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leve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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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Computing 的前景如何？哪些公司是最受惠？如何自製一籃子 Quantum Computing 概念股？誰是下一隻 NV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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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已在新聞中得知，元朗 721 案的判決，也有很多人分析判詞。判決究竟是否公正，相信大家心中也各自也有評斷。
今天，我想講的問題是，為何中共和香港特區政府，要借法庭判決將事件定性為「暴動」。我們甚至可以見到，中共和特區政府將 2019 年的社會運動的焦點轉移到衝突上面；除了元朗 721 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特區政府也將「理大案」、包圍立法會、佔領立法會等事件無限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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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n er afleveringen die ontbre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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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家都經常聽到「需求不足」這四個字；為何要處理「需求不足」是那麼困難？政府有能力製造需求嗎？上星期講北部都會區的問題時，我也提到「需求不足」並不可能單靠增加供應就解決得到，有聽眾在 YouTube 留言說：「所以 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 這句話，也要看是甚麼經濟體系吧。」
這句話講得沒有錯，但也有一些值得補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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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聲音專欄一向都是由我一個人單槍匹馬，由頭說到尾。如果你問我是否想找一位節目主持人或搭檔，老實說，我當然想。不過，我是一個不想麻煩別人的人，再加上似乎也不太擅長與他人合拍，所以一直以來，這個節目都是我一人包辦，自彈自唱，自說自話。
最近我忽然萌生了一個想法——既然ChatGPT的對話能力已經變得更強，我何不試試讓ChatGPT成為我的節目搭檔，與它共同製作一個節目。
ChatGPT：Simon，你對於今年的英國經濟有什麼看法？
Simon：我分享自己的觀點之前，不如你先向聽眾簡單介紹一下今年英國的經濟環境，包括實體經濟、通脹、財政狀況、政府赤字和財政負擔等方面。
ChatGPT：好的，Simon。今年英國的經濟面臨不少挑戰。首先，英國的GDP增長放緩，原因包括全球經濟放緩和貿易壁壘的增加。通脹方面，能源價格和食品價格的上漲，進一步推高了通脹壓力。至於政府財政狀況，財政赤字仍然是一個挑戰，而政府的財務負擔也相對較重。你認為這些因素會對英國經濟產生什麼影響呢？
Simon：首先，我想問一個問題。你剛才提到今年英國的經濟增長放緩，但如果與其他歐洲國家，甚至亞洲的日本、南韓等國家的經濟表現相比，是否有數據可以作為參考？
ChatGPT：是的，Simon。英國的經濟增長與其他國家確實有所不同。例如，歐洲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相對較為平穩，而亞洲的日本和南韓的經濟表現則各不相同。日本面臨通縮和人口老化的挑戰，而南韓的經濟則因其出口導向型結構，受全球貿易波動的影響較大。至於英國，自脫歐以來，貿易壁壘的增加對其經濟增長構成不小的挑戰。你覺得英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呢？
Simon：你剛才的分析似乎缺乏一些具體的數據支持。你能否提供一些具體的數據，讓聽眾有更直觀的了解？
ChatGPT：好的，Simon。具體來說，根據2023年的數據，英國的GDP增長約為0.6%，而歐元區的平均增長率為0.8%。日本的GDP增長約為1.1%，而南韓的增長率約為2%。這些數據可以幫助大家比較英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表現。你認為這些數據對我們理解英國的經濟情勢有什麼啟示？
Simon：很明顯，亞洲國家的增長速度明顯比歐洲國家快。你提到的2023年數據很有參考價值，但今年2024年似乎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據我所知，英國在2024年10月的經濟增長似乎已經出現了收縮。你能為我們的聽眾提供更多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嗎？
ChatGPT：是的，根據初步數據，英國的GDP在2024年10月出現了約0.2%的萎縮。這可能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包括持續的通脹壓力和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不過，這些數據只反映了短期的經濟狀況，未必能夠充分預測全年的趨勢。你覺得這些變化對未來的經濟形勢有什麼啟示？
Simon：我一向認為分析經濟問題要區分週期性現象和結構性問題。而在英國的情境中，公共開支的膨脹就是一個嚴重的結構性問題。英國的公共債務不斷上升，而我注意到，當債務超過GDP的一半時，經濟增長的壓力就會顯著增加。你能否為聽眾講解一下，英國政府為應對財政負擔和赤字問題而採取了哪些具體措施？
ChatGPT：好的，Simon。英國政府確實意識到公共開支和負債問題的嚴重性，並採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政府已宣布削減部分公共開支，並考慮增稅以平衡財政壓力。此外，他們還嘗試改善公共服務的運作效率，減低成本。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希望在不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改善財政狀況。你覺得這些措施會不會有效？
Simon：我覺得結構性問題並不容易解決。不過，說到週期性現象，許多人都會關注英國的貿易情況。英國的貿易夥伴中，歐洲、美國和中國都是重要市場。你能否為聽眾講解一下，英國與這三個市場的貿易特徵有何不同？
ChatGPT：當然可以，Simon。英國對美國的出口主要是高增值產品和服務，例如金融服務、製藥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對歐洲的出口則主要是汽車、化學品和機械設備。至於對中國的出口，則集中在機械設備、汽車和高階製造業產品上。
Simon：如果從你剛才的分享，我有一個大膽的推測就是，似乎英國對美國的貿易關係是建立在一些相對高增值的範疇，而對歐洲也好，對中國大陸也好，似乎他們受影響的勞動力是會比較傾向一些藍領，或者是工業型別，製造業型別。可能這個也解釋了為何工黨上場之後，對華對歐的策略是有一定的轉變。它似乎是更加想親歐洲，更加想親華，而與美國保持一個相對中立的距離。與之前保守黨要與美國建立一個很特殊的締約國之間的那種關係，策略是非常之不同。我想這個也與國內的政治有一定的關係。
Paul：你的推測很有道理。英國對不同市場的貿易和政治策略確實受到國內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影響。工黨政府可能更加關注與歐洲和中國的經濟合作，特別是製造業和工業領域，從而支援國內相關的勞動力，而對美國的貿易關係可能會維持在高增值範疇，保持平衡。
剛才就是我和ChatGPT做的一集Podcast節目，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可以留言給我一些意見，還有希望大家可以在我這個頻道不時找到一些新的玩法，找到一些不同的觀點，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嘗試新事物的人，我也希望無論是技術上還是觀點上，都可以不停地給大家一些新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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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共經濟政策的思維方式
剛公佈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許多人對這類文件的興趣不大，覺得滿篇都是官話、四字成語和虛詞。然而，分析這些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告，通常要關注與前兩年的會議報告相比的變化；變化的部分顯示政策的轉向，而沒有變化的部分則可能反映中共制度化的思維模式和持續的政策框架。
這次會議涵蓋的範疇廣泛，但我們將重點關注三個主要領域：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變化、以及政策重點的調整。
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
2022年，李克強仍在生；當時的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恢復的基礎未穩固」，並強調三大壓力：需求收縮、供應鏈衝擊及預期轉弱。當時還指出，外部環境不穩定對經濟復甦構成挑戰。
2023年，會議報告提出的問題有：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增加，以及內部市場的循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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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上，在李聲揚的「金融肉骨茶」Facebook 專頁見到：「刁，呢啲就似龐氏騙局。」
「龐氏騙局」這幾個字是李聲揚說的，我只是轉述而已；但也因為這四個字，令到我產生了好奇心，就想去發掘多一點。
今天的分享，用今時今日香港人的話來說就是「細思極恐」；與此同時在我腦海中浮現的另一個四字成語就是「奸有奸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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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直試圖對臺灣實行「認知戰」，影響臺灣人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之前談到臺海關係時，我也曾說過，中共對臺灣的首要策略並不是動用軍事手段，而是先從心理戰和認知戰入手，這是他們一貫的作法。然而，當提到「統戰」時，許多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一種秘密行動，充滿陰謀氣息。
事實上，中共的統戰策略和部署其實是非常公開和透明的。中共的「中央統戰部」有一個官方網站，詳細介紹他們在過去100年裡的統戰工作。從中共的角度來看，統戰是合情合理的行動，他們不認為自己在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
然而，中共經常指責他國「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但當他們自己進行類似行動時，卻認為理所當然。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了解中共的「戰爭思維」。在他們看來，與世界的競爭本質上就是一場戰爭。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的行動不僅合乎邏輯，甚至顯得理所當然。而當其他國家對他們採取類似行動時，他們則視之為「侵略」和「威脅」。
從歷史的角度看，統戰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列寧提出的。當時，他的目標是拉攏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讓他們至少保持中立，從而集中力量對付階級敵人，這些敵人主要是大地主和官僚資本主義者。到了中共時期，毛澤東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思想，並將其推向極致。毛澤東曾說，中共有三大「法寶」：一是黨的建設，二是軍隊，三就是統戰。而與列寧的統戰策略相比，中共的統戰更側重於如何「分化敵人」，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要補充的是，統戰的工作不僅僅是由「統戰部」負責的，而是整個中共體系的共同任務。每一個部門、每一個機構，都在不同程度上肩負著統戰的責任。
中共的統戰對象不僅是海外世界的人，還包括國內的特定群體，包括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社會知名人士、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宗教人士等。到1978年後，統戰的對象擴展到了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即私人企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
2021年，中共又將「新社會階層人士」列為統戰對象，這些人包括：
* 企業管理和技術人員
* 中介組織、社會組織的從業人員
* 自由職業者
* 新媒體從業者；即是我們所謂的「網紅」。
如果從香港的角度來看，我會將中共的統戰模式劃分為1997年之前和1997年之後的兩個時期。在1997年之前，又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 1949年之前：當時中共的主要對手是國民黨，統戰對象多為有共產主義理想的文化藝術界人士。
* 1949年至1967年：國民黨退守臺灣，中共的統戰目標轉向知識分子、文化界和支援中共思想的群體，韓戰期間，統戰重點變為「反美、反帝」。
* 1978年至1997年：改革開放後，統戰的重心擴大到工商界、金融界、專業界別、文化演藝界等群體，這也是為了準備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
在1997年之後，統戰的範疇變得更加廣泛和系統化。這一過程可以從香港的選舉委員會（選委會）成員的選擇上窺見端倪。最初，選委會分為四大界別：
* 工商金融界
* 專業界別、文化界、演藝界
* 勞工、基層、宗教界
* 立法會、區議會、鄉議局等
* 後來，選委會又加入了第五個類別，即「港漂」。
理論上，這些選委往往在各自的圈子中具有影響力，能夠對其他人施加影響。但根據我多年的觀察，就算四大界別，背後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香港的幾個財閥家族控制的，這對中共來說是極為不安的。對中共而言，這本來是他們對香港統戰的一個藍圖，但後來發現，統來統去都是這幾個家族的人掌控著局面。
當時的地產黨有一個想法，認為控制了這些界別後，中共就必須與他們「共治香港」；但這個共治的模式，根本不是中共能接受的。所謂的「共治香港」，只不過是香港地產黨一廂情願的想法。
地產黨的這種幻想，是建立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幾個詞語的承諾之上，讓他們誤以為，只要控制這些界別，中共就會將香港的治理交給他們。不過，事實正好相反，這種行動讓中共覺得地產黨已經在威脅他們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自2007年起，中共不斷嘗試削弱地產黨的影響力，手段包括在專業界別、演藝文化界、勞工界和基層宗教等不同範疇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2007年之後，香港出現了許多以前從未見過的新面孔，也冒出了不少所謂的「中間人」。
當我在《蘋果日報》工作時，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有一些人主動聯絡，說要介紹一位來自內地的「研究人員」給我認識。這些人聲稱是朋友介紹的，我通常也會見一見。見面時，這些所謂的「研究人員」不會表明自己的身份，來自的地區五花八門，有福建、深圳、浙江等地。他們經常詢問《蘋果日報》的運作模式等問題。
對於這類問題，我的回答通常是：「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章其實是《東方日報》，你找《蘋果日報》是沒用的，你不如去找《東方日報》。」結果，這些人多數不再聯絡我，可能他們覺得我是在「忽悠」他們。
我也知道，這些「研究人員」的來意不單純，他們一方面是來收集情報，另一方面是想看我這個人是否具有「統戰價值」。很快，他們就得出結論，認為我這個人沒有什麼統戰價值，於是不了了之。
但負責牽線的這些「中間人」，後來有一些卻飛黃騰達，成了高官。我觀察到，從2007年開始，香港的局勢發生了深刻的改變，香港的民主陣營內部矛盾加劇，民主運動出現了分裂的跡象。現在回想起來，這些分裂可能正是統戰行動的結果。
但我不想大家陷入恐慌，覺得身邊到處都是「鬼」；因為很多被統戰的人，其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統戰了。
說一下美國的情況。200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推動了一個名為「千人計劃」的項目，目的是招攬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的華人學者，尤其是55歲以下的名校畢業生、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和企業的高階技術人員。其實，人才爭奪戰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那時候中共就已經在這麼做了。2020年，這個計劃的名稱悄然消失，但「啟明計劃」依然在運作。
美國政府也高度關注這些行動，個別教授和研究人員因參與「千人計劃」而被FBI檢控，原因是他們非法將美國的知識產權轉移到中國。
除了在美國的統戰，我對日本沖繩的經歷也印象深刻。第一次去沖繩時，我發現日本共產黨在沖繩的勢力特別大。當時，沖繩的主要遊客來源是來自福建的旅客。我後來查詢了日本政壇的情況，發現日共在沖繩的勢力比其他地區要大得多。根據《關鍵評論網》的報導，2019年日共的八成收入來自於黨內刊物《赤旗》的銷售，總收入達到176億6千萬日元；這樣的收入模式使他們能夠在財政上自給自足。這讓我懷疑，日共是否也是中共的統戰對象。
接著是英國的情況。大家可能還記得，不久前，英國律師李正軀被MI5點名為「中共代理人」。李貞駒是中國駐英大使館的首席法律顧問，還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協會」的重要人物。他活躍於英國的政治圈，資助過工黨前能源部長 Barry Gardiner，甚至讓他的兒子進入 Barry的議員辦公室擔任助理。
最後，談一下臺灣的情況。根據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今年10月，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香港舉辦了一場活動，並邀請了一名臺灣的退休將領出席，該將領在活動中站立聆聽《義勇軍進行曲》，事後被臺灣軍方罰停領75%的退休金五年。
正如八炯和陳柏源（即閩南郎）所說，過去對中共統戰的印象，往往缺乏實質證據。然而，這次他們提供了一個實質的證據，顯示福建的某些人積極地招攬臺灣的網紅。其實不僅僅是網紅，軍方、政界等領域也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據說，八炯的下一集將專門討論針對政界人物的統戰行動。
我想補充一點，我有兩位臺灣學者朋友——佘建源和劉玉晢，他們是一對夫婦。佘建源在高雄的中山大學任教，劉玉晢在臺北的世新大學教書。他們和另外兩位研究員共同完成了一項研究，分析臺灣的宮廟（主要是媽祖廟和關帝廟）對選舉的影響。通過計量經濟學模型，他們試圖找出這些宮廟的活動如何影響選舉結果。研究顯示，許多宮廟對選舉有一定影響，而資金來源也跟中國有關。雖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論推測，但也提供了一些實質證據，說明中共的統戰行動確實對臺灣選舉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總結我對不同地方的統戰的觀察——包括香港、美國、日本、英國和臺灣。事實上，很多被統戰的人是「機會主義者」，他們是自願參與的，不用特意去統戰「圈套」，但也有一部分人屬於所謂的「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這樣的 useful idiots 有些因為反美情緒強烈，導致自己成為中共的統戰目標。
只要他們不斷批評美國，就可能成為中共的「可用資源」。此外，在港英時代，有一些人雖然未必真的喜歡共產黨，但他們更憎恨英國的殖民統治，這類人大多是大中華主義的信徒。有些人一開始說自己支持國民黨，但後來一步步被統戰，最終成為中共的幫手。
八炯和閩南郎也分享了他們的觀察：最容易被統戰的網紅，很多並不是談政治或時事的，而是討論生活、旅遊等主題的內容創作者。他們的共同特徵之一是「強烈民族認同感」，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自己就會被欺負。閩南郎本人也說，他年幼時就有這種感受，長大後去美國讀書時感受到「被歧視」，進一步加強了他的這種心態。
我在香港也見過類似的情況；有些人認為自己在殖民地時期被歧視，特別是英文不好的情況下，對英國人的態度產生了不滿。這些人中，有一些我認識很多年，最初可能只是前線的社區幹事、區議員，但後來一步步變成了「大中華主義者」，甚至是「建制派」中的活躍人物。
另一類機會主義者則較為現實。有些人可能認為，中共不會花太多錢買通所有人。但事實上，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收買一批網紅的成本並不高。比如說，中共的策略是邀請臺灣的網紅到大陸旅遊、參加活動，這些開支非常有限。根據陳柏源的說法，這些去大陸謀生的臺灣網紅，賺到的錢可能比留在臺灣還少。但問題在於，這些人一旦在臺灣開了頭，宣稱自己在大陸發展，往往就無法「回頭」，最終只能「越洗越深」。
在香港的統戰情況中，我也看到類似的模式。我稱這些人為「藍朋友」。很多所謂的「藍朋友」，其實並沒有在大陸賺到大錢，大部分人只能賺到幾萬元。這些「藍朋友」或者所謂的「建制派」中人，從成本效益的角度看，他們的「價格」非常低廉。
但這些人通常沒有什麼忠誠度；當利益受到直接衝擊時，他們的立場會迅速反轉。閩南郎和華記正能量的轉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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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五一早就聽到中山美穗逝世的消息。當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又一位代表著八九十年代黃金歲月的代表物離開這個世界。」其實中山美穗的年紀與我們這一代人年齡相約。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心目中，最深刻的印象大多來自她在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尤其是她在 1990 年代演出的電視劇、電影又或者是流行曲。
之後，在不同的群組，見到與我年齡相約的同輩轉載了她的作品。這一切不禁令我想起，在某個時空中，日本的流行文化對整個亞洲，甚至是世界的影響之深遠；這些流行曲也勾起了許多日的回憶。
日本流行文化的影響力為何歷久不衰？日本的軟實力又是如何形成？
其實我們所熟悉的日本流行文化，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最早的一代日本流行文化，包括了他們的動畫和電影。戰後的日本漫畫代表作品，有手塚治虫的《阿童木》和《怪醫黑傑克》等等；而電影方面，則有黑澤明導演的《姿三四郎》、《野良犬》、《羅生門》等名作。
雖然我只不過是流行文化的消費者，亦不是甚麼專家；肯定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舉出更多例子。我只是想從產業和社會的角度，去分析日本流行文化為何能風靡全球，以及對香港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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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不時提出要提升人口規模至千萬人的目標。最新的一次，是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節目中提到，研究顯示香港若要保持競爭力，需要千萬人口的規模。然而，這一說法是否合理？更值得探討的是，為何特區政府如此重視人口數字，甚至將其作為競爭力的指標？
其實，千萬人口的概念並非李家超政府的首創。早在2006年，香港政府便有「九加二」、「一小時生活圈」等構想，當時的唐英年也曾提出香港可容納千萬人口。然而，根據政府的預測，香港人口頂多達到800多萬，而現今的人口趨勢更顯示，達到千萬的目標困難重重。當前最大的問題在於：為甚麼要刻意追求千萬人口？
中國大陸有過千萬人口的大都市比比皆是，例如上海、北京和深圳。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城市的巨大人口規模，很大程度上來自農村外來勞動力的湧入，並且這些城市多以工業為基礎經濟核心。
放眼全球，擁有千萬人口的城市如東京、紐約等，無疑是國際大都會，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城市人口規模介於600至900萬之間。縱觀全球，有競爭力的地方未必人口多。例如瑞士的蘇黎世，以質量取勝，吸引大量外來資本與人才。有研究指出，一個城市的最適宜規模約在700至800萬人之間，超出這一範圍反而可能造成管理上的困難。
同時，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口可能選擇向郊區遷移，導致都市過度擴張，增加基建和行政成本。
現實中，香港面臨兩大挑戰。第一是缺乏經濟機會。增加人口並非創造需求的解決之道，只有自由市場能真正發掘需求。第二是土地供應問題。北部都會區計劃希望透過大量建設來吸引人口，但缺乏明確的需求支撐，可能導致成為「鬼城」。例如，高鐵和三跑的案例，均顯示投資回報率不足的風險。
香港一直以來以吸引「高端人才」為目標，然而過去幾年的現實是，本地的專業人才出現大規模流失，特區政府對專業人士的態度引發不滿。此外，「高端人才」也有其他選擇，他們更重視生活質素、專業操守和自由度，而香港近年的發展可能未能提供這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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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係眾望所歸，無得留低，你要一筆OUT消，goodbye。」這段聲帶來自香港一個經典遊戲節目《一筆OUT消》（英文名：《The Weakest Link》）。
最近新聞報導楊潤雄和林世雄兩位政治問責局局長被突然撤職，這件事讓我想起這個遊戲節目，也勾起了許多回憶。如果問香港的朋友有哪些局長應該「一筆OUT消」，恐怕名單會涵蓋所有現任司局長。
但《一筆OUT消》這個遊戲卻帶給我很多啟發，尤其是關於政治的運作方式。
如果你沒有看過這個遊戲節目，我簡單說一下它的玩法。每一集《一筆OUT消》中，會有九位參賽者，他們需要在限時內輪流回答常識和時事問題。回答問題的同時，參賽者可以選擇「bank」儲存獎金，或者冒險累積更高的獎金。如果參賽者選擇不儲存並答錯問題，那麼之前累積的所有獎金就會歸零。這個遊戲的精彩之處在於每一回合結束後，參賽者可以投票淘汰一位他們認為是「最弱的環節」的對手，遊戲名稱《The Weakest Link》便由此而來。
實際情況往往與最理想情況不同。
理論上，參賽者應該每回合淘汰最沒有常識的人，但隨著遊戲進行到中後段，一些強勢且知識豐富的參賽者反而成為被淘汰的對象。這是因為其他相對較弱的參賽者為了提高自己的勝算，會聯手將最強的對手淘汰掉，讓自己在最後一輪面對更容易擊敗的對手。
這種現象與政治現實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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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晚上11點，南韓總統尹錫悅突然宣佈戒嚴令，試圖以軍事手段穩定局勢。然而，這項決定在六小時後被迫撤銷，國會迅速召開特別緊急會議反對這一決定。有分析指，尹錫悅是因其低迷的民望以及與反對黨控制的國會之間的僵局所致。
近期，預算案的爭議使南韓政治陷入僵局，尹錫悅聲稱國會中的部分反對派人士有親北韓背景，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的緊張。
然而，作為一個弱勢政府，尹錫悅此舉可能導致他加速被彈劾下台。
南韓的經濟挑戰
自 2019 年以來，全球多國經濟面臨嚴峻挑戰，負債水平普遍增加。南韓的國債雖然對GDP比例仍低於50%；但每個國家對負債的承受能力不同，不應簡單地用數字對比。2020年疫情爆發後，南韓 GDP 出現負增長，2021年有所反彈，但 2022 年及 2023 年GDP增長再度放緩；今年的表現亦不理想。
如此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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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股寒冬：原因剖析與投資者新機會
2024 年全球新股市場進入「寒冬」，IPO（首次公開招股）數量及集資金額顯著下降，不僅影響香港，還包括中國內地及美國等主要市場。這一現象的成因究竟是甚麼？資金又流向了哪裡？對一般投資者或投機者來說，這將帶來甚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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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機的過程中，很多人都會迷惑於自己是因為好運，還是眼光獨到。贏錢的時候，我們往往說是自己的技術高超；輸錢的時候，就會歸咎於運氣不好。但這樣的心態，通常不會是成功投機者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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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發佈了兩篇貼文，宣布他計劃對中國徵收額外10%的關稅，以及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額外25%的關稅。
消息一出，立即引發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加拿大元和墨西哥披索的匯率迅速下跌，其中墨西哥披索的跌幅達到約1.4%，而加拿大元也下跌了1%，達到了200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特朗普解釋，此舉旨在應對美國日益嚴重的芬太尼毒品問題，並聲稱這些毒品主要來自中國和墨西哥。他表示，為了美國的利益，他將在1月20日上任的第一天簽署行政命令，使這些關稅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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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已經在 Facebook 下架，好在有人將這篇貼文轉載到連登：
https://lihkg.com/thread/1722328/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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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是近年來中共在多個場合頻繁提及的重要議題。然而，這六個字的真正含義是什麼？為什麼中共如此重視？是否如某些人所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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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的核心：可控與不可控
坊間對理財的討論往往集中於如何快速致富，例如買入暴升十倍的股票。但統計數據顯示，即使是九成的機構投資者也無法跑贏大市。這讓我想到一個現實：金融界成功人士多數，並非因為他們準確的市場判斷，而是因為他們懂得將收益歸於自己，將風險轉嫁他人。
簡約的消費哲學
幾個月前，我迷上了製作小型生態瓶的概念。這些玻璃瓶內建自給自足的系統，只需要陽光就能維持。但當我看到一個生態瓶竟售價五六十美元時，感覺並不值得。後來，我在美式夜冷舖（thrift store）找到了心儀的玻璃瓶，價格低廉又環保。
這次夜冷舖的經歷讓我深思：我們的家中究竟堆積了多少買回來卻少用甚至未用過的物品？這些不必要的消費，長期累積起來，是一筆驚人的花費。
減少衣物購買的轉變
過去，我的衣櫃裡堆滿了各式西裝和襯衫，但體重的波動讓這些衣服頻繁更換，浪費了大量金錢。自從我開始簡化衣物數量，選擇固定的幾套日常穿著後，不僅節省了搭配的煩惱，也省下了大量資金。
不管是生活在香港還是美國，許多家庭面臨相同問題：儘管居住空間大大小小，總感覺收納空間永遠不足。而減少衣物購買後，我的家裡變得更加整潔，也不再被多餘的物品壓迫。
二手物品的價值
夜冷舖裡的景象揭示了另一個現象：許多家庭用品和兒童衣物，常常只使用過幾次便被捐贈。甚至還有未拆標籤的物品，這說明了購物時缺乏深思熟慮。
現代消費的許多模式，往往是為了社會認同，例如炫耀式消費：購買昂貴的手袋或名錶，向他人展示自己的能力。但我們是否真正需要這些物品？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這些高消費品需要長期保養，而非單純一次性投入。
更重要的是，很多消費帶來的滿足感是短暫的，甚至毫無價值。相比之下，真正理性的理財是精簡購物，將資金花在能長期帶來價值的事情上。
從書籍到日常用品的斷捨離
除了衣物，我也減少了對書籍的購買。我發現，值得收藏的經典書籍其實很少，多數書籍僅是一時之需，完全可以透過借閱來解決。而二手書的收藏，既減少了浪費，也帶來了一種尋寶的樂趣。
簡約生活並不意味著拒絕消費，而是更有意識地去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讓我們更容易找到內心的滿足，也更清楚地理解自身的需求與欲望。
正如我選擇種植仙人掌而非製作複雜的生態瓶，這象徵了低維護生活的理念。無論是衣物、家居用品，還是日常開銷，當我們減少高保養的需求後，生活會變得更加平靜和自由。
簡約，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理財的第一課。真正的財富，來自於了解自己需要什麼，並滿足於自己的選擇。
金錢心理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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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集於 2022 年底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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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去年錄製的一小段聲音專欄
幾個月前，Cato Institute 的朋友告知，他們打算將紀念佛利民的自由雙年獎予黎智英時，我對他們說：「希望更多人記得，他是位被政治耽誤了創業家。」
至今，我仍然會想，若非政治，他現在可能對人工智能的發展，興奮到無法入睡，每日都在思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來顛覆不同行業。
若然不是這個神奇國度如此神奇，他可能還在賣 Polo Shirt（Giordano）。也許他還會有些快餐連鎖品牌；其實他老早就很想從事飲食業；Giordano 上軌道之後，他常常覺得自己可以將 fast fashion 的概念，引進到快餐。但他未必會涉足媒體；真的，他搞傳媒，完全是因為香港特殊的情況，否則也不智會涉足這個行業。或許，他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嘗試搞網購。這是個久不久便想做的生意，不僅是 Admart 的那次，接下來的十幾年裡，每隔幾年他就心思思想再次在零售業大展拳腳。
最後，當然還有人工智能。其實早幾年，他就已經要我思考，蘋果日報應該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當他見到初代 GPT，已經覺得那是早晚會顛覆經濟的技術。
我也非常肯定，他這份人，在以上的創業過程，會輸掉很多錢。但他就是一個不怕輸的人；他不怕輸，最怕是沒有試過。
他的信念是：「本來什麼都沒有，一切都是賺回來的，有甚麼好怕？」
像他這樣的老闆，這樣的師傳，一生人，可能只會遇到一個。
「另外，我有一個請求，請送每個來賓一塊巧克力。」我說。
雖然我不知道，當天在廣州火車站的那位男士，身上為甚麼有塊朱古力，又會那麼碰巧，遇到這個吃貨。但這個 random act of kindness ，最終改變了很多人的人生。
雖然我經常堅持說，歷史是時勢造英雄；但我也相信，每個人所做的每件事，哪怕是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都有可能影響到身邊那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所以，莫以善小而不為。
Jimmy Lai: Winner of the 2023 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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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Dietrich Bonhoeffer 的 On Stupidity 中譯版
愚昧的群眾比邪惡的政治領袖更具威脅，也是善良的一個更大的敵人。邪惡的政治領袖雖然可怕，但可以通過揭露其問題，甚至使用武力來制止。事實上，邪惡的政治領袖往往會自我瓦解，因為邪惡的政治領袖多少都會在人心中留下不安的感覺。然而，群眾的愚昧卻是另一種難以對抗的力量。 面對愚昧的群眾，抗議無用，武力也無法制止。即使將事實擺在他們面前，告訴他們錯誤之處，他們也會選擇視而不見，甚至反過來指責你偏見，或者拒絕接受你所說的事實。他們對自己的錯誤毫無認識，並且往往自信滿滿，容不得他人的反駁。而這種自信的愚昧常常高度攻擊性，容易威脅到他人的安全，使試圖說服或教育他們的人面臨危險。
根治群眾的愚昧，首先要了解其本質？愚昧的本質並非智力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有些人的智力非常之高，但依然可能非常愚昧；而有些人即使智商不高，卻並不愚昧。因此，愚昧不是先天的缺陷，而是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是人在某些條件下選擇的結果。在某些環境中，人會集體地變得愚昧，自己使自己變得愚昧。願意獨立地生活的人，往往較少表現出愚昧的思想、行為或傾向；相反，當人們強迫自己融入群體時，就更容易表現出愚昧的各種缺陷。
所以，與其說愚昧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不如說它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愚昧是一種特定的歷史環境之下對人類的影響，是由外在條件造成的心理現象。每當有強權崛起，無論是政治還是宗教，總會感染大量的人，使他們變得愚昧。這是一條社會心理學的定律：強權統治必須要有愚昧的群眾配合。這一現象並不是因為人類理解能力或智力退化，而是因為強權崛起的影響使人們有意識地放棄了獨立思考，甚至不再有自我的存在。 當與這些人對話時，會發現根本不是在和他們對話。他們滿口都是口號和標語，彷彿中了降頭一般。甚至乎在旁人眼中，他們的行為像是不斷地侮辱和貶低自己，最終變成沒有思考能力的工具，執行一些邪惡的行為，卻全然不自知。這正是愚弄大眾最危險的地方，因為它可以完全摧毀人性。
正因為如此，如果我們要克服這種集體的愚昧，首先要面對的現實是：只有當思想上的枷鎖完全被去除，這些群眾才能由內而外地得到解放。在這種自由氛圍重新建立之前，我們應放棄試圖說服或教育這些愚昧的群眾。甚至在這種情況下，試圖了解這些群眾的真實想法，最終也是徒勞無功，毫無意義的。 聖經說：「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這句話提醒我們，克服愚昧的關鍵在於人能否在上帝面前過負責任的生活。這至少給了我一絲安慰，因為它告訴我們，人類在大多數情況下並非必然愚昧。最終，人民是否愚昧，取決於掌權的人需要什麼樣的支持者——愚昧的群眾，還是擁有獨立思考與智慧的人。
原文：
Stupidity is a more dangerous enemy of the good than malice. One may protest against evil; it can be exposed and, if need be, prevented by use of force. Evil always carries within itself the germ of its own subversion in that it leaves behind in human beings at least a sense of unease. Against stupidity we are defenseless. Neither protests nor the use of force accomplish anything here; reasons fall on deaf ears; facts that contradict one’s prejudgment simply need not be believed — in such moments the stupid person even becomes critical — and when facts are irrefutable they are just pushed aside as inconsequential, as incidental. In all this the stupid person, in contrast to the malicious one, is utterly self-satisfied and, being easily irritated, becomes dangerous by going on the attack. For that reason, greater caution is called for than with a malicious one. Never again will we try to persuade the stupid person with reasons, for it is senseless and dangerous.
If we want to know how to get the better of stupidity, we must seek to understand its nature. This much is certain, that it is in essence not an intellectual defect but a human one. There are human beings who are of remarkably agile intellect yet stupid, and others who are intellectually quite dull yet anything but stupid. We discover this to our surprise in particular situations. The impression one gains is not so much that stupidity is a congenital defect, but tha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people are made stupid or that they allow this to happen to them. We note further that people who have isolated themselves from others or who live in solitude manifest this defect less frequently than individuals or groups of people inclined or condemned to sociability. And so it would seem that stupidity is perhaps less a psychological than a sociological problem. It is a particular form of the impact of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n human beings, a psychological concomitant of certain external conditions. Upon closer observation,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every strong upsurge of power in the public sphere, be it of a political or of a religious nature, infects a large part of humankind with stupidity. It would even seem that this is virtually a sociological-psychological law. The power of the one needs the stupidity of the other.
The process at work here is not that particular human capacities, for instance, the intellect, suddenly atrophy or fail. Instead, it seems that under the overwhelming impact of rising power, humans are deprived of their inner independence, and, more or less consciously, give up establishing an autonomous position toward the emerging circumstances. The fact that the stupid person is often stubborn must not blind us to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independent. In conversation with him, one virtually feels that one is dealing not at all with a person, but with slogans, catchwords and the like, that have taken possession of him. He is under a spell, blinded, misused, and abused in his very being. Having thus become a mindless tool, the stupid person will also be capable of any evil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apable of seeing that it is evil. This is where the danger of diabolical misuse lurks, for it is this that can once and for all destroy human beings.
Yet at this very point it becomes quite clear that only an act of liberation, not instruction, can overcome stupidity. Here we must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in most cases a genuine internal liberation becomes possible only when external liberation has preceded it. Until then we must abandon all attempts to convince the stupid person. This state of affairs explains why in such circumstances our attempts to know what ‘the people’ really think are in vain and wh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is question is so irrelevant for the person who is thinking and acting responsibly. The word of the Bible that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declares that the internal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s to live the responsible life before God is the only genuine way to overcome stupidity. ‘But these thoughts about stupidity also offer consolation in that they utterly forbid us to consider the majority of people to be stupid in every circumstance. It really will depend on whether those in power expect more from people’s stupidity than from their inner independence and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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