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leve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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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不是一種組織模式，是一種人與人之間最原始的連接——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一起去守護它。足球在阿根廷之所以成為國教而不只是運動，是因為它是這個國家在所有正式制度崩潰之後，唯一還沒有崩潰的東西。
阿根廷有兩萬個街坊體育會。不是政府建的，不是企業資助的，是街坊自己出資、自己選領導、民主擁有；過去 130 年從未停止運作。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有 36 個可容納一萬人以上的球場，全球最多。九成阿根廷人對自己的球會有一種類似宗教的身份認同。
現任總統米萊 (Javier Milei) 正在嘗試把這些街坊體育會變成商業企業；他說他信仰海耶克 (Hayek) 的自發秩序，但他會不會正在摧毀阿根廷歷史上最真實的自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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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澳洲工會為何先反對AI，後來又改口呼籲建立本土AI？
答：澳洲工會理事會最初以AI威脅就業為由，向企業施壓要求三年不裁員、提供強制再培訓。然而秘書長麥克馬納斯後來發文改變立場，轉而要求政府建立本土人工智慧以抵制美國科技巨頭。這種轉向的本質是把「排外」包裝成主權論述，卻始終迴避了AI對就業衝擊的根本問題——誰擁有AI，並不等於誰的工人不受影響。
問：Daron Acemoglu的「工人友善AI」原意是甚麼，澳洲工會的引述有何問題？
答：Acemoglu在《權力與進步》中主張，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應由政府、業界和工人透過體制設計共同分享，而非由少數資本家獨佔。澳洲工會斷章取義地引用「擴展人類能力」這句話，卻略去了制度設計的核心問題——最終結論是，只要AI是「本土的」就算工人友善。這個邏輯混淆了AI的所有權與AI收益的分配，兩者根本是不同的問題。
問：為甚麼「本土AI策略」對開放市場而言是自相矛盾的？
答：資訊和資本都沒有國界。澳洲的AI新創企業最終要嘛被美國資金收購，要嘛赴美上市，「本土」屬性旋即消失。唯有像中國那樣通過主權圍牆強制隔絕外部競爭，才能孕育出本土AI生態。這對仰賴開放市場的澳洲而言，是一個根本無法接受的前提。澳洲真正的選擇不是「本土對抗外資」，而是在全球AI競賽中找到自身的比較優勢定位。
問：AI採用率偏低的根本原因是甚麼？Google的澳洲調查有何發現？
答：Google澳洲董事總經理的研究指出三大障礙：企業靜觀其變、把AI強行嫁接到舊有工作流程（而非讓流程去配合工具），以及領導層不帶頭示範。調查發現只有25%的受訪者表示老闆鼓勵使用AI，75%則否。這個數字說明AI生產力提升的最大阻力不在技術，而在企業文化的頂層是否願意先改變自己。
問：Canva的故事如何說明AI時代的競爭結構？
答：Canva當年靠平易近人的設計工具打破Adobe的壟斷，是SaaS時代的顛覆者。AI圖像生成工具崛起後，幾句指令便能產出媲美Canva的設計，令其估值急跌，上市計劃遙遙無期。這個案例說明科技競爭的窗口轉移極快——一個技術時代建立的護城河，在下一個浪潮中可以迅速被侵蝕，澳洲比新加坡晚三年制定AI國家框架，就是這種代價的縮影。
問：從工業化到AI時代，「轉行」在個人、企業和國家三個層面的難度差異是甚麼？
答：個人轉行相對靈活，一個工廠工人可以轉型為服務業、地產或金融業，香港工業北移後的一代人便是例子。企業轉型難度更高，需要重塑內部流程和文化，SAP案例正好說明技術採用如何被人的習慣所抵消。國家層面的轉型難度最大，因為涉及制度、政策、教育、產業政策的系統性協調，而政客的短期利益往往與長期轉型的代價相矛盾。工會呼籲建立本土AI，在某程度上正是這種「轉型困難」的防禦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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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n er afleveringen die ontbre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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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不久都會有人問我一個問題：「世界上最富有的已發展國家，幾乎清一色負債累累。他們借來的錢究竟去了哪裡？誰有這麼多錢借給他們？」
這個問題，表面上很直觀，但答案背後牽涉整個現代金融制度的底層邏輯，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除了「誰是債主？」這個基本的問題，更重要是我們所認知的金融秩序何去何從，又是否像某些人心目中所想那樣簡單的「東昇西降」。
答案，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今天的影片有 90 分鐘長，未必人人可以一次過完全吸收；以下文字版希望可以讓大家更有效地去了解現代煉金術的底層邏輯。請注意，當中有部分內容在影片中沒有提及，尤其是關於中國經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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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球上不斷興建 AI 數據中心，Elon Musk 卻說，真正的算力戰場在太空。SpaceX 的核心邏輯是卡爾達舍夫指數。人類尚在 Type I 掙扎，而 SpaceX 正在鋪路邁向Type II。未來幾年 SpaceX 將以戰養戰：以 Starlink 的技術為基礎，大量將以太陽能直接供電、以真空輻射散熱的 AI-1 衛星搬上低軌道；中長期是透過 TeraFab 晶片廠和長期軌道計劃，以成為世界最主要的 AI 運算力。相關風險就是：算力需求出現S曲線放緩、AI泡沫爆破、以及中國不計成本的競爭。不過，SpaceX 行者的垂直整合優勢目前仍難以複製。
問：卡爾達舍夫指數如何理解人類文明的現狀？
答：卡爾達舍夫指數以文明能夠駕馭的能量規模為單位，分為Type I（行星級）、Type II（恆星級）、Type III（星系級）三個階段。人類目前尚未達到Type I的完善狀態——使用的化石能源只是億萬年前儲存的陽光殘存，可再生能源的轉換效率亦相對低下。按Elon Musk的形容，人類現在處於Type II的初階起點，距離充分利用太陽系能量輸出還差極遠。
問：SpaceX在全球航天市場擁有什麼結構性優勢？
答：SpaceX透過火箭回收重用技術大幅壓低了發射成本，目前承攬全球約八至九成的入軌有效載重量。這種成本優勢構成了全球壟斷地位：剩餘約一成的市場主要是中國等因地緣政治原因不使用SpaceX的國家。成本護城河，而非技術獨特性，是SpaceX壟斷地位的根基。
問：為何太空是部署AI運算力的理想場所？
答：地面AI數據中心面臨兩大挑戰：能源供應和散熱冷卻。太空環境天然解決兩者——衛星可直接採集未經地球大氣衰減的太陽能，散熱可透過輻射向真空直接散逸，無需額外能耗。此外，在太空建設數據中心不佔用地面土地、不拉高當地電費，也不受地方社區反對，規避了地面部署的種種政治阻力。
問：AI-1衛星的技術規格如何？3毫秒延遲有多大影響？
答：AI-1衛星設計功率約150千瓦，相當於地面一個NVIDIA GPU機架，翼展約70米。運行在600至800公里低軌道，傳輸延遲約3毫秒。由於AI訓練和推論的計算大多在衛星本身完成、傳輸的實際數據量有限，這3毫秒延遲在工程上是可以接受的代價，不構成根本性障礙。
問：TeraFab計劃的意義是什麼？
答：TeraFab是SpaceX計劃在美國建立的超大型晶片工廠，面積約1億平方呎，目標是最終達到每年1太瓦（TeraWatt）的AI算力產量。這意味著SpaceX將自行生產晶片，從硬件製造到衛星發射形成垂直整合一條龍，減少對NVIDIA等外部供應商的依賴，並大幅壓低單位算力成本。
問：SpaceX上市融資與AI策略有何關係？
答：SpaceX以「以戰養戰」方式推進上市：以現有火箭發射和Starlink業務產生的穩定收入，支撐軌道AI算力這一高度資本密集的長期計劃。上市的核心敘事是：Google等科技巨頭已向軌道算力下注，SpaceX作為唯一能把太空發射、衛星製造、晶片生產集於一身的公司，理應以更高估值來反映這個整合價值。
問：SpaceX面臨哪三大主要風險？
答：第一，AI對算力的需求可能在推論（inferencing）應用階段增長放緩，遠低於訓練階段的消耗規模；第二，AI投資週期存在S形曲線，高速增長後可能減速，市場時機難以預判；第三，中國有能力以不計成本的方式進入太空發射市場，複製火箭回收重用技術，動搖SpaceX當前的成本優勢——正如電動車市場的故事已提供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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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澳洲失業人口官方統計只有69萬，但Job Seeker體系服務了100萬人，這個缺口代表什麼？
答：多出的31萬人分三類：殘疾或慢性病令每週工作能力不足29小時的「部分工作能力者」；因傷病暫時無法工作、持醫生證明的康復期人士；以及每週工作少於全時但收入仍不足以維生的低工時就業者。澳洲統計局對「失業」的定義極為嚴格——每週工作一小時即算就業——令大量生活仍然困難的人被排除在官方失業定義之外，在就業服務體系裡卻仍然需要支援。
問：澳洲就業服務外判化的邏輯是什麼？結果如何？
答：霍華德政府在1998年廢除政府直營的CES，以市場競爭取代官僚體制，相信私人機構在誘因下能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務。結果是透過外判機構成功幫求職者找到長期工作的比率只有11.7%。2023年國會調查報告主席Julian Hill形容，整個體系是「低效、外判、碎片化的社會保障合規管理系統，偶爾才能幫到某人找到工作」。
問：什麼是「撇奶油」（Creaming）和「泊車」（Parking）？
答：外判就業服務機構的收入來自成功安置求職者的成果費，因此機構有強烈誘因集中資源幫最容易就業的人——這叫撇奶油。障礙最複雜、最難就業的個案則被放進「太難處理」的欄目，等候而不推進——這叫泊車。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誘因結構問題：在錯誤的付款機制下，每一個理性機構都會得出同樣的理性選擇，系統性放棄了最需要幫助的群體。
問：互惠責任（每月須提交四份求職申請）的要求為何失效？
答：配額要求製造的不是真實的求職行為，而是求職行為的表演。求職者只要完成表格就能保留補貼資格，不需要真正有意申請那份工作，也不需要接受聘請。僱主因此收到大量不符資格的申請，甚至要親自簽署出席記錄，整個互動對雙方毫無意義。體系的每一個參與者都在按規則理性行事，但規則本身在製造它試圖解決的問題。
問：里斯活的改革提出什麼方案？有什麼空白？
答：改革設三條服務路線：能夠自助的數碼用戶；需要面對面機構支援的人；以及障礙最複雜（涉及精神健康、家暴、無家可歸等）的密集支援個案。同時以個人就業目標計劃取代一刀切的求職配額。但改革有三個核心空白：路線三的付款機制仍在設計中、沒有具體就業成效的數字目標、啟動時間是2028年。每一個空白都是撇奶油邏輯重新滲入的入口。
問：就業服務機構為什麼難以解決動機問題？
答：在一個「做有36、不做有38」的福利社會，不工作在財務上可能比工作更划算。就業服務機構無法強制改變一個人的內在誘因，只能改變外在行為的代價。當一個人的個人就業目標就是「繼續領救濟、不上班」，任何評估工具都無法強迫改變這個選擇。這個問題不是執行層面的，是制度設計層面的——而制度設計的修改，在2028年之前不會發生。
問：為什麼AI衝擊使現有的就業服務制度更加過時？
答：AI 令一個高能力人才可以取代以前需要數人才能完成的工作，大量技能在2022年前仍然有市場的人，面對的是結構性而非週期性的失業。現有就業服務體系建立在週期性失業的假設上——假設「今天你沒工作，遲早你有」——對技能被系統性淘汰的情況幾乎沒有工具。2028年才啟動的改革，要應對的就業市場，可能已經與今日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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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解密了一份束之高閣逾半世紀的機密文件。這份名為Simple Sabotage Field Manual （我稱為《軟對抗手冊》）的小冊子，由 CIA 前身「戰略情報局」（OSS）於 1944 年 1 月編寫，以多種語言印刷，秘密流入二戰歐洲淪陷區，供盟軍支持者閱讀使用。
《軟對抗手冊》的核心主張卻是出人意表地平凡：
任何一個普通公民，只要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透過一系列完全合情合理的日常行為，就能拖垮一部政府機器。
《軟對抗手冊》當中有一章建議八項「官僚破壞戰術」，相信大家看罷都會心微笑：
一，堅持凡事必須經正式程序處理，絕不容許走捷徑。
二，在會議上冗長發言，附以大量個人軼事。
三，將一切決定交由人數不少於五人的委員會「進一步研究」。
四，在工作會議期間提出大量不相干的問題。
五，反覆地將已決定的事項重新爭論。
六，對文書措辭斤斤計較。
七，凡事呼籲「謹慎」，力陳不可操之過急。
八，不斷質疑某項決定是否超出部門管轄範圍。
每個行為單獨地看都完全合理，甚至可以說是稱職的表現。
在當時的環境，抵抗運動成員一旦身份敗露被捕，結果必然是死路一條。因此，他們設計的每一種戰術，都必須讓抵抗運動的成員可以有「合理解釋」（plausible deniability），例如：謹慎是美德，程序是保障，委員會是集體智慧等。
當體制內有足夠多的抵抗運動成員，而且能在一定範圍內，持續施行這套「軟對抗」戰術，將一千次看似合理的小小行政難題加起來，累積效應就令政府機器從內部癱瘓。
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美國「非正規戰爭中心」（Irregular Warfare Center）取得並翻譯了一份俄羅斯編寫的現代版反抗手冊，在戰術上大量借鑒了這份二戰時期的 OSS 文件。俄方透過 Telegram 等平台廣泛傳播，指導烏克蘭境內親俄的平民如何在基層崗位上從內部瓦解烏克蘭政府的運作。
但很少人會聯想到，這份《軟對抗手冊》也可能影響到北京對香港的統治策略。
在我們一般人眼中，香港公務員體系，是港英殖民政府留下的制度遺產；一支在另一套法律框架、另一套行政文化、另一套價值座標下訓練出來的職業官僚隊伍。1997 年主權移交後，理論上繼續擔任特區政府的行政骨幹。
在制度設計上，公務員隊伍被定位為「政治中立」，即是不依附任何政黨或意識形態路線；在西敏寺式的民主體制下，這種中立性是制衡與穩定的基礎。但從北京的組織邏輯去理解，香港的公務員體系實際上掌握了廣泛的行政酌情權。
而且香港不論是公、私營部門，都與牆外世界保持千絲萬縷的關繫。香港雖然自我定位做超級聯絡人，但北京又是否信得過這套機器？
如果我們以《軟對抗手冊》的角度分析，香港的公務員恰好是外部勢力影響中國的最佳入口；只需要每個公務員，在自己的崗位上謹慎地「按足程序辦事」，就已經可以拖慢北京的那一盤大棋。
2019 年之後，更將這個矛盾進一步激化。
當年不少公務員以「個人身份」聲援反修例運動；這是香港首次由政府內部發出集體異議的聲音。
從那一刻起，北京進入了系統性整頓香港公務員體系的模式。
不過，在 2019 年之前便已出現蛛絲馬跡。早在梁振英擔任行政長官期間（2012 至 2017年），已經提出政府架構重組，試圖在現有的三司十二局之上加設副司長層級，以增加政治任命的覆蓋面，從而在技術官僚機器之上，疊加更多政治上信任的控制。他也在多個公開場合批評立法會以「拉布」（程序性拖延）阻礙施政。他所描述的與《軟對抗手冊》的「官僚破壞戰術」幾乎逐點對應。
我不知道梁振英有沒有讀過這份手冊。但既然有證據顯示俄羅斯對烏克蘭也有用上同樣的方法，所以亦有理由相信北京很清楚這一種內在擊破敵人的手段。香港執政的最核心代理人，某程度也應該會收到一些相關的指示。雖然很難肯定北京除了指示，還有沒有詳細去解釋當中因由，但既然在 2019 年之後北京指香港是「國家安全的短版（漏洞）」，所以有理由相信負責香港事務的京官和香港的官員，多少都會考慮到各種可能性。
2021 年 1 月，約 17.7 萬名公務員被要求簽署效忠聲明，承諾維護《基本法》及特區政府。政府明確警告，拒絕簽署者「嚴重令政府對其是否適合繼續留任存疑」，並可啟動程序終止服務。這是1997年回歸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對公務員忠誠度的系統性清查。
同年 4 月，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主任駱惠寧，在國家安全教育日演講中首次公開提出「軟對抗」概念，明確區分公然的非法「硬對抗」，以及更隱蔽、更難以定義的「軟對抗」。
此後，「軟對抗」成為香港官方話語的固定詞彙——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反覆提及。2023 年《施政報告》中，李家超正式警告「以『軟對抗』手段進行破壞的勢力，仍潛伏在我們社會之中」，並宣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部分目的正是針對「軟對抗」。
然而，最令外界側目、也最被廣泛嘲弄的，是李家超在 2024 年 4 月「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上親口說出的一段話。他在描述當代間諜活動的威脅時，指出外國情報人員可以「以平民百姓身份結婚生子，幾年後才做出例如爆炸的恐怖活動，或者竊取國家秘密後銷聲匿跡」。
這段話在當時引發廣泛嘲諷。間諜結婚生子，在香港安居落戶，靜待時機；聽來像是冷戰驚悚小說的橋段，用來描述香港現實，令許多人覺得荒誕，甚至過度妄想。
但如果北京真的擔心香港有「軟對抗」的潛在危機，李家超的講法就不只是簡單的「被迫害妄想」。
「軟對抗」的核心設計原則，就是讓抵抗者以完全正常的生活為掩護；他們不需要做任何驚天動地的事。相反，只要繼續正常過活，在工作崗位上盡職盡責，只是在每個合適的時機，默默地堅守程序，呼籲小心謹慎，建議將問題交由委員會研究；這些看來最守規矩的人，反而就是政權心目中的潛在敵對勢力。
很瘋狂吧？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其後在另一些場合亦重申：「部分潛伏於本地的代理人，會利用專業身份或民生議題，以更隱蔽的『軟對抗』方式分化社會。」當時他舉的例子，是對政府政策提出法律質疑的學者。
然而，最清晰、也最具決定性意義的一份文件，也是較少被深入討論的，是 2023 年 12 月更新的《公務員守則》。這份更新版守則，在保留「政治中立」字眼的同時，加入了一段措辭極為精準的表述：
「公務員絕不能因為自己的政見而選擇性地拒絕、拖延或消極地執行個人未必認同的政府政策，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致使他人對政府採取不信任或敵視的態度。在任何情況下，公務員都不可直接或間接組織或參與阻礙香港特區政府施政的活動。」
守則同時新增「效益為本及績效問責」的基本信念，明確要求公務員「絕不能只著眼程序和投放資源，更要切實解決問題，注重成效，為市民謀福祉。」
請將以上這段文字與剛才《軟對抗手冊》的八式官僚破壞術逐條對照，你會發現驚人的相關之處。
香港政府向來都有服務承諾，公眾對此並不陌生。因此，在參選時李家超一再強調「以結果為目的」，許多評論員和我都感到費解：「不是一直都有成效指標嗎？到底李家超想說的是甚麼？」
傳統服務承諾，衡量的是「程序有否正確執行」。「以結果為目的」要求的是「問題有否真正解決」。換句話說，一個消極的公務員，完全可以在完美地執行所有既定程序的同時，讓所有政策都無法產生實際效果，這也是「官僚破壞術」八式最核心也最難以察覺的地方。
所以，「以結果為目的」這句口號，不是出於管理效率，而是另一種在他們眼中的國家安全策略。
問題是，當堅守程序可能被解讀為「消極執行」，批評政策可能被定性為「引起不信任」，公務員的理性選擇，就是盡量減少模糊行為，以「結果」表態忠誠。這也是目前特區政府的境況。
長期以來，香港的政治討論習慣以「民主對威權」、「自由對安全」、「一國兩制的保留或侵蝕」等框架理解北京的政策。但是 2019 年後的整套政策組合，卻有點難以完全解釋。為何效忠宣誓和 KPI 同時出現？為何強調要警惕「軟對抗」？為何《公務員守則》更新的語言，偏偏如此精準地描述了官僚阻力的各種形式？
但是如果從國家安全大於一切的角度去了解北京，包括對香港公務員體系的改變，上述的政策組合和官員的公開表態，就有了一致的內在邏輯。
以上所提出的只是一套詮釋框架，而非定論。首先我沒有可能肯定北京有深入研究過 1944 年美國「戰略情報局」的這份文件，更加不知道目前香港公務員隊伍中有沒有甚麼軟對抗。但假如北京真的對香港既有的一套感到焦慮不安，可見將來香港的公務員隊伍、掌握了關鍵資源的公營機構、甚至是私人財團，都有可能被懷疑是在「軟對抗」，而他們也要終日在目前這種肅殺的氣氛裡，證明自己的清白。
關於這個題目的 Notebook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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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在香港出生，但沒有出世紙。
原因是他在家裡出生，沒有走完那一套制度程序。
問題不只是父母是否願意去驗 DNA，而是我們的制度在甚麼時候，開始要求父母「持牌育兒」：生孩子要在醫院，讀官方認可的學校，一切醫療要有醫生紙作證等等。
當然，制度設計背後有一定原因：出生登記和身份確認，是現代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架構，從古代的編戶齊民到香港的抵壘政策。但是如果一個家庭能夠自費解決所有醫療和教育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堅持又是否合理？究竟是誰在定義「合格父母」的標準？濕疹和牙齒問題是「疏忽照顧兒童」的鐵證，香港有多少家長會在這個定義下被視為不合格？
這個社會，從甚麼時候開始，認定了除了主流的育兒方式以外的人，都沒有資格做父母？
主流不等於正確，服從亦不等於愛護。
問：Save Lily 和 Save Danny 事件的核心爭議是什麼？
答：從資料推斷，曾先生和關女士長期奉行自然育兒，在芬蘭的二女兒 Lily 因當局以疏忽照顧為由被帶走安置寄養家庭。回港後，三子 Danny 以在家分娩方式出生，因未進行官方要求的身份核實程序，至今沒有香港法定身份。事件同時涉及香港出生登記制度的法理邊界，以及跨國兒童監護權的爭議。
問：要求在家分娩家庭提供 DNA 測試才可取得出生證，是否符合現行法律精神？
答：出生登記制度的設計原意是以出生地點、日期和姓名三組資訊確認身份，並非以基因鑑定作為唯一標準。曾先生的立場是，入境處的要求可能超出法規的合理範圍，屬不合理地行使酌情權。關女士亦指出，就算是醫院出生的孩子，出世紙上的父親姓名同樣未經 DNA 核實——若要求在家分娩個案驗 DNA，邏輯上應一視同仁。這一質疑在訪問中未有獲得正面回應。
問：自然育兒（Natural Parenting）群體的核心理念是什麼，他們為何不信任制度？
答：自然育兒群體主張子女的成長應盡量遠離制度規範，保留家庭自身的信念和選擇。他們認為現代醫學和教育制度受政治力量滲透，已偏離純粹的科學與個人發展目標。這類家庭往往具備相當的教育背景，如曾先生本人是物理治療師。他們的決擇當中，那些屬個人價值領域，那些屬於非公共利益問題，是今次事件爭議的重點。
問：這件事如何體現制度性的階級不平等？
答：有財力的家庭可以在制度框架內合法地實踐非主流育兒方式，例如辦私校、聘私家醫生、完全使用私人醫療服務。一旦所有服務都是私人付費，政府介入確認身份的理據即告削弱。曾先生面對的困境，某程度上是財富問題：找到醫生開具在家分娩的醫生紙，便可繞過障礙；但這一解法對資源有限的家庭而言，本身就是另一道門檻。制度的彈性，假如只取決於個人與家庭的財富，結果就是大多數人只有接受為主流所安排的公共配套。
問：陳志雲的訪問手法存在什麼邏輯問題？
答：陳志雲要求被訪者在接受某個假設的前提下作答，而不允許對方質疑假設本身是否合理，這是一種虛假二分（False Dichotomy）；將「接受 DNA 測試換取出生證」與「堅持原則、犧牲孩子權益」設定為唯一選項。陳志雲的提問預設了現行制度的合理性，卻從不處理制度本身是否合理的問題；這種框架在大眾傳媒環境中很常見，但其背後是對主流規範的無條件背書。
問：出生及身份登記制度的歷史根源是什麼？
答：確認身份由古至今都是國家管治的核心工具，從中國古代的編戶齊民、香港殖民時期的抵壘政策，到七八十年代強制市民外出須帶身份證，背後的邏輯都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必須確認哪些人有資格使用，並阻截未經登記者。香港的抵壘政策本身具有特殊的歷史政治背景，並非純粹出於人道考量；身份登記制度亦從來都是政治安排的產物，而非中性的行政工具。
問：這件事反映香港社會哪種深層文化取向？
答：事件折射出香港社會對不符合主流模式的包容度相當低；傾向要求他人配合制度，而非質疑制度的合理性。香港教育制度長期作為生產標準化人力資源的工具，教育局歷史上曾與勞工局同屬一個政策範疇；「上學」的目的從來不只是個人發展，而是社會所需勞動力的供應。這種服從威權的傾向是典型的東亞文化現象，在香港尤其明顯，令非主流選擇在制度和輿論上都承受更高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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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9 月，昆士蘭一位炸魚薯條店的女老闆站在澳洲聯邦眾議院，說澳洲正在「被亞裔淹沒」。
三十年後，她的新說法是：「很多新移民自己都支持『一國黨』，因為他們不想讓澳洲變成他們離開的地方。」
「一國黨」的民調支持度，一年內由 6.4% 飆升至 31%，首次超越執政工黨。「一國黨」堀起，背後是長期的不滿情緒；住房供應嚴重不足、移民速度持續增加，任何人都能把租金上漲歸咎於新來者；治安議題在恐怖事件後被放大；工黨聯邦預算案被廣泛視為劫持中產業主。
紅橋最新 MRP 大型民調預測，工黨中位數 76 席，過半線是 75 席。
韓森那句「我不想讓這裡變成我離開的地方」呼應了很多人離港的感受。但一國黨把年度移民名額削至 13 萬的政策，針對所有移民，沒有例外。
被主觀情感主導是一般人面對政治問題時最容易跌入的思想陷阱。
Q1：一國黨的支持度為甚麼能在一年內由 6.4% 急升至 31%？
多重因素疊加：住房供應嚴重不足，移民人數持續增加，租金飛漲令選民有具體的發洩對象；邦迪海灘恐怖襲擊事件令治安議題在情緒最高漲的一個月急速升溫；工黨聯邦預算案被廣泛視為針對中產業主、投資者和小企業主。聯盟黨虛弱，無力承接反工黨票源，一國黨遂成唯一夠大的情緒出口。紅橋5月民調顯示，一國黨在移民議題的處理能力獲 40% 選民認可，遠超工黨的 16%。
Q2：韓森三十年來論述改變了甚麼，沒有改變的又是甚麼？
改變的是攻擊對象：1996年說「被亞裔淹沒」，2016年換成「被穆斯林淹沒」，2026年改口說「移民自己支持限制移民，因為他們不想讓澳洲變成他們離開的地方」。沒有改變的是底層邏輯：對某一類外來者的系統性警惕，以及將其包裝成保護「普通澳洲人」的政治語言。她從未真正道歉或撤回任何早期論述。
Q3：甚麼是 MRP 民調？它的預測對工黨有何警示？
MRP（多層回歸後分層分析）以 6,015 名選民為樣本，針對澳洲的優先選票制度建模，比一般民調更能預測選區層面的具體結果。5月底紅橋與 Accent Research 的 MRP 顯示：工黨中位數 76 席（過半線 75 席），一國黨中位數 53 席（由零起計），聯盟黨中位數 12 席。工黨執政多數僅餘一席緩衝。反對黨領袖泰萊在自己的選區 Hume，有 98% 概率輸給一國黨。
Q4：青綠系獨立議員討論組黨，這不是自我否定嗎？
正是這個矛盾最值得深思。青綠系的政治賣點，是「超越黨派、只向選區負責」。但工黨和聯盟黨聯手推行的選舉資金改革，為個別議員的捐款設上限，對政黨全國性開支則不設限制。兩大黨用制度設計壓縮獨立人士的生存空間，迫使他們用「組黨」這個方式反制。更深層的問題是：一旦組黨，他們的選民授權就從「超越政黨」變成「又一個政黨」，政治賣點從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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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特朗普訪華後美台軍售的暫緩，是否只是技術性問題？
答：美國對台軍售從來都有政治考量。2000 年代陳水扁執政期間，美軍因不滿兩岸政策，曾將已購入的 AIM-120 飛彈存放在關島，待局勢和緩才放行交台。特朗普政府 2025 年以軍力產能不足為由暫緩部分彈藥軍售，同時在國防預算中保留對台援助款項，是典型的雙面政治操作，並非純粹技術問題。
問：「支援維持現狀」真的等同於「支援台獨」嗎？
答：從中共的角度，這個等式已在進行中。中共長期擴大「台獨」定義的策略，與當年將香港「高度自治」的含義不斷收窄如出一轍。任何不主動支持統一的立場，都可能被納入中共定義的「台獨」範疇。這不是假設中的威脅，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問：為何說1970年代的尼克遜訪北平，在美國社會其實並未獲全面支持？
答：當時美國社會對於親近中共是有顯著保留的。正因為尼克遜本人是極端反共的人，他才能以道德高地為親中政策提供政治掩護。1979年中美斷交後，國會出現大規模反彈，廣東話僑胞和忠於中華民國的人士持續遊說，促成了臺灣關係法，彌補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終止後的缺口。
問：中共的「長遠部署」是否真如外界所說的神機妙算？
答：中共的戰略能力被高度神化。正如棋聖卡斯帕羅夫所說，不知道應該做甚麼的時候，首先要知道自己可以做甚麼。中共真正的優勢並非精密的棋局計劃，而是清楚哪些錯誤不能犯——首要是避免蘇聯解體的命運。配合十六個政權安全範疇的持續備戰，這種見機行事的韌性才是其核心競爭力。
問：台商對兩岸關係有怎樣的隱形影響力？
答：台商在中國大陸的存在，早已超越商業功能，形成跨越地緣政治邊界的穩定力量。疫情後上海電子加工業萎縮，部分工廠從八萬人裁減至一萬人，當地區政府深感震動，折射出台商在中共管治結構下不可忽視的話語權。然而港商近年的處境同樣顯示，當中共的絕對控制意志凌駕經濟利益，這種話語權可以迅速消失。
問：如何理解中共以「全過程人民民主」重新定義政治名詞的戰略意圖？
答：中共透過重新定義「民主」「法治」「統一」等核心概念，試圖在全球敘事中建立詮釋主導權。就如同曾把三民主義改造成「新三民主義」，再把高度自治的實質抽空一樣，這種名詞戰的目標是讓中共對現狀的任何改動都可包裝成合理，同時讓反對立場失去國際認受性。
問：破解中共民族主義話語的可能路徑是甚麼？
答：中共民族主義的最大弱點是其存在危機——若非虛怯，便毋須不斷強調各種自信。主動爭奪「統一」的定義，而非被動抗拒，才是更有力的論述武器：以法律約束政府的統一，與以政府壓制人民的統一，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若中華民國能在國際上持續發出這種聲音，才是真正挑戰中共民族主義話語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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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網上瘋傳，一個香港屯門中學的校長，在新加坡帶領遊學團期間，因為上落客問題，跟保安員起了口角。翌日，這位校長透過一間建制派網媒讀稿道歉。
整件事從發生到平息，不超過四十八小時。表面上，危機處理尚算順暢；道歉本身也不是問題。問題出於當事人不但沒有向被辱的保安人員道歉，也沒有說清楚自己做錯了甚麼；這位校長模糊其詞，難免令人懷疑是否是香港公關的邏輯：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低調一輪，日後重出江湖。
或許有人會說，畢竟道了歉，總好過死撐。但有影響力的人，公眾也有合理期望要求這麼人在公眾場所要有更高的行為標準；這不是苛刻，而是要每個人都知道要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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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說，給你時間考慮，但八月前必須有答覆。這句話，在正常語境下叫咨詢。
但對宏福苑居民，答案卻從來只得一個。
既然沒有選擇，給予考慮的時間，是二次傷害嗎？
香港管治的深層問題，最表面膚淺的一層，是系統性的虛偽；明明冇得揀，卻要包裝成有時間考慮。問題核心，是官員有權無責；當作出決策的人無需承受自己決定的代價，結果必然是道德淪亡。
宏福苑居民在悲劇發生前已多次投訴、抗爭、嘗試走程序，政府部門互相推卸。悲劇之後調查委員會成立，卻無人真正問責；如今以「為你們盡快解決問題」為由，要求居民交出業權。
或許有人會說：「政府已經在做事，安置居民、提供補償，總比甚麼都不做好。」
問題不在於有沒有行動，而在於行動的目的是甚麼：是真正回應居民的需求，還是以最快方式讓官員向北京有所交待？兩者底層動機不同，最終結果也必然有所別。
過去香港的制度，建立在社會的互信；信任，關鍵在於共同利益。舊香港對共同利益的默契就是我安居樂業，我交稅。這種關係雖然現實，但也是真正雙贏。現在的香港，無論如何都很難叫市民相信，掌權的人跟自己有共同利益。當越來越多人懷疑是否有共同利益，相信制度的人也越少。對大家都不再相信制度，社會就回到更原始的叢林法則，越多人無奈地接受誰大誰惡誰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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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Peta Murphy 報告提出了什麼，為何三年後仍無法落實？
答：2023 年，由工黨議員 Peta Murphy 主持的調查委員會報告提出三十一項建議，包括分三年全面禁止賭博廣告，獲議會全體議員表態支持。然而截至 2026 年，相關立法仍未出現，阿爾巴尼斯政府只推行了限制電視賭博廣告數量、上課時間禁播等輕微措施。報告落實受阻，主因是以前朝議員為骨幹的遊說組織 Responsible Wagering Australia 持續施壓，令改革難以推進。
問：北領地如何成為澳洲網絡賭博的稅收樞紐？
答：九十年代中後期，北領地政府以稅務優惠吸引網絡賭博公司進駐，形成監管套利：在北領地註冊的賭博公司稅款歸北領地，而非其他州份。如今北領地每年博彩業務營業額達420億澳元，但政府只收取約千九萬稅款。這個安排令北領地財政依賴賭博稅收維持，同時為全國其他地區的賭博公司提供了低稅庇護。
問：澳洲政府每年從賭博業抽取多少稅款，與社會支出相比如何？
答：各級政府每年從賭博業抽取約94億澳元稅款，其中角子老虎機貢獻54億澳元。這個數字約相當於澳洲全國傷殘援助計劃（NDIS）年度開支的五分之一。政府作為賭博稅的主要受益者，在結構上與賭博業形成共同利益，令收緊監管的政治誘因大為削減。
問：體育聯賽的商業模式如何被賭博廣告改造？
答：職業體育聯賽最初對賭博廣告持保留態度，擔心輸球後的賭博損失會損害球迷忠誠度。但轉播費收入加上賭博廣告贊助的實際利益，令聯賽逐漸接受並依賴這種收入。澳洲欖球聯賽和澳式足球聯賽每年從賭博網站和App收取數以百萬計的贊助，球場廣告板、球衣、轉播廣告全面滲透。整個產業鏈已深深與賭博掛勾，禁止廣告意味著切斷聯賽的重要財源。
問：澳洲青少年賭博問題的數據顯示什麼？
答：根據統計，過去一年有逾五十萬名十二至十七歲澳洲青少年參與賭博，合計損失逾千八百萬澳元。這個數字未計算在父母帳戶下進行的賭博活動。當家長本身視賭博為正常休閒，加上賭博廣告無分齡覆蓋體育直播，青少年從小建立對特定博彩品牌的品牌忠誠度，在合法下注年齡之前，選擇早已被廣告做好。
問：禁止賭博廣告能否有效減少賭博問題？
答：從禁煙廣告的歷史類比可見，監管有一定作用但非萬能。澳洲控煙政策（包括素裝包裝）在壓低吸煙人口比例上有成效，但邊際成本隨之急升。賭博廣告更難管，因為賭博公司可繞道——把廣告外判給Instagram影響者，透過體育贊助植入品牌，或以資訊提供者身份間接推廣。根本而言，禁廣告處理的是誘因供給，無法消除需求；只要政府仍作為既得利益者，執法動機本身就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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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澳洲賭博問題的數字規模有多大？
答：澳洲人口不足全球0.5%，坐擁全球約18%的角子老虎機。2023至2024年度，澳洲人賭博損失超過320億澳元，人均蝕約1,521澳元。高風險賭徒佔澳洲成年人口16.2%，是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基準（1.2%）的十三倍。新南威爾士州平均每88人就有一部角子老虎機。
問：什麼是「扮贏」機制（pseudowin），它對賭客有何影響？
答：電子角子老虎機內置一種設計：當賭客投入一元，機器回吐七毫子，仍會亮燈、響鈴、播放勝利音效，因為在技術定義上賭客「中了獎」。但實際上蝕了三毫子。這種機制在數百次重複後，會將神經系統訓練成把損失感知為勝利，系統性地劫持多巴胺迴路。「near miss」（差一點）效應同樣被刻意程式放大，製造「再試一次就能贏」的強迫性衝動。
問：為什麼說賭博稅是一種「累退稅」？
答：賭博稅的稅基集中在低收入人群。角子老虎機密度在貧困社區比富裕地區高出最多十倍——費爾菲（Fairfield）是澳洲貧困率最高的社區之一，四分之一居民生活於貧窮線以下，同時擁有全國最高的老虎機密度之一，居民每年在此損失近七億澳元。政府透過賭博稅收取的財政收入，實質上是不成比例地從低收入者身上轉移。
問：貴族休閒（Aristocrat Leisure）在澳洲賭博業中扮演什麼角色？
答：Aristocrat是澳洲老虎機市場的絕對龍頭，持有約六成本地市佔率，在北美商業賭場老虎機市場亦達四成三佔有率，在美安裝機台逾七萬七千台。其五年標準化稅後淨利潤從8.6億增長至15.5億澳元。它把在澳洲社區俱樂部打磨出來的成癮設計，輸出至全球市場。
問：什麼是賭博業的VIP制度，它的設計目的是什麼？
答：VIP制度並非以高消費或技術水平為條件，而是以高損失為識別標準。一名因賭博盜竊入獄的人士揭示：他能獲得VIP禮遇，原因是持續大量輸錢；反之，長期贏錢的賭客會被賭場限制甚至拒絕入場。博彩公司透過演算法識別高損失賭客，再動用人力資源以獎金、配對充值、專屬客戶經理維護這段關係，目的是確保其持續輸錢並持續回來。
問：體育博彩廣告如何精準針對男性？
答：體育博彩廣告普遍以男性友誼和競技激情作包裝，把賭博呈現為「一班男人一齊睇波、一齊賭」的社群活動，複製啤酒廣告的情感結構。這種策略有統計支撐：九成體育博彩者為男性，70%已處於賭博傷害風險之中。「過關」（multi-bet）設計——任何一關斷纜全盤皆輸——是體育博彩版的偽贏機制，以超大賠率持續誘導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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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需要事實，不需要邏輯，只需要一個共同敵人。
六十年前今天，北京大學出現了第一張大字報，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革常被形容為瘋狂，但如果只說是瘋狂，我們就看不見運動背後的底層邏輯：集體無力感尋找人民公敵，過程的力量足以將一個社會的情緒推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狀態；而這套邏輯，亦不是中國獨有。
正如 Eric Hoffer 在 The True Believe 所指，一場群眾運動可以沒有神，卻不能沒有魔鬼；神給人方向，魔鬼給人憤怒。而憤怒，比方向更能驅動行動。Saul Alinsky 的版本更實際：選定目標，鎖定它，使它人格化，兩極化。
文化大革命的「走資派」，最初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後來無限擴張；老師、鄰居、甚至父母，都可能成為批鬥對象。
問題不是群眾為甚麼憤怒，而是憤怒有沒有一個面孔可以對準。
六十年後今日 ，由嬰兒潮人口膨脹帶來的焦慮，換成了 Z 世代因為 AI 和經濟轉型的衝擊；大字報換成了更有效率的演算法推送，冷戰換成了中美角力的新版本；今日的批鬥大會不需要操場，評論區日以繼夜地運作。
讀歷史的時候，我們或者會問：「他們為何如此瘋狂？」
雖然說歷史不會重複，但總有教人似曾相識的畫面。所以對我們每個人，更重要的問題是：「假如在那個特定的環境裡，自己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人？」
狂熱運動，永遠都是由最初認定的的清晰目標人物，慢慢延伸到其他不夠積極的支持者，再到保持沉默的旁觀者。當沉默本身，也開始顯得可疑，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不論真心抑或假意，所有人都要用盡 120% 的誇張去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製造和攻擊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甚至漸漸出現為攻擊而攻擊的情況。
被統治者滅聲，可怕；但是被「被統治者」滅聲，就是荒謬得令人出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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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個多小時，以下是我從今年 Google I/O 見到的五個趨勢：
一、成本是 Google 的護城河
大多數人看 AI 競賽，都在比較模型有多聰明、benchmark 有多高。Google 今次想說的，是另一件事。
在前沿模型開發的三大公司裡，只有 Google 自己有 TPU、自己有遍佈全球的資料中心基建。最新的 TPU T8 甚至可以讓不同節點協同運算同一個訓練任務。若這個投資成功，Google 就可以用遠低於對手的成本提供同等甚至更強的 AI 能力。
模型能力的差距，會隨時間收窄。成本結構的差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複製的；那是十年投資堆出來的；Sundar Pichai 在開場第一句就說，Google 在十年前已經 pivot 去 AI first。
二、AI 開始理解物理世界
現有的大語言模型靠文字關聯推理。你輸入文字，它輸出文字。World Model 做的是另一件事；嘗試理解物理世界的規律：兩個球撞在一起會怎樣，一件東西扔到地上會怎麼散開。
這聽起來像是學術研究，但影響是非常實際的。
Demis Hassabis 在台上示範的，是 AI 生成的影片不再出現違反物理的畫面。但我想到是更有意思的，在物理帶來製造應用的快速生成，例如用文字指令生成一個 3D 模型，然後讓 AI 模擬它在現實世界的物理表現，再輸出給 3D 打印機。設計、測試、製造，整個 prototyping 的成本和門檻，都大幅下降了。
小批次生產、客製化產品、低成本試錯——這些以前只有大公司才有資源嘗試的事，正在變得平民化。
三、搜尋從「找資訊」演變為「完成任務」
Google 起家的是搜尋器。搜尋器的邏輯是：你告訴我你想要什麼，我給你一堆連結，你自己去找。
這個邏輯正在根本性地改變。
Google 今次展示的搜尋，不再是給你一頁結果讓你自己篩選。你可以直接說「幫我找一些符合某些財務條件的上市公司」，AI 幫你篩選、整理，輸出一個 dashboard，讓你追蹤股價。你可以說「幫我計劃這個週末和兩個小朋友去哪裡玩」，AI 根據你的 calendar、你孩子的喜好、駕車路線，幫你安排好整個行程。從而帶到下一點：「Agentic Commerce」。
四、Agentic Commerce——交易佣金取代廣告收入
廣告模式在 AI 助手的世界裡，有一個根本的問題。
AI 對話在感觀上屬於私人空間，多數人不會接受硬插廣告，更不會接受 AI 助手在對話裡推銷。
Google 的答案，是 Agentic Commerce。用戶在 Google 的生態圈裡搜尋、比較、決定，AI agent 直接完成交易，Google 按單收取佣金。Amazon、Best Buy、Walmart 已公開加入這個框架。每單賺少少，但規模夠大的時候，比賣廣告賺得更多，而且更直接、更難被用戶繞過。
這是一個商業模式的根本轉變：從「讓你看廣告」到「幫你完成交易」。對 Google 來說，這才是 AI 時代真正可持續的變現方式。
五、個人競爭力的定義正在改變
Google 在 I/O 上說得很清楚：agent 不只給答案，還會幫你 take action。
這句話對每一個在職場上的人都有實際影響。以前我們加入一個團隊，帶來的是技能和經驗。未來，競爭力的定義會加上另一個維度：你後面有多少個 agents 在幫你工作。整理資料、跟進任務、自動化重複工序；這些工作正在被 agent 取代，而懂得善用 agent 的人，等於同時操控了多個「員工」。不懂 programming 不是藉口；Vibe-coding 已經是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嘗試的入門方式。
真正的問題，是你有沒有好奇心，去找到一件值得自動化的事，然後去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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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吸煙率只有8%，全球最低。同一時間，市面上有一半香煙是私煙，逃稅金額估計與政府實際徵到的煙草稅相若。澳洲控煙政策五十年，自十年前推出素色包裝（plain packaging）以及每年12.5% 的加稅，政策以市場拱手相讓予完全失控的地下經濟；澳洲最暢銷的「曼徹斯特」（Manchester），是從阿聯酋走私入境。的彩色包裝品牌，成了澳洲最暢銷的香煙。電子煙禁令，帶來的問題更嚴重：澳洲緝獲的非法電子煙，是合法銷售量的175倍；禁令實施後，年輕人吸傳統香煙的比例反而上升。官僚不願面對的現實是：政府一直在將公共健康問題扭曲成社會治安問題，亦同時製造煙民與非煙民的矛盾和衝突，最終令控煙政策功虧一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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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工黨財長查默斯形容 2026/27 年度預算案是「幾十年來最雄心勃勃的改革」；資產增值稅從 23.5% 跳至 47%、負扣稅覆蓋現有住宅、酌情信託設 30% 最低稅率，三招加在一起，精準打中澳洲中產和夾心階層每個財富積累環節，而這批人亦正是是澳洲社會服務使用最少、稅基貢獻最高的群體。究竟執政黨是不知民意還是為勢所迫不得不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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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制度運作了一千多年，外國使節帶著禮物遠道而來，天朝以禮相待，賜宴賜禮，面子給足。
美國代表團每個人都帶住自己具體而現實的要求。黃仁勳要賣晶片；Tim Cook要保住生產線；銀行家要市場；波音要飛機訂單。名單本身就是告訴大家，哪些行業中美之間還有生意可以談，哪些已經沒得傾。Google 沒去、OpenAI 沒去；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雙方都清楚那些領域根本沒有現實可行的交易結構。Nvidia 實在太需要增長和市場佔有率，美國政府也要那 15% 的晶片出口特別關稅收入。
很多分析將會面視為中美關係回暖，是過份解讀，也是老一派分析常犯的錯誤。
至於北京，也拿到了它們要的：特朗普親口說一句不支援臺獨。
中方任務完成，但真正的商業利益，從來都是另外一件事，也是千百年來矛盾的根源；隨團財閥能否各自取得所要的，難以一既而論。
朝貢制度，天朝從來不在於拒絕對方，而是完全無視提出過的要求，自說自話。甚至乎覺得：在這裡吃最好的一餐，已經給你面子，還想要利益，是不君子，不夠朋友。
無錯，天朝的思想，應該這樣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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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Takaichi Sanae）訪澳除了新聞花邊的麝香瓜和 AC/DC 鼓皮，真正的重點是她在日語記者會親口說出「準同盟」三個字。三菱重工護衛艦合同、能源安全聯合宣言、網絡安全框架等難免會引起中國的反彈。究竟現實主義學者的批評有沒有道理？又或者我們正在見證著另一個地緣政治局勢的新常態？
問：高市早苗這次訪澳的真正背景是什麼，單純是50週年紀念嗎？
答：奈良條約五十週年是外交理由，但真正動機是目前的世界局勢，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伊朗戰爭爆發後這條石油要道實際上已封鎖，日本原油供應嚴重依賴這條通道，澳洲液態燃料進口亦受影響。危機令澳洲意識到，自己在中東幾乎沒有直接影響力，必須依賴貿易夥伴——尤其是日本——協助疏通能源通道。
問：「準同盟」這個定性有什麼獨特分量？
答：關鍵在於是日本首相在日語記者會上主動說出，而非外界詮釋。與「特別戰略夥伴」相比，「準同盟」意味著隱性義務：若日本捲入衝突，澳洲不能說「我們只是買了幾艘軍艦」就袖手旁觀。澳洲外長黃英賢（Penny Wong）和國防部長馬利士（Richard Marles）均沒有否認這個說法，沉默本身就是一種背書。
問：護衛艦合同為何被視為里程碑，而不只是一筆軍購？
答：這是澳洲首次向日本三菱重工採購最上級護衛艦，突破了日本以往對武器輸出的限制。更深層的意義是，高市早苗在記者會上提到，目標是在印太建立共同的造船維修能力網絡，澳洲可能成為其中一個節點。賣軍艦即是賣設計底蘊，這種分享只會發生在準同盟層級的關係裡。
問：雪梨大學教授古倫的批評是什麼，為什麼他的論點有盲點？
答：古倫擔心澳洲被動捲入未經充分思考的衝突，尤其高市早苗立場鷹派——曾下令軍艦穿越台灣海峽，選在《馬關條約》131週年當日，具挑釁意味。但古倫的盲點在於，他把北京的強制行為與日本的鷹派化並列為平行現象，而非因果關係。正是中共系統性的軍事壓力和威嚇，才迫使日本走向更強硬立場。「雙方都要降溫」的均衡論述，在攻守不對等的情況下，實際效果是要求被威嚇的一方讓步。
問：澳洲有沒有能力兌現準同盟的承諾？
答：有三個明顯缺口。第一，澳洲燃料儲備嚴重不足，一個連自己能源安全都難以保障的國家，可信度成疑。第二，AUKUS核潛艇計劃面臨延誤風險，甚至有前官員提出考慮向日本租借潛艇——租借關係的出現，恰恰說明「準同盟」已不只是感情，而是相互依賴。第三，整個結盟框架從未經過公眾討論，五層文件堆疊都是官僚程序悄然推進，民主問責嚴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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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ed revised essay with three targeted corrections applied
香港舉世聞名是低稅率；薪俸稅封頂在百分之十五，沒有消費稅，沒有資本增值稅。但是有一種稅，很多人都知它的存在但很少有想像到影響有多大，那就是租金、樓價等等加起來的「土地稅」。
所以，香港的稅一點都不低，民眾就算不知道問題的底蘊，但是也有一定的直覺。自從 1997 年，特區政府和政工作者時常有意無地將矛頭指向地產發展商，後來甚至將地產霸權這個詞語炒作到街知巷聞。
但了解到香港的利益和權力結構就知道，地產霸權，最核心的就是政府。
由 1997 年至今，香港中位家庭月入名義升了約三分之二，但扣除通脹，實質購買力幾乎原地踏步。同一時期，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顯示，四百三十平方呎以下的細價樓，由 2003 年低點至 2019 年高峰升超過六倍。家庭入息沒有增長，但住的地方升了六倍，而那筆「差價」，就在每個月的租金裡，無聲地轉移了出去。
土地收入佔政府總收入比例，由 2000 年的 21%，升至 2023 年的 38%。這並非單純的市場結果，因為香港從來不是一個自由土地市場；政府擁有所有土地，透過批地、補地價、差餉、印花稅等，政府在每個環節都抽取了土地增值。
問題是：「這筆錢流去了哪裡？」在影片中忘記了說，在港英時代尤其是主權移交前的過渡期，大量的土地收益被鎖在土地基金，也就是當年被形容為「埃及妖后的嫁妝」的巨額財政盈餘，而這筆錢到後來就是被特區政府用各種方法蒸發掉。政府不斷膨脹，但民怨卻不斷增加，兩者的關連就是：分配傾斜到少數人手上。
道德經裡最有智慧的一句是：「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現代一點的講法，就是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學家 Henry George 的論述：當土地增值被少數人壟斷而不是回流社會，增長與貧困便會共存。
香港無錯有公屋，有廉價醫療，有免費教育，但新加坡有同樣的公共服務，而且還多了一件香港沒有的核心設計：八成市民以大幅低於市場的補貼價格擁有住房。
兩個城市，政府都擁有所有土地。分別只在於：那筆土地租值，最終的利益是如何分配。結果的差異，也是非常明顯；新加坡中位家庭實質收入在過去十年持續增長，而香港卻仍然是零。
當然，新加坡也有它的問題，那可是另一個節目的題材。
香港的核心矛盾，是北京的統治者以及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如董建華、梁振英，一直想將香港改造成新加坡。一屆又一屆的政府，一代又一代的政工作者，除了挑起民眾與地產黨的利益矛盾衝突，卻未能成功改造。以水泥搭建出來的經濟增長是低質的；香港大量的經濟價值被困在土地和住屋，造成實質產業發展的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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