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leve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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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嘉庆是平庸的，那么道光就是无能的——傻傻地做勤俭标杆，傻傻地被底下人坑到营养不良；对内刚愎自用，对外固守蒙昧。
道光对下面的人十分苛刻，不仅不让吃肉，还不准穿新衣服。帝后生日，以及元日、除夕、元宵节等节庆活动一律取消，总之，严格控制公款消费。饭食上，道光率先减少肉食，连御膳房的饭菜都很少吃，经常塞给小太监两文钱，让他出门给自己买个烧饼，就算一顿饭了。清代皇后的生日叫千秋节，历代皇帝都会大摆筵席，但道光为了省钱，直到道光十五年才开恩给皇后过了一次千秋节，举办了一场宴席。皇家宴席啊，道光给宴请的皇亲国戚、大小官员只安排了每人一碗炸酱面。就这么扣扣索索，内务府一年的支出还能达到八百万两银子。皇帝饿瘦了自己，也没让国运转弱为强。省下来的钱，都变成底下那帮贪官污吏身上的肥膘了。大清的腐败，是根本性的、系统性的腐败。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皇帝一个人的勤俭节约，无力改变国家的倾颓。
国家利益和统治者利益往往不是完全重叠的，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统治者往往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在提高生产力和维护自身统治的选择中，清朝皇帝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也使得大清国在每一个可能改变历史的决策上都作出了错误选择。
在清政府自始至终贯彻执行的高压愚民政策下，整个国家失去了活力；官僚系统尸位素餐，腐败糜烂；底层百姓民心涣散，离心离德。所谓的“嘉道中衰”，其实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带来的必然结果。爱新觉罗氏貌似稳定了眼前的统治，实则伤害了国家元气，动摇了国之根本。当海面上出现侵略者的战船时，大清只能任人宰割，再无还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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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官场反腐悖论，低薪养官节约人力成本却致百姓重负，而官员腐败日甚。腐败根源在于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国人管理的大清海关，成了清朝唯一清廉衙门。事实说明：有效的管理制度才是反腐的根本。
但是，大清的特权阶级已经腐朽入骨，要推动法制，就要限制皇权，打破特权阶级的权力垄断。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大的悖论就形成了：要反腐，就要在建立监督机制的同时，给各级官员一个较为理想的收入；国家要负担如此高的财政成本，就要提高生产力；要提高生产力，就要改革生产关系；要改革生产关系，就要一面限制特权阶级的特权，一面打破特权阶级的利益；既然要打破权贵阶层的特权和利益，那我还反哪门子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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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n er afleveringen die ontbre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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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也好，清代也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特权阶层向下压迫的体制。清朝吸取明朝教训，大大缩减了宗室福利，但又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旗人。在清代，这叫“铁杆庄稼”，八旗军从所向披靡堕落到只会提笼架鸟，也就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官员虽然是体制内的人，等级比百姓高，但在体制内，依旧是被压榨的层级，官僚毫无廉洁奉公的动力。我省下的钱，还不是被皇帝给了宗室或八旗子弟这帮蛀虫！凭啥你们就能正大光明地当蛀虫，我就不能捞点儿钱呢？！官员如此，小吏更如此。虽然工资收入很低甚至没收入，但他们有权，懂得如何变现。以至于乾隆皇帝最宠爱的臣子福康安必须扭着鼻子孝敬户部书吏一万两银子。才能报销平叛的军费；一个小小户部书吏，就敢跟曾国藩要40万两白银的回扣；几个无名之辈，就敢从六部库房中掏出来近7万两白银。
等到史上第一抠门皇帝道光上线，才查出国库亏空900万两白银。这样的王朝不覆灭，还有天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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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大清的滑落
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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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材料可能受版权保护。小吏大能量，看宋江如何逆袭，福康安怎样低头，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无奈妥协。更有无名小吏勇闯国库，上演离奇贪腐案。贪腐横行，国库亏空，王朝根基动摇。下一波揭秘，清代帝国如何在腐败漩涡中挣扎求生？
02:04 明清两朝的特权阶层与社会流动：官僚制度下的不公与腐败
04:07 清代县衙的吏员们：微薄的收入与巨大的权力诱惑
06:10 清代县太爷的生存之道：灰色收入与权力变现
08:10 乾隆朝的腐败与官场生态：基层官员的艰难抉择
10:10 清朝名臣的遭遇：福康安与曾国藩的红包之谜
12:16 清朝贪腐案中的奇迹：普通书吏如何获得四十万两银子的回扣？
14:16 大清王朝的腐败现象：蔡永寿案的曝光与后果
16:19 蔡永寿案与嘉庆朝的腐败现象：国库亏空的惊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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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古代的反腐，就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一个是清朝雍正帝。论反腐的铁腕手段，这二位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出其右。
据说洪武一朝，朱元璋前后斩杀了十五万名贪官。应该说，酷刑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明史·循吏传》记载，明朝二百七十多位循吏（守法循理的官吏），洪武一朝就占了三分之二。即使如此，还是挡不住大明官员的“前腐后继”。明朝的灭亡，有诸多内因外因，腐败是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内因。
同样以铁腕反腐著称于史的雍正帝，比朱元璋也不遑多让。凡是贪污之人，雍正的做法是一律革职抄家，亏空部分，就从抄家所得中填补。即便是畏罪自杀的贪官，雍正也要把他家抄个干干净净，让其子孙世世代代做个穷鬼，因此还得了个“抄家皇帝”的绰号。然而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大清朝也逃不过“前腐后继”的魔咒，仅乾隆一朝就查办了“甘肃冒赈案”“两淮盐引案”“山东银库亏空案”等十几起封疆大吏的贪腐巨案。单是“甘肃冒赈案”就砍了五十六个脑袋，从总督到地方官处理了一百多人，把整个甘肃官场给一锅端了。仅从数字上看，乾隆收拾的贪官比雍正还要多。 -
大清王朝说起来有康乾盛世，但实际上国库亏空，真相何在？大学士尹壮图直言上书，挑战盛世假象，触怒龙颜。乾隆大帝联手地方官吏精心上演府库充盈“猴戏”。历经乾隆嘉庆二帝郁郁而终，尹壮图的命运映射大清官场直言之难。贪腐横行，忠良无门，大清帝国暗流涌动，即使嘉庆频频颁发最高指示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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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小故事：四川眉山县户房每次收税，都公开地在砝码外另加一个小铜块，叫作“戥头”。也就是说，理论上你该交一百斤皇粮，但在户房的秤上面，你起码要拿出一百二十斤粮食。在缴纳皇粮正税之外，每户还要出一钱八分。当地的官员和胥吏将多出来的钱粮据为己有，上下串通二十余年而不改。别小看这点儿钱，清代中产之家，尚且“旬月不观一金”。在偏远的四川眉山，这些钱抵得上一家人好几天的生活费。当地有位名叫李燧的读书人，对此深恶痛绝，一气之下变卖家产，决定到京城告状。那时交通不便，进京的路费他即使卖光家产也不够，当地一些百姓支持他告状，凑了一些路费给他。谁料更高一级的官员诬陷李燧敛财，革去了他生员的资格，并将其投入监狱。直到十二年后，省里有新官上任，听说了李燧的事，很同情他，才下令将他释放回家。至于眉山县收税时的那些伎俩，自然是一点儿也没变。
第二个小故事：嘉庆四年八月底，蓟州一带闹蝗灾，直隶总督胡季堂派官员去遵化南营村捕捉。有个叫张章氏的村妇跪地阻拦：“求你们别来抓蝗虫了，托皇上的福，蝗虫不吃庄稼！”张章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蝗虫吃不吃庄稼，她能不知道吗？只是来捉蝗虫的胥吏一旦进了村，各种费用就摊派下来了，比蝗虫狠得多。所以宁可让蝗虫吃了庄稼，也不能让捉蝗虫的人进村。嘉庆帝对此也颇有感触，评价道：“蝗蝻仅食禾稼，胥役累及身家矣。”可见下面都是些什么货色，皇帝也是心知肚明的。
第三个故事是清初著名的“哭庙案”，与盗卖官粮脱不了关系。当时吴县县令任维初刚一到任，一面以严刑催交赋税，还打死了一人；一面大肆盗卖官米，中饱私囊。吴中百姓民不聊生，著名文人金圣叹按照明朝旧习，组织乡里的读书人写了“揭帖”，到文庙控告县官”，结果江苏巡抚朱国治扣上一个“聚众闹事及惊扰刚驾崩的顺治帝灵位”的罪名，前去哭庙的文人全部被斩首，无一人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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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课接到嘉庆指示后，把案件的突破重点再次放在了鲍干身上。经过日夜熬讯，在反复审问之下，鲍干的供述出现许多前言不搭后语之处。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鲍干终于吐出了实情。其实行印早在去年八月二十八日秋围之时，在巴克什营就丢了。至于丢在哪里，那就真的只有天知道了。
虽然事已查明，但那丢了的大印是死活找不回来了。究竟是谁偷的、为何而偷，已成千古之谜。嘉庆无奈，只好下令之前的行印作废，再铸一个行印使用。新印和旧印略有区别，以免混淆。“兵部行印失窃案”过去没多久，嘉庆就驾崩了，也不知是不是被这事儿气死的。
后来嘉庆抒怀愤懑时说到：在朕眼皮子底下就有这么多舞弊的幺蛾子。地方官之间，回护规避，肯定是早就成了习惯，牢不可破。遇到盗案就隐匿不报，遇到邪教案就巧为消弭。他们的层层隐瞒，原意是为了避重就轻，结果导致避轻就重，将小事发酵成巨案，降职查办真是便宜这帮孙子了！各级官员把自己的功名看得太重，以至于延误朝政，良心何在啊？！
这一年，嘉庆已是六十岁高龄了，还在幻想官员们能良心发现、勤勉政务，真不知该说他是天真还是糊涂。 -
皇帝下旨，那赶紧成立”兵部行印失窃案专案组“吧！问了一大圈，牵出一堆破事，从库房盗窃、兵部赌坊、结婚撑场面给兵部衙门边墙开门事件，到江西绿营军军官改年龄案，就是有用的线索一个都没有。
还是嘉庆帝再次柯南附体，看完卷宗后下旨说：“你们审案用了这几天时间，足以让这些人串通好供词，而审问的堂官又不认真推理。比如鲍干此人，初七他取行印时，称自己刚刚知道行印遗失，但他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惊慌失措，随手就用车架司的行印来搪抵。而且将当天同进库房的任安太指为纪三，这事十分可疑，当天就该深入调查，何至于拖一个多月。既然得到了这个重要线索，还不抓紧时间严刑讯问，反而说鲍干身体虚弱，不方便上刑。绵课还想撂挑子，想让朕另派他人来审案，好把自己摘干净，这点小伎俩岂能瞒得过朕？”
在嘉庆”英明指挥“下，案子很快破了，但事情真相却让人细思极恐：原来，那行印头一年就已经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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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八年：大清的滑落
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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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印实行双印制，即“堂印”加“行印”。顾名思义，“堂印”就是保存在衙门不动的印，而“行印”就是官员外出时携带、使用的印。为了区分，行印在官称之前加刻“行在”。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初八，嘉庆启程进谒东陵。此行主要是为了拜祭一下大清的康雍乾三位先皇。皇帝出行，仪仗自然是极为隆重的。此次东陵祭祖，嘉庆预计来去花费一个多月，下令内阁各部筹备行动，并且强调带上各部的行印，以方便路上办公。谁知道，慌慌张张的兵部官员来报：行印不见了！！！而且连具体什么时候丢的都不知道！
此时已六十岁的嘉庆皇帝气得两眼发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哪个狂人拿着大印出去调兵造反，自己这皇位还能不能坐稳，他根本不敢想。深吸一口气后，嘉庆赶紧下旨：尔等这帮废物，还愣着干吗，赶紧去找啊！ -
为何清代统治者对三跪九叩有这么大的执念呢？嘉庆那会儿还没挨打，也就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咸丰时期，外国使臣要来亲递国书，咸丰皇帝因为外国使臣不肯三跪九叩，死活不予接见，甚至为此扣押并虐杀了英法方派出的巴夏礼使团，间接引来了英法联军。打不过了，咸丰就跑到热河，反正就是不见。
后来咸丰异想天开，宁可放弃所有关税，让洋人多挣钱；宁可找俄国人调停，把外东北割给俄国人作为酬谢；宁可死在热河——总之，外国使臣不行跪拜礼，就是坚决不见。古代中国是没有平等的外交体系的，只有朝贡体系。在皇帝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我大清；世界上只有一位皇帝，就是我大清皇帝。朝贡体系里隐藏了一个十分诡异的东西——正统性。
史家和清朝统治者自己都清楚，清朝得国不正，这是清朝皇帝们最敏感的点。番邦来朝贡，就是承认大清是天下的正统政权。既然承认，那三跪九叩是绝对免不了的。大清的藩属国虽然不多，但个个都必须按规矩办事。我大清是很敏感的，你不跪拜，就是不承认我，那就别来朝贡了。来朝贡的，我大清一律是好吃好喝招待着，宁可多花钱，也要养着这个承认自己正统性的藩属国。有了足够的正统性，才能坐稳江山。 -
负责接待和“教化”英国代表团的各位王爷和大人，使劲千方百计、欺上不瞒下，终于搅黄了阿美士德觐见嘉庆帝的外交活动，阿美士德愤然离京。嘉庆后来也知道了这里面的道道儿，不过给英国王的国书中还是充满天朝上国的优越感：
“英国国王你好，你派小弟来上贡，我也没亏待他们，好吃好喝地管着。但是你们的小弟在吃饭时不遵守我这里的礼节，我很大度，没跟你们计较。我原本计划在初七接见你的小弟，连续几天，连吃带玩一条龙服务。没想到你的小弟在临接见时说生病了，不来见我了，我想突发疾病的事儿也不罕见，就让你小弟的小弟来见吧，没想到你小弟的小弟也说自己生病了。哪有几个人一起生病的？分明是拿架子看不起人。我也懒得追究，让你的小弟回去了。你的这些贡品，我挑了几件不值钱的留下，权当成全你这份孝心。我回赠给你的都是好东西，挺值钱的，看我多大方！你们英国离我天朝太远了，而且每次你们的人来了都学不会行礼，我挺烦的。你们那些蒸汽机啊、火炮啊之类的奇巧玩意儿，我也看不上，以后别派人来了，省得麻烦。“
清朝与世界正常接轨的最后一次机会，最终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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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下旨要求苏楞额和广惠作为钦差必须教会英国代表团一行人行三跪九叩礼，两个人不敢怠慢，开了一桌宴席，招待阿美士德一行人。双方客套一番后，广惠率先发难：这次为你们设宴，是遵照圣上的谕令进行的。也就是说，这次不是我请你们吃饭，是皇上请你们吃饭，这是御赐的宴席。为了向我们的皇上表达感谢，咱们都要对皇上的画像行三跪九叩之礼才行。结果阿美士德一行宁可不吃这顿饭，也不行三跪九叩，他们甚至提出让这些清朝官员也对着英国摄政王的画像行礼：你们怎么对摄政王行礼，我就怎么对大清皇帝行礼，你们三跪九叩，我也三跪九叩。
广惠对阿美士德的这个提议感到极为震惊——我天朝上国的官员对外夷国王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不是找死吗？！且不说你们国王只是一个番邦之主，即使在我大清，能受三跪九叩之礼的只有皇上。其他人要接受此礼，那就代表你要造反当皇帝，是要诛九族的！
最终，双方不欢而散。在通州，前后有多名以苏楞额、广惠、和世泰、穆克登额等几位钦差为首的大清官员与英国使团进行了多轮会晤，话题始终离不开“三跪九叩”，每次都是鸡同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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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年5月，俄国为了扩大商业利益、增加通商口岸，同时希望解决与中国的边界问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任命戈洛夫金伯爵为大使，组建了二百四十二名成员的庞大使团，并精心准备了总价值达十五万卢布的礼物出使中国。
嘉庆接到奏报，得知俄国要派人来给自己祝寿，还挺高兴的，下令北京有关方面做好接待准备。虽然在使团人数、礼品清单等方面中俄之间有较大分歧，但经过争吵，各退一步，还是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唯独在三跪九叩这个觐见皇帝的礼节上，双方都寸步不让。嘉庆帝让库伦的大臣监督俄国使者，让俄国人先学叩头，学会了再让他们入京。戈洛夫金和马戛尔尼一样，坚决不下跪，双方争吵了很长时间，消息传到北京，嘉庆龙颜大怒，下旨将俄国使团驱逐出境。要知道，此时俄国已经越过了《尼布楚条约》的界线，开始蚕食外东北和库页岛，和三跪九叩的礼节相比，外东北那点儿领土在皇帝心中显然没那么重要。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俄国再也没有向清朝派出官方使团。
大清与世界接轨的又一次机会，也就此错过了。那么，英国派出的第二个代表团，就能逃过三跪九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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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两国在国家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注定了马戛尔尼这次外交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乾隆看来，这是偏远的蕞尔小国带了一堆贡品来给自己祝寿而已。仅仅在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要不要三跪九叩这个问题上，双方就鸡同鸭讲了许久。最终，马戛尔尼在众人跪拜时单膝跪地，行了单膝礼。英国人觉得自己已经作出了让步，但在乌泱泱一众三跪九叩的人里，还是挺扎眼的。就礼仪这一项，乾隆就给“英夷”判了死刑，什么条款都不必再谈了。
最后，乾隆给英国王回了一封谕旨，简单来说就是：英国国王你好，你大老远的派人来给我送礼，这份孝心我领了。我也没亏待你的人，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不过你想跟我做生意，这事儿不行，跟我这里的礼仪不合，不能因为你一家而废了我这里多年的规矩。再说我家里丰裕得很，啥都有，也不缺你那点儿破玩意儿。就这么着吧，给你也回了点儿礼，揣着走吧，以后别提这茬儿了。
大清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次机会，就此错过。 -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派遣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外交使团，并携带了众多展示大英帝国最新科技成果的礼物，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访问中国，希望能与清帝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便开展贸易活动。
临出发前，英国王室给马戛尔尼定下了几个并不过分的目标，其中第一个就是英国派遣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意派大使到伦敦，英国王室必将以最高礼仪款待。其他还有准许英国在天津和舟山与中国开展贸易、允许驻澳门的英商驻广州和希望清朝制定明确的关税标准。但是这些看起来非常正常的要求，连第一个都过不去。为什么？你一个蛮夷之地的英吉利，凭什么与我大清朝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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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铜钱那些事儿，通胀如何引发帝国动荡？银贵钱贱，百姓苦不堪言。货币风暴，从铸造秘辛到工匠反抗，一次次罢工潮背后，是官僚腐败与百姓无奈。通胀不只是经济症候，更是王朝兴亡的前兆。铜币轻掷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声讲述着帝国夕阳下的斑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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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小农思维如何为明朝埋下经济隐患？宋明纸币一度通行天下后，为何真金白银仍是王道？信用与权力的较量，如何影响经济命脉？清朝也曾发行纸币，为何在京城内都成了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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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院编修洪亮吉眼看嘉庆帝干净利索地收拾掉了大贪官和珅，就以为大清自此能变成晴朗天下，谁承想官场各种黑暗依旧，毫无起色，于是想告老还乡。刚好嘉庆帝下诏，广开言路，洪亮吉按捺不住读书人骨子里犯颜谏言的冲动，临行前再次上书言事。皇帝就是做做样子而已，大家都是“不疼不痒地糊弄”加“认认真真地恭维”，唯独洪亮吉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直指时弊。这一年，洪亮吉已经五十三岁。年过半百的人，还是如此天真，实在可叹。
嘉庆也不是什么脾气好的人，过去做“嗣皇帝”，不得不装孙子，现在做真皇帝了，大权在握，生杀予夺，那脾气是日益见长，因此读了洪亮吉的上书，勃然大怒：说我不行？你洪亮吉算老几？！
震怒之下，嘉庆下旨革去洪亮吉的职位：你也别退休了，关刑部大牢里，着军机大臣严加审问。洪亮吉还在西华门外都虞司没动身，就被如狼似虎的官兵直接绑走。因洪亮吉案之处理，此后正经言事者越来越少，几近绝迹。这就好比一个浑身病痛的人，不愿开刀治病，只是天天吃止疼药。止疼药虽能让人感觉不到疼痛，但病症拖到最后，必然要爆发的。 -
这一期节目来说说大清官员贪腐与多巴胺的关系。你知道多巴胺怎样操控我们的幸福感吗？为何它既是快乐源泉也是成瘾陷阱？再谈谈疼痛，看似讨厌却能救命的信号。而大清帝国，像不像一个被多巴胺操控的躯体，沉醉于虚假繁荣，忽视内在疮痍？官场腐败如同寄生虫，侵蚀帝国肌理，上下其手只为私利。皇帝，是否真的一无所知，还是甘愿沉迷“毒品”，逃避刺痛的真相？
反思过去，警示未来，让我们一起清醒思考，拒绝盲目乐观的“毒品”，直面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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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嘉庆年间为何反叛迹象频现，官员却集体失明？亲王、县令、统领，层层失守，是疏忽还是刻意回避？古代版“花剌子模信使难题”，上报喜讯升官发财，坏消息等于葬身虎口。是自私还是制度沉疴？王小波笔下的历史讽刺，与汉刘邦、清嘉庆的抉择何其相似。官场生存法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相or安稳？背锅侠祝瑞的命运告诉你，沉默是金还是坑？本期带您深挖历史怪相背后的人性与体制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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