師蔡孟茹來說，年齡是條殘忍的界線，昨日還是青少年，今日卻是成年人：
「我們很怕他在這個過程裡孤立無援，這條路上我們陪著他一起走，可是最終很多事情他要自己決定。很多治療不是只有一個選項，可能有4、5個，他找誰討論？治療的選擇，有經濟考量、照顧考量⋯⋯，他都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一個剛成年、還沒經過社會歷練的孩子，卻要做很多連大人都不一定做得出來的決定，甚至談死亡，對他來說很殘忍。」
但讓蔡孟茹慶幸的是，「嘉源知道自己想要活下來，也許媽媽不是那麼能支持他（在醫院治療），可是他知道他做的決定是對的，也知道什麼是可掌控的，希望大家幫忙他。他想考大學，也想要有好的工作，有自己想念的書⋯⋯。說實話，一開始是一步一步陪他走，但因為他的基因型不太好、沒有辦法對他有中長期（存活）的期待，他能等到CAR-T治療，是當初沒辦法預想到的事，像奇蹟一樣。」但也因為嘉源想活下去的決心，串起了願意撐住他的網，陪他一起向前衝。
這張網由至少10種角色、20多場會議、43場藝術治療和無數個陪伴織起。從醫療團隊、病房社工、雙北家防社工、個案管理師、床邊教學老師、看護大哥、藝術治療師、班級導師到特教老師，這些人用另一種家人的樣態接住這個身體脆弱但心智堅強的少年。政大附中也因應嘉源的病況開了多場會議，讓他接受治療的同時也能保持學籍、繼續完成高中學業。
嘉源20歲生日那天，過去8個月一直追蹤、記錄嘉源抗癌歷程的《少年報導者》團隊，跟著他回家、和媽媽一起替他過生日。雖然對治療方式意見不同，在生日蛋糕點上蠟燭的媽媽問他：「嘉源，你想許什麼生日願望？CAR-T治療成功嗎？」嘉源則把3個生日願望集中成「1個」，因為「讓願力集中比較容易實現」，願望沒有說出口，但我們都知道是什麼。
「CAR-T就是我的畢業考。」對嘉源來說，接受CAR-T治療是他抗病時空裡最關鍵的一戰。目前治癒率約有5成，好消息是，截至截稿前，盧孟佑醫師透露，嘉源血液裡已偵測到持續活動的CAR-T細胞。
「我想活下來，因為我覺得我還不能在這裡結束，我還有很多事情想要做。」CAR-T回輸的那天，正好是學測公布成績的日子，一大清早執行細胞回輸時，他說聞到「玉米多力多滋」的味道。他躺在病床上查著自己的五標成績，喃喃念著要是英文再多一級分就好了，他明確地知道自己未來想從事資訊工程領域的工作。在病房裡等待免疫細胞作用的日子，他會捧著厚厚的申請簡章，盤算著自己可能的最佳落點。但當然，還得考慮就醫、回診是否方便，因為他每隔幾週可能就需要回醫院輸注免疫球蛋白，補足他治療後相對孱弱的免疫系統。
一路陪著他等待CAR-T的這些日子中，比起病況，他更常提到的是自己的學業，和他列在「願望清單」上期待想完成的事。青春凍結的這3年，他學會把無法控制的病況交給專業團隊，專注在自己能控制的事物上，超齡且成熟地面對自己的處境。雖然考驗超乎常人，但也有幸運之神的憐惜，他對一路上支持他抗病的「隊友們」滿是感謝。每一個人都為他祈禱，治療成功，從白血病「畢業」，今年9月進入大學，成為「新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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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戀童癖有兩種？也不等於成為兒童性剝削犯罪者？
近來台灣爆發一連串私密影像流竄於網路平台的事件，影片中甚至有許多被誘騙、偷拍的稚齡兒童與少女，被稱為「台版N號房事件」，而購買這些不法私密影片者也形同犯罪。
因涉及「假藉拍泳照性侵」#MeToo事件的藝人黃子佼，遭檢察官偵辦的過程中，也被搜出藏有多部由不法私密影像平台購入的未成年私密影片，引發社會譁然、強烈讉責。這些事件，也引發大家關注及討論戀童癖者及兒少性剝削犯罪的問題。
事實上，所謂的「戀童癖」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單純的戀童癖（pedophilia）、一種是疾病程度的戀童癖症（pedophilic disorder），雖然都會對未成年的兒童有「性幻想」，但他們不一定都會對兒童「採取行動」。
(諮詢專家／李俊宏；文字／陳麗婷；設計／黃禹禛；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陳韻如)
什麼是戀童癖？戀童癖症要符合什麼診斷原則？
一般社會中，有多少比例的人有戀童癖？這其實很難統計，因為這些人多半害怕被貼標籤、不願就醫，但以男性為主。
一般我們說的「戀童癖」，是指沒有出現臨床上顯著的痛苦，導致產生人際、社會功能減損等，不到疾病的程度。即使有戀童的性取向，但是他們自我調適很好，也可以維持正常的社會、人際及婚姻關係。
至於，達到疾病程度的「戀童癖症」，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DSM-5）的診斷準則，須符合以下原則：
【診斷原則1】年滿16歲者，對13歲以下、青春期前的兒童會激起性幻想或性衝動、性行為等，且至少持續6個月以上。
不過，診斷上針對個案性幻想的對象年齡，不會只畫設在13歲，仍會視個案狀況判斷。因為現今孩童發育較早，有些到了國小高年級就會出現第二性徵。因此，進行醫療診斷時，會與患者進一步討論其性活動，如性幻想、性衝動的對象，是否為青春期前的兒童。
【診斷原則2】因為這種性傾向而出現顯著的痛苦，與人際互動問題等社會心理功能的減損，例如產生內疚、羞恥、焦慮等感受，會因此無法好好工作；或是結婚後因為不敢跟另一半講，而導致婚姻關係障礙等社會或家庭問題。
不過，精神醫學界非常擔憂對於戀童癖症的精神疾病過度診斷及擴張定義，讓不到疾病程度的單純戀童癖者遭到標籤化，或已出現臨床症狀者更不願意求助。因此，《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討論第4版至第5版的過程，把定義訂定得非常嚴謹。
成長過程的傷害會引起戀童癖症嗎？關於成因的研究有什麼發現？
大眾對於戀童癖症形成的原因都很好奇，但目前為止，仍然很難有明確因果關係的科學證據。
一般來說，人們對孩童會有自然的保護本能，所以不會對青春期前的孩童產生性幻想。有些國外研究發現，如果影像學中的腦部「產生同理心」和「產生性慾」的區域或泌乳激素的神經荷爾蒙等出現異常，可能會對青春期前兒童產生性幻想；但這部分推論仍屬研究階段，不是醫學的結論，無法套用於所有的個案。因此，現階段的診斷，仍以個案的行為評估為主。
相關專家回溯戀童癖症個案背景，發現有些「可能」的因子，包括：患者自己在小時候也曾遭到性侵害，自己也曾是被害者；家庭功能失調，依附關係不好；本身有其他的精神疾病且互為影響，例如反社會人格、物質濫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過動等。但也不代表這類患者的成長過程，一定都有這些陰影。
戀童癖症對成人都「不感性趣」嗎？有沒有治療方法？
戀童癖症可分為「專一型」與「非專一型」，前者對象為兒童，其中對女童的比例較高；後者則同時針對兒童與成人都會產生性幻想等。
目前這類疾病沒有很好的治療方法，因為性傾向的發展與大腦的發展有很大的關聯性，所以若要以「治癒」為目標，基本上是困難的。
但醫療上能做到的是緩解戀童癖症者在人際或社會心理功能減損的痛苦，方法包括藥物治療、認知行為治療，並試著教導他們在社會規範所允許的調適方式，協助處理自己相關的性衝動。
• 藥物治療：可以透過藥物讓性慾降低，或改善其衝動控制，像血清激素回收抑制劑、情緒穩定劑等。
• 認知行為治療：著重點也是緩解人際與社會功能減損的問題，例如透過教育或學習等方式，幫助不太能與異性建立良好關係或性關係的患者，改善其心理或行為；學習如何察覺自己的衝動與想法，從而建立自我調適的方式。例如個案早年有被性侵史或破碎家庭等成長問題，則需協助其修補過去的創傷。
不過，一切的前提是個案本身自己願意求助治療。通常戀童癖症患者自願就醫比例很低，多數人害怕被貼標籤不敢進入精神科門診。要降低這類疾病本身的困擾、甚至可能引發的社會傷害，最重要的還是要鼓勵患者至精神科求診，或先尋求較具隱蔽性的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所協助。
戀童癖症者就一定會成為兒少性剝削犯罪者？
戀童癖症與兒少性剝削犯罪是兩回事，兒少性剝削為犯罪的法律名詞，戀童癖症不一定都會成為兒少性剝削犯罪，但兩者間確實具有一些關聯性。
根據不同國家的統計，在兒少性剝削犯罪者中，戀童癖者約占30%～60%，而台灣目前沒有相關研究調查，顯示我們對這個領域缺乏重視，政府應該重視這方面的研究與調查。
根據台灣《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剝削是指：
1. 使兒少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2. 利用兒少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3. 拍攝、製造、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販賣兒少之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 4. 使兒少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的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 此外，不只是引誘或脅迫兒少自拍犯法，傳送散布兒少私密照或者下載持有照片者也屬犯法。
不過，如果戀童癖或戀童癖症者在網路或其他地方看了一般兒童的照片（如泳池、海灘照等），或是看了與孩童相關的畫作，甚至是自己創作主題與兒童有關，進而產生了性幻想等，大家也要了解，這類沒有實際侵犯與冒犯的行為並不涉及兒少性剝削的問題。
由於戀童癖症患者主動求助比例不高，截至目前為止，強制治療對於兒少性剝削的再犯預防並無顯著效益，甚至部分研究顯示會導致再犯率的提高，所以目前世界各地也嘗試採取一些創新的行動，希望防止戀童癖症患者成為犯罪者，像是德國的「Dunkelfeld預防計畫」（Prevention Project Dunkelfeld, PPD）就架設了匿名的求助網路平台，提供尋求幫助者免費與保密的治療，同時也希望蒐集與分析這些求助者的資訊，找出犯罪風險的危險因子，以及提出更有效的預防性措施。台灣應該如何做，也亟待各領域專家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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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人:李菁
行政區不是他們的「戶籍」──原住民的共管會和民族議會制度
「泰雅文化沒有頭目，面對傳統領域的糾紛時，通常會請鄰近部落有聲望的人來調停，讓爭執的雙方面對面坐下來討論。這項泰雅族尋找真相、和解的儀式，被稱為『sbalay』。在傳統領域爭議中，sbalay的功能卻被行政院原民會的『爭議事項審議小組』取代了，而且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泰雅族青年林凱恩解釋了原住民的文化傳統和治理方式，為什麼現行的社會制度套用在部落並不合用。
(文字／林欣楷；攝影／陳曉威；設計／黃禹禛；核稿／陳榮裕、楊惠君；責任編輯／陳韻如)
原住民是台灣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但從日治時期，日本總督府就無視山地原住民部落的領地，把台灣山林視為「無主之地」全都劃成國家資源；隨後，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繼承了日本的山林政策，使這些原屬於部落的土地，成為國有地，原住民族人若要使用祖先的土地種植、狩獵、採集植物，反而必須受到各項法規層層的限制與禁止。
2016年8月1日，當時的總統蔡英文曾公開向原住民族道歉表示，「讓我用很簡單的語言，來表達為什麼要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原因。台灣這塊土地，400年前早有人居住。這些人原本過著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語言、文化、習俗、生活領域。接著，在未經他們同意之下，這塊土地上來了另外一群人（指日本人與國民政府）。歷史的發展是，後來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讓他們在最熟悉的土地上流離失所，成為異鄉人，成為非主流，成為邊緣。」同時設立「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宣誓將與原民各族代表共同面對歷史課題、對等協商後續政策方向。
台灣原住民人口約58萬9千人，占台灣總人口2.5%。原住民的生活、文化、歷史，都是起源於土地，長期以來的原住民運動，很重要的核心，就是爭取土地權益。找一條回家的路，是族人最大的訴求。
2016年，《原住民基本法》下的子法「諮商取得原住民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簡稱「諮商同意辦法」）與「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陸續修法完成，賦予各部落基於過去生活範圍劃設「傳統領域」，以及外人在「傳統領域」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時行使諮商同意權的權力，且現行的土地劃設辦法僅限於可被依法確定的「公有地」。
即便總統道過歉、國家也立法要還給原住民族土地正義，但是，原住民自有特殊文化與歷史演變，現在國家劃分的行政區域套用在原住民部落反而會造成他們的紛爭，因此近年仍有許多爭議事件上演。
【事件1】南澳碧候溫泉開發案
林凱恩是宜蘭南澳碧候部落的泰雅族青年，他最甜蜜的童年回憶，是和長輩拿著鏟子到南澳北溪的溪谷尋找野溪溫泉，「只要踩到溫溫的沙子，大家就會開始用力的挖，直到泉水湧出來。」
從小玩耍、記憶中的野溪溫泉，在近年歷經政府和法令的認定，被視為原住民傳統領域內的觀光資源。2010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核定碧候溫泉的整治經費，2019年3月完工，經歷「關係部落」認定、諮商同意，2022年正式開始營運。
但2023年7月碧候溫泉營運廠商考量設備、成本與地方溝通因素而解約，由縣政府管理營業。而《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在開發原住民傳統領域內的資源時，必須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的同意或參與，保障原住民可以分享開發的利益和權益。為了尋找新廠商，近半年碧候部落已經開了3次部落會議了，每次部落會議公告、召集，都因人數不足解散，不斷重新來過。
碧候部落成為媒體報導中「難以擺平的部落勢力」，為什麼？
嘉義縣鄒族獵人協會的總幹事吳翊豪解釋，原住民的文化中，「家族」與「部落」是最基礎的生活單位，直到日本的人類學家在台灣開始進行研究調查，台灣的原住民族才有「族群」的分類，「族群與部落就像是學校裡面不同的班級，每個班都有自己的班規，但從外面看就是一間學校。」
由於狩獵、漁獵的需要，在不同段的森林、溪谷，各部落與部落中的家族都會有默契地區分使用範圍，而碧候溫泉正是在碧候部落的傳統領域之中。
「原本前任的鄉長將碧候部落劃為碧候溫泉的唯一『關係部落』，但下一任鄉長認為道路交通也屬於觀光資源的開發，因此將相鄰的金岳部落一同列入碧候溫泉的關係部落，」林凱恩向《少年報導者》說明。
原住民部落自日治時期被強制遷移，以及往後各次天災後的集體遷移中，位置不斷移動，如今，在同一個行政村中，常會有數個部落的族人以及漢人混居其中。碧候部落與金岳部落其實屬於不同的聚落，但目前兩部落的行政區上都屬於「金岳村」，所以開啟兩個部落對於溫泉是屬於哪個部落的爭執。
原民不是「難搞」，但傳統討論機制「被消失」
林凱恩就讀於台灣大學研究所，是部落中高學歷的年輕人，碧候溫泉開發案的說明會、公聽會、部落會議他無役不與。
「通常，我們都會知道哪個地區是哪個部落的傳統領域，即使到了現在，我們到其他部落的溪谷玩耍，如果在溪中捕魚被當地的族人看到，也會被冷眼看待，這是刻在骨頭中的記憶，」林凱恩說，即使到了今日，仍然不時有因為闖入傳統領域採集資源而發生的衝突，輕則互相斥喝，重則大打一架。
以泰雅族為例，他們會以「sbalay」儀式來和解，就是請鄰近部落有聲望的人來邀請雙方共同面對真相，回到最初彼此和諧的狀態。但現在，sbalay卻被行政院原民會的「爭議事項審議小組」取代，結果就會造成雖然也找了原住民參與，但根本不是、也不懂當地部落的人。
「原民會找了兩個部落的代表去台北開會，審議小組另外還有學者專家、主管機關、族人代表一起參與討論，族人代表卻是找台灣西部的泰雅部落，西部的族人代表也很納悶跟我說：『為什麼不找你們附近的部落？怎麼會找我們來參加？』」林凱恩說，族人不好意思去開會做主幫兩個部落裁定溫泉歸屬，最後審議小組的結論只有「請縣政府跟鄉公所回去加強協調」。
這就造成此案從溫泉歸屬、同意營運到廠商招標，碧候部落一直在舉行部落會議，但自2019年以來連年開會，導致族人彈性疲乏，如今部落會議不斷難產。
公部門的機制和法令無法解決爭議，台灣的原住民族群希望能結合現代與傳統的討論和決策機制，處理公共事務，例如排灣族的「頭目」制度、卑南族的「年齡組織」與「會所」制度，有些部落也擁有和「部落會議」相似的「長老會議」等集體共議制度。
「我有時候在想，在開會的時候我常常得向其他人不斷地解釋、轉譯內容，有時候甚至到開會時才看得到一本又一本的資料。資訊轉譯的落差不能太大，集體決策才有意義。」林凱恩說：「如果其他部落沒有像我這樣的年輕族人，又該怎麼辦？一定要有人幫忙解釋內容。」
林凱恩憂心，「行政體系必須按照規定的期程辦理作業，公所、縣政府、原民會、廠商，都是不同的外部力量，當他們陸續進入碧候溫泉的時候，我們也會擔心外人怎麼看待部落的人。加上歷經數年的抗爭，很多族人聽到部落會議都覺得是吵架的地方，擔心被視為麻煩製造者。」而談發展，公部門都離部落太遙遠，「對部落來說常常感受到的是憤慨。」
碧候溫泉案還不是特例，其他部落也都發生過，例如2019年知本光電案，卑南族的卡大地布部落，在消極抵抗拒絕召開部落會議的情況下，台東市政府仍然代位召開部落會議，導致後續司法爭議。
林凱恩說：「難道這幾年陸續發生這麼多案例，不應該足以修訂子法或形成新規則嗎？」
【事件2】大坪林部落及日月潭孔雀園BOT案
2002年，原民會報請行政院核定了25個平地鄉鎮與30個山地鄉鎮為「原住民族地區」，但是，只有身處於原住民地區的原住民部落，才會被認可為部落。位於南投水里的邵族「大坪林部落」，因所在地的鄉鎮並不具備原住民族地區地位，無法「依法」召開部落會議，在行政體系中被稱為「大坪林聚落」，所以連政府相關開發政策的「參與權」都沒有。
邵族總人口只有800多人，世居日月潭周邊，目前主要分布於南投縣魚池鄉的日月村伊達邵部落與水里鄉的大坪林聚落，魚池鄉屬於平地原住民區域，因此伊達邵部落享有部落公法人地位，看似比大坪林的原住民有保障。
但2017年，南投縣政府等單位研議委託民間興建營運日月潭孔雀園BOT案，縣政府與魚池鄉公所因不滿伊達邵部落申請將魚池鄉劃設為邵族的傳統領域，向行政院訴願會提起訴願，隨後在鄉民代表會中提案通過，向行政院建議將魚池鄉「退出」原住民地區，雖然行政院還在持續溝通，但卻顯示地方議會對部落的法律地位有影響力。
魚池鄉長陳錦倫當時接受媒體採訪表示，鄉內有1萬5千多名漢人，全鄉發展卻都得看魚池鄉內人口只有300多人的邵族臉色，為了避免族群對立加劇，才會提案。
由於現行的《地方制度法》規定，原住民人口超過1,500人，才能在鄉民代表會中擁有1席保障名額。在數人頭的選舉中，邵族無法與人數上萬的非原住民族群競爭，導致邵族的聲音無法透過鄉代會代議，行政體系與議會體系有時反而侵害原住民權益。
【事件3】慕谷慕魚封路案
2014年，花蓮秀林知名景點「慕谷慕魚」所在的太魯閣族銅門部落，為了抗議因觀光衍生的垃圾、停車亂象嚴重破壞自然生態，經部落會議決議封路，並按照習俗燒狼煙、鳴槍召喚祖靈，但卻導致9位族人被旅遊業者提告妨礙自由、違反槍砲彈藥管制條例、涉及恐嚇等罪。
原住民不同族群、各部落都有屬於自己的習慣法，規範著族人的日常生活。例如，在太魯閣族中，「gaya」是該族文化中一種社會規範，是維繫族人日常生活、風俗習慣的誡律，也最具束縛力與約束力。
但族人在山中的實際生活，除了「gaya」外，還必須面對《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等數十種不同法規的限制。
台大法律學系講座教授王泰升的研究指出，漢人歷經傳統社會至近代國家的轉型，將既有的風俗習慣漸漸轉化成法律，但這樣的轉化並未發生在原住民族的社會，原住民族雖然成為政治及法律上主體，也有不少法律基於保障原住民族集體性權利而修正或制定，但在執行上仍有缺憾，「唯有國家法能適度尊重或納入原住民族法律文化，法的統治才對其有意義。」
尋找共存機制：從共管會到已有9族成立的民族議會
參考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在國家公園與風景區與原住民的共同管理制度，台灣的部分行政機關研擬引進「共管會」機制，由地方政府或行政機關與原住民族部落、團體，依照傳統文化及需求，凝聚族人自然資源管理利用的想法，發起、籌組共管會。例如屏東的排灣族旭海部落，與屏東縣政府合作管理阿朗壹古道，於每年7～8月關閉古道，讓土地與生態環境減少人為破壞。不過，共管機制通常在組織嚴密的部落較容易落實。
邵族在2005年組成「邵族民族議會」，以族群為中心凝聚共識與行政體系對話。
邵族民族議會議員高榮輝解釋，邵族民族議會由7個氏族各推選出1到2位議員，2年1任，加上2位世襲的傳統領袖組成，另有2席保障名額給大坪林的白姓與丹姓。民族議會建立在邵族共議制的社會制度上，傳統領袖「頭人」也能夠一同參與民族議會的決議，了解族人的意向。
不過，由於民族議會目前仍不具備法律地位，民族議會決定的事情，往往仍需透過邵族文化發展協會或是伊達邵部落的部落會議執行。
目前，台灣16個原住民族中，已有9個成立族人自己的民族議會。最新成立的是原住民第二大族群排灣族，於2022年8月成立排灣族民族議會。
排灣族民族議會籌備會的總召集人、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副教授樂鍇．祿璞崚岸（Ljegay Rupeljengan）指出，「民族議會是在部落之上創造一個平台，讓國家與族群、族群與族群、部落與部落間有一個彼此對話的空間，凝聚更大的共識。」
2023年9月，邵族民族議會決議，由於邵族的發音系統中沒有「o」的音，向原民會申請將族名從「Thao」更名成「Thau」，就是民族議會近期推動的其中一項議題。
魯凱族的民族議會是起源於魯凱族的「巴冷公主」傳說，魯凱族民族議會祕書長、成大考古研究所教授台邦．撒沙勒（Taiban Sasala）提及，當時族人討論著究竟巴冷公主源自哪個部落，促成探索魯凱文化的契機，2017年魯凱族民族議會正式成立，至今已經邁入第3屆。
魯凱族傳統上有頭目制度跟階級制度，一般部落頭目並不會投入民主選舉。但民族議會採用各部落推舉的方式選出代表，在部落文化與平地的社會制度間取得平衡，讓民族議會具備全民族的代表性。舉凡公告傳統領域範圍、小米復育、自東南亞引進象徵魯凱圖騰的雲豹等等，都在魯凱族民族議會報告，向族人尋求建議、徵求同意。
期待更能代表原住民的公共參與機制
樂鍇．祿璞崚岸指出，「過去雖然部落擁有諮商同意權，但很多時候都是在事情發生的時候被動的接受或拒絕，沒辦法進行更廣泛的討論，或是只有扮演諮詢的角色。民族議會的成立，可以針對族群的權益，例如傳統知識的智慧財產權申請、傳統領域利用的規範、轉型正義的推動等，主動向政府、民間單位協調。」
台邦．撒沙勒提到，民族議會的概念源自於美國與加拿大，該地的原住民組成民族議會，對內互相協商，對外與政府、民間團體溝通，這個概念影響了台灣的原住民，走向當前制度的另一種選擇。但排灣族民族議會與魯凱族民族議會，都刻意不申請成為社團法人。樂鍇．祿璞崚岸認為，排灣族民族議會與政府的關係，並不應該是在現行法律架構中管理與被管理的角色，而是與政府協商共同處理民族自治議題的夥伴。
2024年參與立委選舉的布農族人Savungaz Valincinan，在受訪時不斷強調：「絕對不是成立一個協會或民族議會，就可以代表一個族群，而是應該有更多的時間討論、凝聚內部的共識，去找到一個在當代能夠擴大參與、凸顯族群主體的公共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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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i-su-lân-kàu)的「齋戒月」（Ramadan）是穆斯林(bo̍k-su-lîm)一年內底上特別嘛是上重要的月份，雖然佇日時的封齋期間毋食毋啉，但是一到暗時，穆斯林厝內底攏會攢一桌腥臊的好料，邀請親情朋友做伙食開齋飯。所以齋戒月的飯桌毋但是家族朋友之間的「年度團圓」，嘛是生理夥伴彼此拜訪、交流跋感情的好時機。
不而過佇齋戒月期間的食食節奏變化，譬如大魚大肉，抑是三頓時間無正常，佇現代社會較會造成健康問題。真濟人會因為大食大啉消化不良，甚至忍耐一個月了後，身材顛倒變甲比齋戒月進前閣較大箍。
(文字／張鎮宏；設計／黃禹禛、黃世澤；核稿／楊惠君；審閱／包修平；責任編輯／陳韻如；讀報／邱紹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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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禮拜上歹過，進入「集體眩戇」
佇齋戒月的穆斯林，對貓霧仔光(bâ-bū-á-kng)出現了後到日頭落山的日時袂當食食啉水，連哺樹奶糖、食檳榔、食薰攏袂使。毋過佇日頭落山的禮拜，嘛就是穆斯林逐工5改向麥加(Be̍k-ka)方向祈禱的第4改「昏禮」（Maghrib），穆斯林才會當佇暗時食物件。
齋戒月的頭一禮拜，社會氣氛普通會「集體眩戇(hîn-gōng)」，因為逐家攏猶閣咧調整生理時鐘，欲對正常時間的三頓食物件，變成連紲一個月的日時禁止食物件，一開始的身心適應往往是上歹過的。
除了心理上的忍耐，生理上嘛會定定看著因為用餐時間的調整過頭出現胃腸無爽快、血糖袂穩，甚至因為暗時食物件失眠，抑是因為袂當佇上班的時間啉茶、啉咖啡，出現頭殼疼、想欲吐、精神無好、𠢕受氣的咖啡因戒斷症。
毋過佇伊斯蘭教的信仰傳統內底，齋戒的意義是「心靈反省」佮「自我坐清」，所以就算枵甲擋袂牢、身體無爽快，穆斯林佇齋戒月期間嘛袂當講歹聽話、佮人起衝突佮發性地。因為按呢，為著安搭齋戒月日時累積的壓力，齋戒月期間的開齋食食，往往特別腥臊。
袂輸過年的腥臊開齋飯
穆斯林的齋戒食食，主要分做暗時主食的「開齋飯」（Iftar）佮拍殕仔光進前的早頓「封齋飯」（Suhoor）。普通佇日頭落山喚拜（Azan）(huàn-pài)的時陣，穆斯林會先食淡薄仔椰棗抑是其他甜路開齋，大約5分鐘到10分鐘了後，才進行第四拜的昏禮，紲落才會食開齋飯的主食。
開齋飯是穆斯林佇齋戒月期間的主要食物件的機會，為著安搭逐家日時的辛苦封齋，菜色普通有大魚大肉的腥臊主食；抑若封齋飯是齋戒月貓霧光進前的早頓，內容大部份簡單，以補充水份佮碳水化合物為主，嘛袂當傷過腥臊。
根據穆斯林的傳統，開齋飯的頭一齣菜，普通是先食椰棗。這是因為佇阿拉伯半島大出的椰棗，較好保存閣有營養價值，過去中東的沙漠商旅佮遊牧部落嘛攏共椰棗看做是重要的「焦料」補充品。經過一工禁食了後，用份量無濟煞甜閣有味的椰棗來開脾，對正頓消化佮提神有幫贊。閣加上椰棗講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上愛食的物件，開齋食椰棗成做一種「聖行」（Sunna），鼓勵穆斯林學先知的言行，因為按呢，椰棗是頭一齣菜。
除了椰棗以外，各地的開齋飯嘛攏會準備清涼酸甜仔酸甜的飲料，較捷看著的有椰子水、柳丁汁，特殊口味的有椰棗牛奶摵(gû-ling-tshi̍k)（Balah Bel Laban）佮洛神花冰茶（Karkadeh）。目的嘛是欲補充水份佮提神開脾，因為紲落來的攏是袂輸過年的腥臊料理。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家庭，攏有家己意愛、傳承的開齋飯主食，毋過上捷看著的菜色攏是「肉食」。像阿拉伯半島，就會以傳統的「薩里德燉肉」（Tharid）為主。薩里德講的是用蔥頭、紅菜頭做基礎的菜蔬燉肉，變化真濟而且在地化，對羊肉、牛肉、到駱駝肉攏會當用，食的方式是用烘甲脆脆的傳統薄餅搵(ùn)肉汁，是真適合親情朋友食會(tsia̍h-huē)分享的主食。
無仝的氣候環境佮飲食文化，嘛予世界各地的開齋飯有無仝的傳統。像佇全世界人口上濟的穆斯林國家印尼，開齋飯上捷出現的就是「椰奶芳料燉雞肉」（Opor ayam）；抑若 (iah-nā)少年一代的穆斯林，這幾冬嘛無堅持愛傳統料理，流行用簡單省事、方便保存佇冰箱的速食雞肉糋(炸雞：ke-bah-tsìnn)來解決一個月長的齋戒月飯桌。
規个家族做伙看戲的齋戒月傳統
因為齋戒月期間，穆斯林干焦會當佇日頭落山了後食飯，暗頓食的份量佮時間往往嘛會較長，所以佇現代穆斯林社會，齋戒月的暗頓定定會配大量四秀仔、甜路，家族仔的親情朋友佇食開齋飯了後，嘛會做伙食茶開講看電視，所以便若到齋戒月，穆斯林國家的電視媒體總會推出親情、友情佮愛情為主題的「連續劇」拚場，欲搶一年內底上懸的收視率黃金檔期。
像佇中東地區，土耳其（Thóo-ní-kî）、黎巴嫩（Lê-pa-lūn）佮埃及出產的連續劇，就是各國「齋戒月八點檔」的熱門品牌。逐家就按呢電視配點心一路食甲半暝，不知不覺就共日時禁食的量補予夠額。
但是齋戒月除了看電視劇，嘛是穆斯林政治人物佮生理頭人一年一改的「應酬大月」。因為齋戒月的文化傳統是家族仔團圓佮分享，濟濟一年迵天攏佇外口走傱、做工課的生理人佮政府官員，攏會佇齋戒月回國歇睏。所以濟濟生理人攏會以「做伙食開齋飯」的機會請人客，用各種傳統烘肉、營火（iânn-hué）暗頓來展示家己的財力，借這个機會熟似新的同途的夥伴、看著平常時拜訪袂著的政商重要人物。
齋戒月結束了後的「開齋節」（Eid al-Fitr），更加是全球穆斯林的「過年慶典」，除了穿新衫、戴新帽仔佮家族團圓以外，閣有辦桌慶祝、連3工腥臊團圓飯的風俗。
普通來講，佇開齋節的彼工，穆斯林家庭攏會刣雞剁羊，佇阿拉伯半島甚至閣會烘全羊、烘駱駝等「宴會大菜」來慶祝分享。佇開齋節，穆斯林家庭嘛會做傳統甜路，家家戶戶攏會捀（phâng）出祖傳的雞卵糕，像鄂圖曼（Go̍k-tôo-bān）土耳其帝國的宮殿點心果仁蜜餅（Baklava）、牛奶凍（華語:奶酪）甜粿庫納法（Knafeh）攏是逐家上愛分享的高級點心。
禁食了後變大箍的溜溜仔球效應
因為運動佮健康意識的推廣，便若齋戒月前一暗，穆斯林社群佮各國政府攏會提早推廣「健康齋戒月」運動，包括鼓勵食薰的人趁機會改薰，抑是提醒齋戒月食飯會毋通大食大啉、食傷油，甚至社群網路嘛攏有「趁齋減肥」的健身倡議。但是實際上，便若佇齋戒月期間，穆斯林國家的醫療系統攏會攢便便，急診室的接案數量嘛往往會佇齋戒月的頭一禮拜佮最上尾一禮拜明顯夯懸。
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佇一般狀態之下的齋戒月禁食，對健康成年人並無緊急風險。但是佇好額的現代社會，逐家往往會因為日時袂當食飯啉水，會佇暗時開齋了後出現「補償心態」，顛倒想欲食予夠氣，但是暗時食傷濟、食傷油，毋但會影響人體的血糖穩定，暗時睏眠品質嘛會因為落降，致使齋戒月期間毋但食歹腹肚的人變甲閣較濟，街仔路嘛有閣較濟因為睏眠無夠、注意力無集中，增加的交通意外。
齋戒月嘛是「體重變福相」的高風險時期。雖然禁食了後，逐家一開始較緊變瘦，但是佇袂當啉水、睏眠無夠的狀態之下，逐家日時的活動力煞來降低，暗時閣定定透暝食點心看電視劇，運動習慣無規律、飲食更加是大亂，這攏明顯影響著身體的新陳代謝。
仝時陣，齋戒月的暗頓定定大魚大肉，特別是開齋節慶典時間倒踏的階段，家家戶戶攏咧請人客食團圓飯，致使齋戒月了後顛倒閣較會體重增加，閣加上齋戒月了後、恢復正常飲食的「溜溜仔球效應」（Yo-yo effect），攏予「齋戒月變福相」成做穆斯林國家困擾的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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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初，臺灣選出第16任總統佮第11屆立法委員，1,900外萬選民用選票共全世界展現臺灣的民主成果，就算講是一場公開透明順利的選舉，但是並無代表實踐百分之百的公平佮正義。臺灣是多元族群的社會，佇咱的土地有濟濟無仝款文化背景的人，佇這馬的政治制度之下，欲用選票來表達𪜶的心聲真困難，甚至𪜶根本是選舉的局外人(kio̍k-guā-lâng)。
【無法度用選票講話的人】系列報導，阮想欲𤆬逐家行入𪜶的故事內底，了解遮的臺灣社會的「邊緣人」，是按怎開放自由的民主社會內底，無法度包含抑是包容𪜶的期待佮身份？少數服從多數人的選舉制度，閣有啥物欠點？
(文字／陳麗婷；攝影、責任編輯／王崴漢；核稿／陳榮裕、楊惠君；責任編輯／陳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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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度見光的孤軍後代，大約有上萬人
泰緬孤軍是講1949年到1954年之間，也就是第二改國共內戰了後，對中國雲南退入緬甸北境的中華民國國軍，這馬蹛佇泰國北部邊境，佮緬甸、寮國的交界。1950年代有一批孤軍撤轉來臺灣，予政府安置佇桃園龍岡(Liông-kong)的忠貞新村遮的所在。
早期陸陸續續有孤軍後代用一寡方式來台灣，譬如講依親抑是讀冊，但是佇申請入籍的過程當中，有一寡因為戰亂無法度有出世證明文件等等各種因素，無法度順利入籍，成做非法居留。尤其這幾冬因為緬甸政局無穩定，孤軍後代來台灣的人數比較早較濟，嘛有人佇觀光簽證過期了後，不得已選擇非法留踮台灣。像這款無身份的泰緬孤軍後代按算有上萬人，好運的人有親人的厝通倚靠，不幸的就愛非法四界做散工，毋敢講出家己的身份，干焦會當覕起來，無法度享受佮一般公民仝款的權益。
送一个親人來臺灣，就愛做工課幾若冬才儉有錢
泰緬孤軍後代段成林(Tuān Sîng-lîm)，雖然阿姊遮的家族成員早就佇20外冬進前來臺灣落地生根、建立家庭，毋過當當時少年的伊，因為厝內底需要有人作穡飼家，因為按呢，並無綴來臺灣。不而過，段成林自細漢就認為，家己讀緬甸的瓦(uá)城明德學校，用的是臺灣課本，受繁體字教育，一直感覺家己是臺灣人。
段成林對定定有小型戰爭的緬甸(Bián-tiān)北部地區，尤其3年前緬甸政變，政府軍連老百姓的厝嘛轟炸，有戰事的所在啥攏無賰，死體就倒佇路邊，民不聊生。
聽講佗位欲去予人轟炸，段成林透暝就愛𤆬囡仔搬厝。為著予囡仔會當有好的生活通過，伊決心欲來臺灣，2022年底開始用觀光簽證的方式，佇臺灣、緬甸之間來來去去。
來一逝臺灣，對段成林來講無遐簡單。因為戰爭，規口灶大大細細攏𤲍佇緬甸北部高山田地的細間厝。為著欲去緬甸第一大城仰光（Yangon）買機票來臺灣，伊就愛對山頂沓沓仔揣路，因為真濟所在毋是路斷去就是橋斷去，有時陣頭前就有戰事根本過袂去，干焦會當覕甲結束才繼續坐車，開10外工才會當到仰光機場。
佇農村欲儉錢無遐簡單，欲送一个人來臺灣，規傢伙仔就愛做工課儉錢幾若冬，「我希望我趕緊申請著居留證，就會當合法做工課趁錢，安穩了後共囡仔一个一个接過來，抑是予囡仔申請來臺灣讀大學。」毋過因為戰事，規口灶就愛一直搬厝，閣愛申請戶口證明孤軍身份證明文件、沿路所費佮機票，段成林就開欲幾若十萬。
「我無想欲非法居留，毋過這改緬甸情勢緊張，若是轉去緬甸，毋知敢閣有命通轉來？」今年（2024）3月25是伊上尾的期限。
認定家己是臺灣人，甘願留佇臺灣非法做散工
「真濟人知影我欲接受《少年報導者》訪問，委託我講出心聲：逐家真想欲合法留佇臺灣。」佇臺灣，佮段成林仝款的孤軍後代袂少，有的是早期因為政府開放申請，已經提著身份證合法居留；有的因為當初時準備的證件無齊全，無法度證明家己是孤軍後代，抑是錯過申請期間，這幾年來非法居留佇臺灣；嘛有人因為年歲大矣、想欲來臺灣佮親人團圓抑是戰事遮的因素，這幾年陸續來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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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怎會有泰緬孤軍佮後代？
泰緬孤軍早期主力是李彌(Lí Nî)𤆬領的軍隊，原本是國軍抗日正規軍、滇(tian)桂(Kuì)黔(khiâm)省府軍等等，因為彼陣的雲南省主席盧漢領導造反歸順共產黨，致使逃難軍官家屬不得已愛對雲南、廣西、貴州南部轉去李彌佇曼谷(bān-kok)指揮孤軍作戰，籌備軍事裝備。
1953年，李彌因為國際壓力奉令轉來臺灣，煞共軍隊留佇當地發展武力，佮中共抗爭，和緬軍作戰。抑若早期一部份部隊撤去臺灣，軍人家屬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安排，安置佇桃園龍岡的忠貞新村；後來轉來臺灣的泰緬僑民大部份蹛佇台北的中和、永和，嘛有一寡軍民予人安置佇南投清境農場附近作穡佮養殖。
段成林講，袂少人佇觀光簽過期了後，選擇非法留落來，好運的人有親人的厝通倚靠，不幸的四界非法做散工，毋敢講出家己的身份，干焦會當覕起來。
36歲的楊發準(Huat-tsún)嘛是孤軍後代，2015年10月來臺灣，過8冬才總算提著臺灣居留證。伊佇緬甸予當地政府看做是無國籍難民，為著求生存對緬甸流浪去中國，後來冒險用囡仔咧用的細隻樹奶船偷渡，泅忝矣就坐佇樹奶船頂頭歇睏，一路泅到小金門，彼陣隨因為犯著《入出國佮移民法》予人關欲2個月，好佳哉是慈善團體擔保共保出來。
「我是好運的，佇中國佮臺灣攏有受著慈善團體的幫贊，」楊發準來臺灣了後，經過慈善團體的介紹，佇無違法的情況之下，鬥相共作穡，留落來生活。毋過人生猶是看袂著未來，發準定定感覺失志。
後來接觸桃園市金三角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王根深(Kin-tshim)，王根深仝款是對緬甸來的，嘛是緬甸密支那(Myitkyina)育成學校的學長，楊發準主動揣人鬥相共了後，接接彼陣的立法委員湯蕙禎辦公室，濟濟人共鬥相共，2023年7月，總算提著臺灣核發的居留證，「這馬上大的願望是做一个企業家，共佮我有仝款的同胞鬥相共。」
楊發準講，佮伊仝款好運的人並無濟，「我佇緬甸讀仝一間學校的學長，來臺灣15冬矣，到今(kàu tan)猶未提著居留證；閣有人干焦會當踮佇做散工的所在，根本毋敢去外口拋拋走，就驚去予警察查著。」因為按呢，提著居留證的伊，非常希望共逐家發聲：
＂「咱認同臺灣，自細漢就認定家己是中華民國國民，咱干焦向望會當合法留落來。」
國家開出的「支票」，到今猶未實現
王根深是緬甸華僑，少年的時陣就綴中華民國軍隊佇金三角拍游擊，後來做情報員，1979年撤退(thiat-thè)來臺灣。伊講，用軍人的身份來臺灣，權益並無受著損害，但是有真濟同學彼陣根本無法度來臺灣。
王根深這幾年協助泰緬孤軍佮後代佇臺灣的代誌，想起彼陣宣誓，「捍衛中華民國，服膺三民主義，流血流汗，在所不辭，」伊講，這个宣誓若像開出的支票，而且「上懸面額」是家己會當為國家犧牲，「佮我同一班軍隊的同學，有60%兌現這張上懸面額為國犧牲，但是干焦有3%的人來臺灣，」其他的留佇泰緬當地成做難民，有的人為著生存加入泰國軍，抑是想辦法歸化泰緬。
「逐家對孤軍無了解，嘛無一定認同，」王根深講，彼陣國家開予孤軍的「支票」是予逐家上好的待遇、犧牲有撫卹金(hú-sio̍k-kim)，甚至會接逐家來臺灣，「毋過戰亂的時陣根本揣無家屬，支票欲按怎兌現？」
局勢安定了後，真濟留佇泰緬當地的孤軍頭一代已經沓沓仔過身，孤軍第二代抑是後代猶原咧當地接受中華民國傳統教育，認定中華民國政府踮的所在臺灣是祖國，致使感情上對臺灣來的人較有親切感。1982年捌有臺灣立委去泰北探視，親目睭看著當地佮富裕的臺灣比起來，孤軍駐守的美斯樂地區（Mae Salong）就親像是難民營。
王根深講，後來有袂少華僑來臺灣讀冊，毋過政策捌改變做就算畢業矣，猶是無法度提著身份證，因為按呢，彼陣有真濟人無國籍、無身份、非法拍散工，雖然無清楚人數，但是應該有幾若千人，嘛包括跳機抑是用其他方式來臺灣的人。
毋是歸化，只是搬轉去家己的國家
根據孤軍遺老指出，猶閣佇當地的軍人佮家屬總人數恐驚有7、8萬人；抑若中國、泰國、緬甸、寮國邊界的華裔人口僫算，大約20萬。目前泰國、緬甸僑民相關的代誌以內政部移民署為主，有立委佮民間團體希望協助佇臺灣的泰緬孤軍後代提著合法居留證，甚至會當提著身份證。
捌做桃園市民政局長的民進黨前立委湯蕙禎表示，濟濟泰緬孤軍佇當地無受著認同，代代攏咧過失根的生活，致使遮濟冬來，𪜶陸續來臺灣，抑是期待來臺灣，𪜶認定家己是中華民國國民，「𪜶認為佇臺灣只要肯拍拚，就一定有飯通好食。」
湯蕙禎講，泰緬後代經過濟濟改陳請佮抗議，2009年政府捌開放1999年5月21到2008年12月31佇臺灣的泰緬孤軍後代申請，提出孤軍後代的身份證明文件，佇臺灣閣有僑生身份證明，就會當申請臺灣身份證。可惜的是，彼陣猶是有袂少人猶未來臺灣，抑是無法度提著證明文件、文件無齊全，結果無法度申請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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佗一寡泰緬孤軍後代才會當合法佇臺灣居留？
考慮人道佮歷史因素，內政部2009年6月發佈「滯(tī)台泰國緬甸地區國軍後代申請居留抑是定居許可辦法」，允准用學生身份留佇臺灣的泰緬孤軍後代，用無戶籍國民身份，合法佇臺灣居留抑是定居。
適用對象是佇1999年5月21到2008年12月31，經過教育部抑是僑務委員會核准，來臺灣讀冊抑是接受技術訓練的學生，學生佇國防部查證無錯誤了後，就會當提著國防部發的國軍後代證明。只要提證明佮其他必要的文件向移民署提出申請，申請者提外國護照出國，事先佇家己指定的外館，提著入國許可證佮臺灣地區居留證的副本，就會當佮蹛的所在的移民署服務站換居留證正本。
「有孤軍後代形容家己就敢若是流浪狗，」湯蕙禎講，佇無身份佮提著居留證之間，會當講是天堂佮地獄，無身份的人，無法度做工課、無勞保、健保，就算拍散工嘛可能會予人剝削，譬如講佇工地做工一工普通超過1,800箍，毋過𪜶干焦會當提800箍，而且𪜶毋敢凊彩換頭家，驚予人檢舉；破病的時陣，有錢就買便藥仔，無錢就忍咧。因為按呢，至少先提著居留證就有工課佮勞健保，毋免閣過覕相揣的生活。
無法度順利提著身份證的案件啥物狀況攏有，「譬如講兄妹仔，阿兄買著泰國護照，用外國籍學生入境，小妹用僑生身份入境，結果阿兄申請無成功，」湯蕙禎講，有的是五兄弟，上細漢的小弟無佇申請的期限內讀冊煞無法度申請；有的符合資格，煞因為錯過申請期限無法度申請；有的雖然是兩个兄弟仔，毋過需要的文件煞無仝；閣有真濟孤軍後代後來才來臺灣揣親人；到今蹛佇臺灣的孤軍後代，猶原有人對20外歲等到40外歲，因為無法度提著戶口、出生證明，干焦會當非法居留。
「阮知影閣有足濟泰緬孤軍後代想欲合法來臺灣生活，毋過這馬干焦會當先共已經來臺灣的人鬥相共，」湯蕙禎講，每一个案件的狀況攏無啥仝，愛的文件嘛無一定攏仝款，必須愛重新協助𪜶共所有資料文件整理予好，才閣做成陳情書送到內政部移民署，過程當中需要細膩謹慎確認資料的正確性，因為一旦政府查核無對同(tuì-tâng)，𪜶真有可能就無法度閣翻案矣。
湯蕙禎講，對2023年6月到今，協助受理辦理居留證的人，大約收案376件。尤其緬甸當地戰事嚴重，欲提著戶口證明比較早閣較困難，閣加上案件狀況複雜，伊認為政府應該以專案方式處理：
＂「徛佇人權的立場，真濟人佇泰國、緬甸根本無國籍，佇臺灣嘛干焦會當非法居留，𪜶並毋是欲歸化臺灣，是認定家己只是搬轉去屬於家己的國家。」
熱情參與選舉造勢暗會，煞是無法度投票的人
對金三角來的王根深估計，佇臺灣無法度提著合法居留的泰緬孤軍後代，按算有上萬人，𪜶有的辛苦拍散工，較好運的是有親人通倚靠。
對無身份，到提著居留證，閣到有中華民國國籍，這條路𪜶毋知當時才行會了。王根深吐大氣，「阮族群人少，無選票，是欲按怎得著重視？」因為按呢，伊有能力佮權利以後，干焦想欲幫贊閣較濟同胞。
王根深的叔伯小妹王根珠，20外冬前伊的媽媽、阿姊小弟早就已經來臺灣生活，伊煞因為結婚生囝留佇緬甸。2冬外前，王根珠的查某囝來臺灣申請讀大學，煞因為過去的家庭變故，憂鬱症發作；王根珠決定申請來臺灣照顧查某囝，毋過等真久，猶是無法度提著居留證。
臺灣2024年大選期間，王根珠對無法度投票感覺可惜，若是有一工會當用選票表達想法，「阮就欲投予願意共阮鬥相共的候選人。」
「若是有一工提著臺灣身份證，我一定會去投票，這是我成做臺灣公民的基本使命，」過8冬才提著居留證的楊發準講。今年臺灣大選楊發準雖然猶閣無法度投票，毋過佮真濟對泰國緬甸來的鄉親做伙參加競選造勢活動，「阮合法居留的人，希望有機會共政府官員表達訴求，共濟濟鄉親的困境講予政府知。」
「我嘛足想欲投票，」猶未提著居留證的段成林，心內猶是有向望，伊一直共臺灣當做是家己的家，今年選舉佮親情五雜(tshin-tsiânn-gōo-tsa̍p)到競選活動現場，綴逐家做伙嚷喝(jióng-huah)支持，＂「這馬雖然無發言權，想欲講啥煞袂當講，若是未來有機會成做真正的臺灣人，一定會去投票，這是人民應該有的權利，一定會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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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4，徛佇台北國賓戲院影廳內底，葉佳龍看著銀幕的「諸葛四郎」，目屎含目墘。1點鐘閣28分鐘的電影頭一改放影煞鼓，片尾字幕出現──「獻予我的老爸佮老母」，煞落來是長長的片尾名單，有出名的電影人，有參與募資的一般民眾。超過一千个名一一走過眼前，彼是成就這齣電影的每一个希望，想著遮，葉佳龍目屎滴落來。電影製作的這段時間，伊總是按呢，目屎含目墘、忍咧、攑頭，閣微微仔笑。
伊是《諸葛四郎》尪仔冊原著(guân-tù)作者葉宏甲(Ia̍p Hông-kap)的大漢後生。
（文字／陳怡靜；攝影／余志偉；設計／江世民；企畫／柯皓翔；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陳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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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老爸上尾彼10冬是真孤單的，唯一陪伴伊的就是〈童年〉這條歌。」
《諸葛四郎》是四空年代囡仔時陣的幻想，但是台灣60、70年代以後的戒嚴政治環境佮審查制度之下，限制尪仔冊出版，予作者葉宏甲(Ia̍p Hông-kap)佮伊彼代的漫畫家予時代放袂記得，干焦賰羅大佑〈童年〉內底的歌詞留佇逐家的記持內底。
葉宏甲過身了後真長一段時間，厝裡無人閣提起《諸葛四郎》，彼陣佇美國讀冊的大漢後生葉佳龍，從來無欲講家己是葉宏甲的後生，彼是看著稀微的老爸閣無能為力的後生上深的虧欠。
2017年紙風車劇團共《諸葛四郎》改做舞台劇，台跤的葉佳龍看著，就算經過61冬，《諸葛四郎》猶原唌人目，伊總算敢面對家己心內的失意，開始啟動《諸葛四郎》的3D動畫工程；抑若所有「諸葛四郎世代」攏成做協力天使，2022年催生結合尪仔冊、舞台劇佮動畫科技的3D動畫電影《諸葛四郎──英雄的英雄》。
毋但按呢，動畫電影放影了後，葉佳龍嘛佮文化部簽文物寄付(kià-hù)意向書，按算共𪜶老爸所有的原稿、物件捐予國家漫畫博物館。葉佳龍毋但希望諸葛四郎閣一改成做台灣囡仔心內的英雄，更加有心為著本土動畫產業盡一份心力。
1966年：漫畫審查之下，予人講是怪力亂神(kuài-li̍k-luān-sîn)的《諸葛四郎》
佇電影放影進前，直欲30冬，葉家的人毋捌講著《諸葛四郎》。若欲講是無想，應該講是毋敢、不忍，葉佳龍講：「對阮兜來講，《諸葛四郎》傷過重要，嘛帶來真濟創傷。」
「漫畫審查制度」佇1966年頒佈了後，禁止漫畫「怪力亂神」，台灣漫畫進入烏暗期，主角袂當袱面(ho̍k-bīn)、無怪獸，甚至連寶物攏禁止出現，漫畫家雙手予人縛起來手，無法度閣自由畫圖。致使彼陣咧《漫畫周刊》連載的《諸葛四郎》，全系列攏總8部作品，攏予人查禁、銷毀(siau-huí)，流通佇市面上的單行本(tan-hêng-pún)嘛罕得揣著完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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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物是漫畫審查制度？《諸葛四郎》是按怎會予人禁？
葉宏甲是台灣早期捌衝甲掠袂牢的漫畫家，1956年創造縛兩粒包仔頭的諸葛四郎。就按呢，諸葛四郎就成做轟動街頭巷尾的武俠少年，這嘛是台灣頭一本英雄尪仔冊。1958年到1970年，諸葛四郎相連紲拍敗魔鬼黨、烏蛇團、雙假面，成做彼陣囡仔心內頭一个英雄。1966年國立編譯館頒佈「漫畫審查制度」，禁止尪仔冊「怪力亂神」，就算葉宏甲閣滾躘(kún-liòng)拍拚幾冬，諸葛四郎的故事猶是就按呢結束。
2022年諸葛四郎重生，對2D平面漫畫行向3D立體動畫《諸葛四郎──英雄的英雄》，運用通掠著動態畫面的動畫技術。劇情描述桂國公主予魔鬼黨戴(tì)鐵面具，來威脅桂王交出鳳劍交換面具的鎖匙，諸葛四郎受桂王所託，深入賊寨(tsha̍t-tsē)，正邪交戰的時陣煞四周圍攏敵人，英雄佇困境勇敢徛做伙，佮組織真大的魔鬼黨展開一場鬥智鬥力的搶寶劍大戰。
後來五、六空年代對《諸葛四郎》的記持，干焦賰歌手羅大佑的歌曲〈童年〉內底彼句歌詞：
「諸葛四郎佮魔鬼黨，到底是啥人搶著彼支寶劍？」
葉佳龍會記得，彼陣伊當咧美國讀博士，接著老爸真樂暢的電話，「你敢有聽過羅大佑？伊寫一條歌，有唱著諸葛四郎佮魔鬼黨呢。」彼陣越洋電話真貴，電話講10外分鐘，毋知開老爸偌濟錢。記持像光顯顯(kng-hiánn-hiànn)的刀仔，葉佳龍閣嚨喉滇，「阮爸爸上尾彼10冬是真艱苦的，因為伊無舞台。不管是啥人，無舞台、無讀者、無朋友，應該攏真孤單啦乎。尤其又閣是藝術家……。」
佇審查佮創作之間的平衡，葉佳龍腦海內𪜶老爸的身影，總是稀微。伊定定希望老爸放棄，毋過老爸猶原堅持。
支持老爸創作上大的力量，其實是老母。葉佳龍想起自細漢到大漢，老母毋但愛扞家，閣愛照顧老爸的師仔，「上濟人的時陣，阮兜蹛12个師仔，規口灶有18个人做伙生活，阮老母逐工愛負責18个人的三頓佮生活，煞從來毋捌咧喝忝。」過年過節閣有員工旅遊，細漢時的葉佳龍會記得，18个人做伙坐大車出去𨑨迌。而且漫畫師仔出師矣，葉佳龍一定會替徒弟仔做一軀（su）se-bí-looh、送一个紅包，就敢若是成年禮。
葉佳龍講，老母晚年(buán-liân)帶失智症，連後生攏袂記得，煞會記得諸葛四郎，「我問阮媽媽我是啥人，阮媽媽講毋知。但是我提《諸葛四郎》予看，媽媽會講，『是四郎啊』。」
2017年：紙風車予《諸葛四郎》成做舞台劇
葉佳龍年歲大的媽媽身體開始衰弱(sue-jio̍k)，「有一工，阮媽媽共我講，『這个以後愛交予你矣。』我一看，伊提予我的是《諸葛四郎》。」
2017年，紙風車劇團揣著葉佳龍，共《諸葛四郎》尪仔冊改編做舞台劇。短短年半的時間，超過4萬人次來看。看著囡仔的笑容，聽著囡仔的笑聲，葉佳龍看著規場的囡仔聲，攏是為著《諸葛四郎》來的。
「我彼陣已經50幾歲矣，經過人生的里程碑。斡頭看，雖然我過甲真好，毋過替老爸做的猶是傷少，替諸葛四郎做的傷少。我已經老矣，毋過諸葛四郎猶閣遮少年，猶是彼个模樣，猶是真勇敢⋯⋯，」葉佳龍講袂出話。
就按呢葉佳龍決心，欲共散佇世界每一个角勢(kak-sì)的《諸葛四郎》碎片，一片一片抾轉來。為著復原完整的《諸葛四郎》復刻版，葉佳龍一个一个拜訪國內收藏家，而且共少數閣佇咧的《漫畫周刊》拆掉掃描，共欲99%的完整尪仔冊揣倒轉來。
這是老爸葉宏甲的遺願，嘛成做葉佳龍的揣根之旅。拜訪收藏家的過程，囡仔時陣的記持一點一滴轉來到眼前，「聽著足濟序大人咧分享的故事，當當年來看過猶是囡仔時陣的我，閣佮阮老爸講著啥物內容。」暗時，葉佳龍坐佇電腦頭前，用畫圖軟體一筆一筆修復老爸的原稿，比照當當年豪華(hô-huâ)單行本(tan-hêng-pún)的形式，復刻出100冊的大全集。
2D漫畫的重生，佮3D動畫的新生仝時陣展開。不而過，干焦báng-gà角色的美術風格，就開一年才確定落來。角色的身體動作是運用3D掠動態畫面的技術，邀請12位舞台劇演員實際演出，透過身軀頂的感應器，共動作精準掠入去電腦運算，呈現出諸葛四郎戰魔鬼黨的武打(bú-tánn)畫面。規个動畫製作期開甲5冬，才共尪仔冊的版本，改做3D動畫電影《諸葛四郎──英雄的英雄》。
2022年：3D動畫電影放影，1个人到1千人的力量成果
2022年《諸葛四郎──英雄的英雄》，成功佇過年期間放影，予諸葛四郎閣一改成做新世代囡仔人心內的英雄。
初初仔開始，葉佳龍干焦1个人，2019年伊啟動募資計畫的時陣，對上開始的幼稚園佮國小同學、前國家電影佮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藍祖蔚(Nâ Tsóo-uì)、導演吳念真(Ngôo Liām-tsin)、編劇林于峻(Lîm Û-tsùn)、動畫導演劉育樹(Lâu Io̍k-sū)開始，沓沓仔擴大到無熟似的人，上尾募著1,062筆小額贊助，予「英雄聯盟」愈滾愈大。
葉佳龍共電影號名《英雄的英雄》嘛有背後的心意，「電影是團隊合作的成果，就親像電影內底的拍魔鬼黨的團隊合作，諸葛四郎一个人是無法度完成的，一定愛有伊的好朋友，這嘛是阮老爸想欲傳達的精神。」
毋但透過科技的力量，予老爸的作品重生，葉佳龍嘛佇《諸葛四郎──英雄的英雄》內予老爸現身，就敢若是咧替彼代，無法度佮大環境變遷對抗的漫畫家平反，說一句：「我干焦是一个畫尪仔冊的。」嘛鼓勵這馬當行佇創作路上的漫畫家。
這是電影內底小小的隱藏片段，彼句聽起來有淡薄仔頇顢的台詞，就是葉佳龍親身「獻聲」，予見過大風大湧的葉佳龍非常緊張，配了5點鐘才完成。是這个後生，予當當年彼个感覺家己「干焦是一个畫尪仔冊的」的葉宏甲創作出來的báng-gà，有新的性命，牽起因為囡仔時陣看過《諸葛四郎》的讀者，牽起電影團隊，同時嘛帶來新的觀眾。
細漢的時陣，老爸定定𤆬葉佳龍去看電影，像《火燒紅蓮寺》、烏白的《哥吉拉》(Gojira) ⋯⋯然後就問伊講：「阿龍，你看拄才彼个電影𠢕佇佗位？」彼是老爸畫尪仔冊的養份，嘛是伊佮𪜶老爸罕得有的相處時間。
葉佳龍講，𪜶一傢伙仔攏會曉畫圖，伊嘛捌想過欲畫圖，煞予𪜶老爸阻擋，「這條路傷辛苦矣。」後來，葉佳龍到美國讀著博士，成做美國高科技產業的工程師，開創業投資公司。叫是佮老爸的路佮家己囡仔時陣的向望愈行愈遠，想袂到講，雖然行無仝條路，尾仔猶是行鬥陣。講著老爸，葉佳龍閣嚨喉滇矣，伊講定定夢著老爸：
「伊猶是咧畫圖，攑頭共我看，大概是40歲左右的模樣，比我這馬閣較少年咧。」
諸葛四郎到底是參考啥人的形象？葉佳龍閣笑講：「阮老爸是共我講過，伊是照鏡畫的啦。」原來，諸葛四郎是漫畫家的自畫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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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可以預警空汙和地震？
當空氣品質紫爆，或是地震發生時，中央氣象局會發出「國家級警報」到民眾的手機，但你知道嗎？植物也有類似的「預警」功效，可以偵測空汙，甚至發揮「空氣淨化器」的效果！
(諮詢專家／孫岩章；文字／林慧貞；設計／一百隻熊；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陳韻如)
能快速反應汙染的「預警植物」
農委會藥物毒物試驗所曾做過研究，發現相思樹能為人們監測空氣汙染。
相思樹原產於恆春半島，後來成為台灣低海拔常見的樹種。1970～1980年代，台灣的磚窯廠、陶瓷廠相當興盛，試驗所發現，當磚窯廠燃燒時會排放出氟汙染物，附近的相思樹葉尖因此出現枯死症狀、不規則剝落，實際檢測葉尖發現氟含量確實偏高，月桃葉也發生過類似的現象。
這是因為植物的葉子有氣孔，進行光合作用和蒸散作用時，會和外界交換氣體與水。然而氟離子和鈣或矽酸結合後難以溶解，被植物吸收後，便堆積在葉子尖端，造成枯死。這類可以快速反應汙染的植物被科學家稱為「預警植物」。
其他植物如菸草，對於臭氧十分敏感，一旦超過它所能忍受的範圍，葉片就會出現病斑，台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兼任教授孫岩章就曾在台北和台中，發現大範圍的菸草受到臭氧影響病變。
除了監測空氣，植物也可以進一步幫人們吸收不好的汙染物，例如相思樹和苦楝對氮氧化合物的攔截效率最高，無患子和水黃皮則是攔截二氧化硫的大功臣。
對世界忍氣吞聲的「監測植物」
世界上有預警植物，也有默默忍耐的植物，例如台灣分布廣闊的外來種大花咸豐草，對於氟汙染物的忍受性很高；較敏感的植物則如唐菖蒲，空氣中的氟濃度1ppb就會出現徵狀，葉片累積氟濃度僅20～30ppm。但大花咸豐草的葉子，即便累積氟濃度到1,000ppm，外表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像大花咸豐草這類對氟汙染物忍氣吞聲的植物，還有菠菜、茶樹、柑桔等等，它們被稱「監測植物」。當別的植物紛紛落葉時，監測植物們仍屹立不搖，定期分析它們葉片的氟濃度，就可以知道汙染物存在多久、分布的空間、有沒有擴散趨勢。
什麼是ppb？什麼是ppm？
ppb與ppm是濃度的單位，1ppb是十億分之一（Parts Per Billion）的縮寫，1ppm則是百萬分之一（Parts Per Million）的縮寫。不只在描述空氣品質時會看見這兩個單位，食品內若存有重金屬、農藥、動物用藥等，大多是微量物質，這時也會用到ppb與ppm來作為計量單位。
相思樹竟然可以預警地震？
除了監測空氣中的汙染物，相思樹還有「預警」地震效果。早期科技還沒那麼先進時，相思樹是礦坑工人遭遇地震坍方時，重要的逃生警報器。
相思樹的質地細緻，非常堅硬，早期台灣挖礦時，最怕遇到坑道「落盤」，也就是岩層崩落坍方，隨處可得的相思樹就成了支撐坑道最好的材料。
由於相思樹非常堅硬，發生落盤時還能支撐一點點時間，且因被擠壓發出吱吱聲響，像是在提醒工人趕快逃命。所以礦廠工人流傳著一句俚語：「若聽到相思仔號，愛命得要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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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䆀，抑是地動發生的時陣，中央氣象局會發出「國家級警報」去民眾的手機仔，但是你敢知影？植物嘛有相siâng的「預警」效果，會當偵測空氣汙染，甚至發揮「空氣淨化器」的效果！
（諮詢專家／孫岩章；文字／林慧貞；設計／一百隻熊；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陳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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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當快速反應汙染的「預警植物」
農委會藥物毒物試驗所捌做過研究，發現相思樹會當共咱監測空氣汙染。
相思樹的起源佇恆春半島，後來成做台灣低海拔定定會看著的樹種。1970～1980年代，台灣的磚仔窯(tsng-á-iô)、瓷仔廠真濟，試驗所發現，磚仔窯咧燒的時陣會排出氟(hut)汙染物，附近相思樹的葉尖就出現蔫去的症頭、無規則藃(hiauh)去，實際檢測葉尖發現氟確實有較懸，月桃嘛捌發生過相siâng的現象。
這是因為植物的葉仔有毛管空，進行光合作用(kng-ha̍p chok-iōng)和蒸散(tsing-sàn)作用的時陣，會佮外界交換氣體佮水。毋過氟離子佮鈣(kài)抑是矽酸(si̍k-sng)結合了後僫溶解，予植物吸收了後，就會積佇葉仔頭前，自按呢蔫去。這款會當快速反應汙染的植物予科學家叫做「預警植物」。
其他植物像菸草(ian-tsháu)，對臭氧(tshàu-ióng)非常敏感，一旦超過伊會當忍受的範圍，葉仔就會出現病斑，台灣大學植物病理佮微生物學系兼任教授孫岩章(Sng Giâm-tsiong)就捌佇台北佮台中，發現大範圍的菸草受著臭氧影響病變。
除了監測空氣，植物嘛會當進一步共咱吸收無好的汙染物，譬如講相思樹佮苦楝仔(khóo-līng-á)阻擋氮氧(tām-ióng)化合物的效率上懸，抑若黃目子(n̂g-ba̍k-tsí:無患子)佮臭腥仔(tshàu-tshènn-á:水黃皮)是阻擋二氧化硫(jī-ióng-huà-liû)的大功臣。
對世界忍氣吞聲的「監測植物」
世界上有預警植物，嘛有恬恬忍耐的植物，像佇臺灣四界攏看會著的外來種赤查某(tshiah-tsa-bóo:大花咸豐草)，對氟汙染物的忍受性真懸；較敏感的植物像關刀花(kuan-to-hue:唐菖蒲)，空氣內底的氟濃度1ppb就會有現象，葉仔累積的氟濃度干焦20～30ppm。毋過赤查某的葉仔，就算氟濃度累積甲1,000ppm，外表嘛袂有任何改變。
像赤查某這款對氟汙染物忍氣吞聲的植物，閣有菠薐仔(pue-lîng-á:菠菜)、茶樹、柑仔，遮的攏叫做「監測植物」。別的植物咧落葉的時陣，監測植物猶原徛騰騰(khiā-thîng-thîng:屹立不搖)，定期分析𪜶葉仔氟的濃度，就會當知影汙染物存在偌久、分佈的空間、敢有湠開的趨勢。
新聞充電器
啥物是ppb？啥物是ppm？
Ppb佮ppm是濃度的單位，1ppb是十億分之一（Parts Per Billion）的縮寫，1ppm是百萬分之一（Parts Per Million）的縮寫。毋但咧講空氣品質的時陣會看著這兩个單位，食品內底若是有重金屬、農藥、動物用藥，大部份是微量物質，這个時陣嘛會用著ppb佮ppm來做計量單位。
相思樹竟然會當預警地動？
除了監測空氣內底的汙染物，相思樹閣有「預警」地動的效果。以早科技猶閣無遐先進的時陣，相思樹是礦坑工人拄著地動崩去的時陣，重要的逃命警報器。
相思樹的樹身真幼閣真𠕇(tīng)，古早台灣咧挖礦的時陣，上驚去拄著磅空「落盤」，就是岩層(giâm-tsân)崩山塌(lap)落，四界攏揣有的相思樹就成做共磅空弓牢上好的材料。
因為相思樹真𠕇(tīng)，落盤的時陣閣會當擋一下，而且因為相思樹擠著會發出聲音，袂輸咧提醒工人緊逃命。所以礦廠的工人流傳一句俗語：「若聽著相思仔吼，愛命著愛緊走。」相思樹竟然會當預警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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