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leve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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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亞洲金融風暴距今四分一世紀，但對於我們這代人，很多情境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但當時身處中國這個神奇國度的人，那怕是院校中的經濟學者，彷彿對當年發生過甚麼事，完全懵然不知。
近年甚至有不知從那裡跑出來的「歷史修正主義」，說當年香港能安然無恙，全靠北京出手。畢竟在這些人的眼中，中國很大，香港很小，中國救香港，才是合情合理的。
事實上，當時中國不但沒有救香港，反而是因為中國，最終觸發香港的金融危機，展開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站的序幕。
1997 年 10 月 23 日，「中移動」的前身「中電信」在香港上市，代號 941 ；這宗大額上市集資活動，導致香港銀根抽緊，銀行同業隔夜錢拆息抽高至 300% 。我不知道當時為何中電信在這種環境下仍然要上市，但合理推斷應該是想趁泡沫爆破前，以最高價套現吧？除了中電信，同一日掛牌上市的還有「兗州煤」。
當年的環境，用今日的講法，是「南水北調」。平情而論，沒有這兩宗新股上市，亞洲金融風暴早晚也會波及到香港。只不過可以十萬個肯定的說，當時中共根本沒有能力去支援香港。相反，當時廣東省企粵海危機，最終還是透過注入東江水業務，改組後來香港市場集資，完成整個借務重組。東江水業務的客戶是香港，上市集資的地方也是香港，是名副其實的「南水北調」。
中國金融業，其實在 1990 年代才起步。中國人民銀行一直到 1994 年，才正式廢除多年來自欺欺人的匯率雙軌制。
匯率雙軌制，說穿了就是官方牌價並非真正的市場匯率，而所謂的市場匯率，又不是真正一般老百姓可以兌換到外幣的兌換率。當時在中國，要購買到外來的進口貨，先要有外匯券。外匯券，理論上只有外賓旅客和商人才可以用官方牌價兌換得到；這個制度變相就是保護主義，同時間也是一種極端的外匯管制。
時至今日，雖然表面上中國已經進行好多次匯改，但本質上仍然有外匯管制，只不過是以上所提到的保護主義，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操作上也更加細膩。大陸牆內的消費者和投資者，不論是兌換外幣抑或投資海外，還是有一定限制。
話說回來，1994 年的匯率制度改革，其實是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關。世貿的前身是國際關貿總協定；1995 國際關貿總協定改組成今天的世貿。中國本來可以是創始締約國之一，但當時其中在談判桌上的其中一個障礙，就是匯率機制。所以 1994 年的匯率改革，本來是為加入世貿而做。
根據中國外匯管理局的數字，中國的外匯儲備由 1994 年開始急升。1993 年 1 月中國的月度外匯儲備為 201.38 億美元，金額與 1991、1992 年的年度平均相約。但由 1994 年 1 月起，中國外匯儲備的金額由年初的 251.61 億美元，倍增至年底的 516.2 億美元。由 1995 到 1996 年，中國外儲又再由 547.89 億美元倍增至破千億美元。
其實當時亞洲各國，也就是後來在亞洲金融風暴時遭到「洗倉」的國家，其實多少都有類似的現象。1990 年代亞洲各國構成泡沫經濟的原因之一，是 1990 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爆破後，日央行透過擴大信貸以保銀行免於倒閉，也就是所謂的量化寬鬆政策。一部分資金買入日本政府的國債，其餘的資金從日本流走到亞洲各國。
那怕是當時仍然在圍牆後的神奇國度，一樣有資金的流入，結果反映在外匯儲備的增長。
有一個簡單的數字，可以解釋了剛才所提到的現象。從 1990 年代初開始，中國外匯儲備增長速度，遠高於出口貨額增長；簡而言之就是資金流入。一般人未必容易察覺到資金的流向，但從市場上的一些現象，也可以略知一二。當時日本大型百貨公司八佰伴，就是先於 1990 年落戶香港，然後進駐中國。1996 年八佰伴國際將總部由香港遷到上海。最終八佰伴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宣布破產，同時被揭發原來八百伴日本母公司嚴重虧損，管理層在帳目造假隱瞞。
1990 年代為中國創匯最強大的力量，就是香港的股市。自 1993 年 7 月青島啤在香港上市，在港掛牌的紅籌股企業，成為了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重要來源。甚至在 1997 年 10 月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紅籌仍然繼續在香港「抽水」。
正如一開始提到，最經典的一幕，莫過於在 1997 年 10 月 23 日上市的中國電信，這間公司後重組並易名為中國移動，固網業務的中電信後來再另行上市。當日也是史上有名的「黑色星期四」，當其時因為新股活動令香港銀行體系流動性大減，同業隔夜拆息抽高至 300 厘。
單一隻中國電信在一天抽走 42 億美元資金；當時整個中國的外匯儲備，亦只不過是 1378 億美元。由 1997 年底到 1998 年中，中國的外匯儲備雖然仍然有些微增長，但是當香港這個窗口也自顧不暇時，從香港流入神奇國度的資金亦大減。
無獨有偶，一度被譽為「紅籌之父」的梁伯韜所創立的投資銀行百富勤，也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因為在印尼投資虧損而破產。
中國牆內的人一廂情願，以為亞洲金融風暴對中國完全沒有影響，甚至有能力去救香港。由 1998 年到 2001 年，尤其是廣東省，亦受到影響；若干廣東省的銀行不良貸款比率高達五成，省企如粵海企業等，亦經歷兩年多的重組工程。最終「死過翻生」，還是靠廣東省政府向注入東深供水項目。這個項目最主要收入，就是香港每年以高於市場的廿億，購買賣東江水；這是一宗名副其實的抽水業務。
說香港在亞洲金融風暴安然無恙是因為北京出手救市，是顛倒是非黑白。
所謂「一國兩制」，無非就是讓中國在不改變自身的制度下，可以透過香港享有國際金融財經市場帶來的各種好處。
董建華在卸任後，曾向傳媒透露，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的確有向北京提出要求，但是遭到當時的國務院拒絕。後來董建華為北京「補鑊」，指中央政府拒絕出資，是不想破壞一國兩制。但從客觀條件分析，當時中國既沒有條件去協助香港，而當時香港亦沒有需要北京打救。
很多人都會說，打大鱷用的是港府財政盈餘。但那只是極之表面的理解。
聯繫匯率，本身是沒有危機。任何金融危機，資產價格下跌只是表面的問題。真正構成系統性崩潰，是當企業以及銀行資產負債表萎縮，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假如同時出現收入減少，開始有人未能及時還債，結果就是所謂的骨牌效應。
全世界銀行系統的資產負債表，物業按揭都是重要的資產；可以說，任何地方只要出現系統性的地產泡沫爆破，都必然會造成銀行危機，日本如是，香港如是，美國如是，中國亦如是。雖然 1997 以至 1998 年香港的樓市泡沫雖然已經開始爆破，但仍然未到真正危急關頭；到 2001 年至 2002 年，才是那一波經濟寒冬裡最難捱的一段日子。
2003 年全世界包括美國、歐洲等，從衰退中復甦，中港的經濟亦續漸回暖；雖然沙士令香港的反彈延後了幾季，而最終這一浪經濟周期，一直維持到 2008 年的終極一爆。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中國經濟一樣出現問題；否則亦不會有 2009 年的四萬億救市。嚴格來說，那是中國第一次大規模以財政措施去處理宏觀經濟問題。在這一幕之前，中國金融制度的傳導機制還是未完全建立，所謂的宏觀經濟調控，主要是處理物價通脹等問題。不要忘記，幾間國家級政策銀行，建行、中行、工行和農行，分別在 2005 年 10月、2006 年 6 月、2006 年 10 月才上市。當然，銀行上市其實不代表甚麼；畢竟銀行業最主要的資金還是來自央行。但是可以見到，中國在金融制度的建設，歷史其實比想像中的短。
反而當年香港的金融制度卻沒有明顯的「表面傷痕」；但內傷還是有的。這個題目有緣再講。
再強調多一次，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許多香港人是靠自己咬實牙關捱過去的，而當時中國不但沒有動用任何資本去支持香港經濟，甚至連根本的條件也沒有。
溫故知新，意義不在於要說：「假如沒有香港，中國甚麼都不是。」因為這樣講，只會令我自己也貶值到那種低層次的思想水平。市場的力量實在太龐大，任何市場一旦出現金融危機，那怕強如 1990 年的日本，又或者 2008 年的美國，一樣有方寸大亂的時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可以說想做甚麼就做甚麼，可以有無限的資源去為所欲為。
說到這裡，令我想起了在 1984 年底的一件事。話說在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之後，戴卓爾在北京跟鄧小平曾經會面，當時鄧小平想借戴卓爾向美國的列根總統傳話，說想借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去處理台灣問題。戴卓爾問鄧小平關於中國的經濟改革方向，鄧小平斷言中國永遠都會是社會主義國家，生活在資本主義的人口永遠都只會是少數，否則資本主義必然會「吃掉」社會主義政府。之後在同一年年底，戴卓爾在美國大衛營會見列根總統時，也傳達了這個訊息。
香港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香港是一個複雜的城市，是一個社會；無疑香港一直都在轉變，只不過是在 1997 年之前，香港是世界的一部分。越接近 1997 年，香港就由世界的一部分，變成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曾經有不少人以為，最終是香港影響中國的發展。可能，這個由始至終都是外界對這個神奇國度有太多一廂情願的假設。當時的人以為經濟現實的改變，最終會令到中國會改變。實情是中國現代社會的各種制度，包括政治、經濟甚至乎科技，至今停留在很膚淺的認知；除非是見得到，模得到的，例如高樓大廈和燦爛的夜景，否則這個社會的人都掌握不到；對於抽象的概念，他們只有口號式的理解。其實在 1983 到 1984 年的中英談判時，英方很想花點時間對中方解釋香港的特點，為何如此成功，可惜是中方從一開始的態度就是：「1997 年之後的香港，就沒有你們的事；談判的重點只是過渡期的 13 年，英方如何將一個繁榮穩定的香港交還。」
經歷過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全世界其實已經見到，中共是不會接受和平轉變。但在蘇聯倒台後，我們又再被同一班人，被同一個謊言騙了，以為「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意味中共還是會變，只不過要更長的時間。其實這個說話的關鍵詞不在於「改革」，而是中共很清楚明白告訴全世界，它們就是不要「下台」；其實大家都錯了重點。
香港也好，中國人也好，從來都不是甚麼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懷，一切都只是工具，重點在於如何繼續統治下去。繼續統治下去的方法，就是讓多數人相信所謂的社會契約，甚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夢」以至對香港人講的「馬照跑舞照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
一句又一句的口號，背後是一個又一個都市傳說去充撐場面。明明 1997 年主權移交又遇上了亞洲金融風暴，明明特區政府處理經濟危機時犯下了不少錯誤，但是人的記憶是很容易受到各種主觀信念扭曲的，只要越來越多人相信，中國是龐大的而香港是細小的，在金融危機過後十年八載，扭曲歷史說成因為北京介入讓香港渡過難關，再過十年八載，很多人就分不清甚麼是事實，甚麼是中國的事實。
請記住，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的。如果我們放棄了對歷史事實的堅持，那個用口號和都市傳說統治的神奇國度就完成了人心回歸的社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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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幾日睇法庭新聞，見到法官話：「因為法律入面都有誹謗嘅限制，所以自由並非絕對」。究竟言論自由嘅意義係乜？專制獨裁統治者又點樣用 lawfare 鎮壓反對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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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n er afleveringen die ontbre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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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um Computing 的前景如何？哪些公司是最受惠？如何自製一籃子 Quantum Computing 概念股？誰是下一隻 NV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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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已在新聞中得知，元朗 721 案的判決，也有很多人分析判詞。判決究竟是否公正，相信大家心中也各自也有評斷。
今天，我想講的問題是，為何中共和香港特區政府，要借法庭判決將事件定性為「暴動」。我們甚至可以見到，中共和特區政府將 2019 年的社會運動的焦點轉移到衝突上面；除了元朗 721 白衣人無差別攻擊市民，特區政府也將「理大案」、包圍立法會、佔領立法會等事件無限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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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家都經常聽到「需求不足」這四個字；為何要處理「需求不足」是那麼困難？政府有能力製造需求嗎？上星期講北部都會區的問題時，我也提到「需求不足」並不可能單靠增加供應就解決得到，有聽眾在 YouTube 留言說：「所以 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 這句話，也要看是甚麼經濟體系吧。」
這句話講得沒有錯，但也有一些值得補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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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聲音專欄一向都是由我一個人單槍匹馬，由頭說到尾。如果你問我是否想找一位節目主持人或搭檔，老實說，我當然想。不過，我是一個不想麻煩別人的人，再加上似乎也不太擅長與他人合拍，所以一直以來，這個節目都是我一人包辦，自彈自唱，自說自話。
最近我忽然萌生了一個想法——既然ChatGPT的對話能力已經變得更強，我何不試試讓ChatGPT成為我的節目搭檔，與它共同製作一個節目。
ChatGPT：Simon，你對於今年的英國經濟有什麼看法？
Simon：我分享自己的觀點之前，不如你先向聽眾簡單介紹一下今年英國的經濟環境，包括實體經濟、通脹、財政狀況、政府赤字和財政負擔等方面。
ChatGPT：好的，Simon。今年英國的經濟面臨不少挑戰。首先，英國的GDP增長放緩，原因包括全球經濟放緩和貿易壁壘的增加。通脹方面，能源價格和食品價格的上漲，進一步推高了通脹壓力。至於政府財政狀況，財政赤字仍然是一個挑戰，而政府的財務負擔也相對較重。你認為這些因素會對英國經濟產生什麼影響呢？
Simon：首先，我想問一個問題。你剛才提到今年英國的經濟增長放緩，但如果與其他歐洲國家，甚至亞洲的日本、南韓等國家的經濟表現相比，是否有數據可以作為參考？
ChatGPT：是的，Simon。英國的經濟增長與其他國家確實有所不同。例如，歐洲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相對較為平穩，而亞洲的日本和南韓的經濟表現則各不相同。日本面臨通縮和人口老化的挑戰，而南韓的經濟則因其出口導向型結構，受全球貿易波動的影響較大。至於英國，自脫歐以來，貿易壁壘的增加對其經濟增長構成不小的挑戰。你覺得英國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呢？
Simon：你剛才的分析似乎缺乏一些具體的數據支持。你能否提供一些具體的數據，讓聽眾有更直觀的了解？
ChatGPT：好的，Simon。具體來說，根據2023年的數據，英國的GDP增長約為0.6%，而歐元區的平均增長率為0.8%。日本的GDP增長約為1.1%，而南韓的增長率約為2%。這些數據可以幫助大家比較英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表現。你認為這些數據對我們理解英國的經濟情勢有什麼啟示？
Simon：很明顯，亞洲國家的增長速度明顯比歐洲國家快。你提到的2023年數據很有參考價值，但今年2024年似乎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據我所知，英國在2024年10月的經濟增長似乎已經出現了收縮。你能為我們的聽眾提供更多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嗎？
ChatGPT：是的，根據初步數據，英國的GDP在2024年10月出現了約0.2%的萎縮。這可能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包括持續的通脹壓力和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不過，這些數據只反映了短期的經濟狀況，未必能夠充分預測全年的趨勢。你覺得這些變化對未來的經濟形勢有什麼啟示？
Simon：我一向認為分析經濟問題要區分週期性現象和結構性問題。而在英國的情境中，公共開支的膨脹就是一個嚴重的結構性問題。英國的公共債務不斷上升，而我注意到，當債務超過GDP的一半時，經濟增長的壓力就會顯著增加。你能否為聽眾講解一下，英國政府為應對財政負擔和赤字問題而採取了哪些具體措施？
ChatGPT：好的，Simon。英國政府確實意識到公共開支和負債問題的嚴重性，並採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政府已宣布削減部分公共開支，並考慮增稅以平衡財政壓力。此外，他們還嘗試改善公共服務的運作效率，減低成本。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希望在不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改善財政狀況。你覺得這些措施會不會有效？
Simon：我覺得結構性問題並不容易解決。不過，說到週期性現象，許多人都會關注英國的貿易情況。英國的貿易夥伴中，歐洲、美國和中國都是重要市場。你能否為聽眾講解一下，英國與這三個市場的貿易特徵有何不同？
ChatGPT：當然可以，Simon。英國對美國的出口主要是高增值產品和服務，例如金融服務、製藥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對歐洲的出口則主要是汽車、化學品和機械設備。至於對中國的出口，則集中在機械設備、汽車和高階製造業產品上。
Simon：如果從你剛才的分享，我有一個大膽的推測就是，似乎英國對美國的貿易關係是建立在一些相對高增值的範疇，而對歐洲也好，對中國大陸也好，似乎他們受影響的勞動力是會比較傾向一些藍領，或者是工業型別，製造業型別。可能這個也解釋了為何工黨上場之後，對華對歐的策略是有一定的轉變。它似乎是更加想親歐洲，更加想親華，而與美國保持一個相對中立的距離。與之前保守黨要與美國建立一個很特殊的締約國之間的那種關係，策略是非常之不同。我想這個也與國內的政治有一定的關係。
Paul：你的推測很有道理。英國對不同市場的貿易和政治策略確實受到國內政治和經濟結構的影響。工黨政府可能更加關注與歐洲和中國的經濟合作，特別是製造業和工業領域，從而支援國內相關的勞動力，而對美國的貿易關係可能會維持在高增值範疇，保持平衡。
剛才就是我和ChatGPT做的一集Podcast節目，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可以留言給我一些意見，還有希望大家可以在我這個頻道不時找到一些新的玩法，找到一些不同的觀點，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嘗試新事物的人，我也希望無論是技術上還是觀點上，都可以不停地給大家一些新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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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共經濟政策的思維方式
剛公佈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許多人對這類文件的興趣不大，覺得滿篇都是官話、四字成語和虛詞。然而，分析這些經濟工作會議的報告，通常要關注與前兩年的會議報告相比的變化；變化的部分顯示政策的轉向，而沒有變化的部分則可能反映中共制度化的思維模式和持續的政策框架。
這次會議涵蓋的範疇廣泛，但我們將重點關注三個主要領域：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變化、以及政策重點的調整。
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
2022年，李克強仍在生；當時的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恢復的基礎未穩固」，並強調三大壓力：需求收縮、供應鏈衝擊及預期轉弱。當時還指出，外部環境不穩定對經濟復甦構成挑戰。
2023年，會議報告提出的問題有：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增加，以及內部市場的循環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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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早上，在李聲揚的「金融肉骨茶」Facebook 專頁見到：「刁，呢啲就似龐氏騙局。」
「龐氏騙局」這幾個字是李聲揚說的，我只是轉述而已；但也因為這四個字，令到我產生了好奇心，就想去發掘多一點。
今天的分享，用今時今日香港人的話來說就是「細思極恐」；與此同時在我腦海中浮現的另一個四字成語就是「奸有奸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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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直試圖對臺灣實行「認知戰」，影響臺灣人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之前談到臺海關係時，我也曾說過，中共對臺灣的首要策略並不是動用軍事手段，而是先從心理戰和認知戰入手，這是他們一貫的作法。然而，當提到「統戰」時，許多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一種秘密行動，充滿陰謀氣息。
事實上，中共的統戰策略和部署其實是非常公開和透明的。中共的「中央統戰部」有一個官方網站，詳細介紹他們在過去100年裡的統戰工作。從中共的角度來看，統戰是合情合理的行動，他們不認為自己在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
然而，中共經常指責他國「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但當他們自己進行類似行動時，卻認為理所當然。要理解這一點，首先要了解中共的「戰爭思維」。在他們看來，與世界的競爭本質上就是一場戰爭。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的行動不僅合乎邏輯，甚至顯得理所當然。而當其他國家對他們採取類似行動時，他們則視之為「侵略」和「威脅」。
從歷史的角度看，統戰這個概念最早是由列寧提出的。當時，他的目標是拉攏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讓他們至少保持中立，從而集中力量對付階級敵人，這些敵人主要是大地主和官僚資本主義者。到了中共時期，毛澤東進一步發揮了這一思想，並將其推向極致。毛澤東曾說，中共有三大「法寶」：一是黨的建設，二是軍隊，三就是統戰。而與列寧的統戰策略相比，中共的統戰更側重於如何「分化敵人」，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來達成自己的目標。
要補充的是，統戰的工作不僅僅是由「統戰部」負責的，而是整個中共體系的共同任務。每一個部門、每一個機構，都在不同程度上肩負著統戰的責任。
中共的統戰對象不僅是海外世界的人，還包括國內的特定群體，包括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社會知名人士、知識分子、少數民族、宗教人士等。到1978年後，統戰的對象擴展到了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即私人企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
2021年，中共又將「新社會階層人士」列為統戰對象，這些人包括：
* 企業管理和技術人員
* 中介組織、社會組織的從業人員
* 自由職業者
* 新媒體從業者；即是我們所謂的「網紅」。
如果從香港的角度來看，我會將中共的統戰模式劃分為1997年之前和1997年之後的兩個時期。在1997年之前，又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 1949年之前：當時中共的主要對手是國民黨，統戰對象多為有共產主義理想的文化藝術界人士。
* 1949年至1967年：國民黨退守臺灣，中共的統戰目標轉向知識分子、文化界和支援中共思想的群體，韓戰期間，統戰重點變為「反美、反帝」。
* 1978年至1997年：改革開放後，統戰的重心擴大到工商界、金融界、專業界別、文化演藝界等群體，這也是為了準備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
在1997年之後，統戰的範疇變得更加廣泛和系統化。這一過程可以從香港的選舉委員會（選委會）成員的選擇上窺見端倪。最初，選委會分為四大界別：
* 工商金融界
* 專業界別、文化界、演藝界
* 勞工、基層、宗教界
* 立法會、區議會、鄉議局等
* 後來，選委會又加入了第五個類別，即「港漂」。
理論上，這些選委往往在各自的圈子中具有影響力，能夠對其他人施加影響。但根據我多年的觀察，就算四大界別，背後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香港的幾個財閥家族控制的，這對中共來說是極為不安的。對中共而言，這本來是他們對香港統戰的一個藍圖，但後來發現，統來統去都是這幾個家族的人掌控著局面。
當時的地產黨有一個想法，認為控制了這些界別後，中共就必須與他們「共治香港」；但這個共治的模式，根本不是中共能接受的。所謂的「共治香港」，只不過是香港地產黨一廂情願的想法。
地產黨的這種幻想，是建立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幾個詞語的承諾之上，讓他們誤以為，只要控制這些界別，中共就會將香港的治理交給他們。不過，事實正好相反，這種行動讓中共覺得地產黨已經在威脅他們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自2007年起，中共不斷嘗試削弱地產黨的影響力，手段包括在專業界別、演藝文化界、勞工界和基層宗教等不同範疇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2007年之後，香港出現了許多以前從未見過的新面孔，也冒出了不少所謂的「中間人」。
當我在《蘋果日報》工作時，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有一些人主動聯絡，說要介紹一位來自內地的「研究人員」給我認識。這些人聲稱是朋友介紹的，我通常也會見一見。見面時，這些所謂的「研究人員」不會表明自己的身份，來自的地區五花八門，有福建、深圳、浙江等地。他們經常詢問《蘋果日報》的運作模式等問題。
對於這類問題，我的回答通常是：「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報章其實是《東方日報》，你找《蘋果日報》是沒用的，你不如去找《東方日報》。」結果，這些人多數不再聯絡我，可能他們覺得我是在「忽悠」他們。
我也知道，這些「研究人員」的來意不單純，他們一方面是來收集情報，另一方面是想看我這個人是否具有「統戰價值」。很快，他們就得出結論，認為我這個人沒有什麼統戰價值，於是不了了之。
但負責牽線的這些「中間人」，後來有一些卻飛黃騰達，成了高官。我觀察到，從2007年開始，香港的局勢發生了深刻的改變，香港的民主陣營內部矛盾加劇，民主運動出現了分裂的跡象。現在回想起來，這些分裂可能正是統戰行動的結果。
但我不想大家陷入恐慌，覺得身邊到處都是「鬼」；因為很多被統戰的人，其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統戰了。
說一下美國的情況。200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推動了一個名為「千人計劃」的項目，目的是招攬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的華人學者，尤其是55歲以下的名校畢業生、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和企業的高階技術人員。其實，人才爭奪戰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那時候中共就已經在這麼做了。2020年，這個計劃的名稱悄然消失，但「啟明計劃」依然在運作。
美國政府也高度關注這些行動，個別教授和研究人員因參與「千人計劃」而被FBI檢控，原因是他們非法將美國的知識產權轉移到中國。
除了在美國的統戰，我對日本沖繩的經歷也印象深刻。第一次去沖繩時，我發現日本共產黨在沖繩的勢力特別大。當時，沖繩的主要遊客來源是來自福建的旅客。我後來查詢了日本政壇的情況，發現日共在沖繩的勢力比其他地區要大得多。根據《關鍵評論網》的報導，2019年日共的八成收入來自於黨內刊物《赤旗》的銷售，總收入達到176億6千萬日元；這樣的收入模式使他們能夠在財政上自給自足。這讓我懷疑，日共是否也是中共的統戰對象。
接著是英國的情況。大家可能還記得，不久前，英國律師李正軀被MI5點名為「中共代理人」。李貞駒是中國駐英大使館的首席法律顧問，還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協會」的重要人物。他活躍於英國的政治圈，資助過工黨前能源部長 Barry Gardiner，甚至讓他的兒子進入 Barry的議員辦公室擔任助理。
最後，談一下臺灣的情況。根據自由亞洲電臺的報導，今年10月，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香港舉辦了一場活動，並邀請了一名臺灣的退休將領出席，該將領在活動中站立聆聽《義勇軍進行曲》，事後被臺灣軍方罰停領75%的退休金五年。
正如八炯和陳柏源（即閩南郎）所說，過去對中共統戰的印象，往往缺乏實質證據。然而，這次他們提供了一個實質的證據，顯示福建的某些人積極地招攬臺灣的網紅。其實不僅僅是網紅，軍方、政界等領域也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據說，八炯的下一集將專門討論針對政界人物的統戰行動。
我想補充一點，我有兩位臺灣學者朋友——佘建源和劉玉晢，他們是一對夫婦。佘建源在高雄的中山大學任教，劉玉晢在臺北的世新大學教書。他們和另外兩位研究員共同完成了一項研究，分析臺灣的宮廟（主要是媽祖廟和關帝廟）對選舉的影響。通過計量經濟學模型，他們試圖找出這些宮廟的活動如何影響選舉結果。研究顯示，許多宮廟對選舉有一定影響，而資金來源也跟中國有關。雖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理論推測，但也提供了一些實質證據，說明中共的統戰行動確實對臺灣選舉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總結我對不同地方的統戰的觀察——包括香港、美國、日本、英國和臺灣。事實上，很多被統戰的人是「機會主義者」，他們是自願參與的，不用特意去統戰「圈套」，但也有一部分人屬於所謂的「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這樣的 useful idiots 有些因為反美情緒強烈，導致自己成為中共的統戰目標。
只要他們不斷批評美國，就可能成為中共的「可用資源」。此外，在港英時代，有一些人雖然未必真的喜歡共產黨，但他們更憎恨英國的殖民統治，這類人大多是大中華主義的信徒。有些人一開始說自己支持國民黨，但後來一步步被統戰，最終成為中共的幫手。
八炯和閩南郎也分享了他們的觀察：最容易被統戰的網紅，很多並不是談政治或時事的，而是討論生活、旅遊等主題的內容創作者。他們的共同特徵之一是「強烈民族認同感」，認為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自己就會被欺負。閩南郎本人也說，他年幼時就有這種感受，長大後去美國讀書時感受到「被歧視」，進一步加強了他的這種心態。
我在香港也見過類似的情況；有些人認為自己在殖民地時期被歧視，特別是英文不好的情況下，對英國人的態度產生了不滿。這些人中，有一些我認識很多年，最初可能只是前線的社區幹事、區議員，但後來一步步變成了「大中華主義者」，甚至是「建制派」中的活躍人物。
另一類機會主義者則較為現實。有些人可能認為，中共不會花太多錢買通所有人。但事實上，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收買一批網紅的成本並不高。比如說，中共的策略是邀請臺灣的網紅到大陸旅遊、參加活動，這些開支非常有限。根據陳柏源的說法，這些去大陸謀生的臺灣網紅，賺到的錢可能比留在臺灣還少。但問題在於，這些人一旦在臺灣開了頭，宣稱自己在大陸發展，往往就無法「回頭」，最終只能「越洗越深」。
在香港的統戰情況中，我也看到類似的模式。我稱這些人為「藍朋友」。很多所謂的「藍朋友」，其實並沒有在大陸賺到大錢，大部分人只能賺到幾萬元。這些「藍朋友」或者所謂的「建制派」中人，從成本效益的角度看，他們的「價格」非常低廉。
但這些人通常沒有什麼忠誠度；當利益受到直接衝擊時，他們的立場會迅速反轉。閩南郎和華記正能量的轉變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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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五一早就聽到中山美穗逝世的消息。當時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又一位代表著八九十年代黃金歲月的代表物離開這個世界。」其實中山美穗的年紀與我們這一代人年齡相約。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心目中，最深刻的印象大多來自她在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尤其是她在 1990 年代演出的電視劇、電影又或者是流行曲。
之後，在不同的群組，見到與我年齡相約的同輩轉載了她的作品。這一切不禁令我想起，在某個時空中，日本的流行文化對整個亞洲，甚至是世界的影響之深遠；這些流行曲也勾起了許多日的回憶。
日本流行文化的影響力為何歷久不衰？日本的軟實力又是如何形成？
其實我們所熟悉的日本流行文化，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最早的一代日本流行文化，包括了他們的動畫和電影。戰後的日本漫畫代表作品，有手塚治虫的《阿童木》和《怪醫黑傑克》等等；而電影方面，則有黑澤明導演的《姿三四郎》、《野良犬》、《羅生門》等名作。
雖然我只不過是流行文化的消費者，亦不是甚麼專家；肯定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舉出更多例子。我只是想從產業和社會的角度，去分析日本流行文化為何能風靡全球，以及對香港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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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不時提出要提升人口規模至千萬人的目標。最新的一次，是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節目中提到，研究顯示香港若要保持競爭力，需要千萬人口的規模。然而，這一說法是否合理？更值得探討的是，為何特區政府如此重視人口數字，甚至將其作為競爭力的指標？
其實，千萬人口的概念並非李家超政府的首創。早在2006年，香港政府便有「九加二」、「一小時生活圈」等構想，當時的唐英年也曾提出香港可容納千萬人口。然而，根據政府的預測，香港人口頂多達到800多萬，而現今的人口趨勢更顯示，達到千萬的目標困難重重。當前最大的問題在於：為甚麼要刻意追求千萬人口？
中國大陸有過千萬人口的大都市比比皆是，例如上海、北京和深圳。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城市的巨大人口規模，很大程度上來自農村外來勞動力的湧入，並且這些城市多以工業為基礎經濟核心。
放眼全球，擁有千萬人口的城市如東京、紐約等，無疑是國際大都會，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城市人口規模介於600至900萬之間。縱觀全球，有競爭力的地方未必人口多。例如瑞士的蘇黎世，以質量取勝，吸引大量外來資本與人才。有研究指出，一個城市的最適宜規模約在700至800萬人之間，超出這一範圍反而可能造成管理上的困難。
同時，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人口可能選擇向郊區遷移，導致都市過度擴張，增加基建和行政成本。
現實中，香港面臨兩大挑戰。第一是缺乏經濟機會。增加人口並非創造需求的解決之道，只有自由市場能真正發掘需求。第二是土地供應問題。北部都會區計劃希望透過大量建設來吸引人口，但缺乏明確的需求支撐，可能導致成為「鬼城」。例如，高鐵和三跑的案例，均顯示投資回報率不足的風險。
香港一直以來以吸引「高端人才」為目標，然而過去幾年的現實是，本地的專業人才出現大規模流失，特區政府對專業人士的態度引發不滿。此外，「高端人才」也有其他選擇，他們更重視生活質素、專業操守和自由度，而香港近年的發展可能未能提供這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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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係眾望所歸，無得留低，你要一筆OUT消，goodbye。」這段聲帶來自香港一個經典遊戲節目《一筆OUT消》（英文名：《The Weakest Link》）。
最近新聞報導楊潤雄和林世雄兩位政治問責局局長被突然撤職，這件事讓我想起這個遊戲節目，也勾起了許多回憶。如果問香港的朋友有哪些局長應該「一筆OUT消」，恐怕名單會涵蓋所有現任司局長。
但《一筆OUT消》這個遊戲卻帶給我很多啟發，尤其是關於政治的運作方式。
如果你沒有看過這個遊戲節目，我簡單說一下它的玩法。每一集《一筆OUT消》中，會有九位參賽者，他們需要在限時內輪流回答常識和時事問題。回答問題的同時，參賽者可以選擇「bank」儲存獎金，或者冒險累積更高的獎金。如果參賽者選擇不儲存並答錯問題，那麼之前累積的所有獎金就會歸零。這個遊戲的精彩之處在於每一回合結束後，參賽者可以投票淘汰一位他們認為是「最弱的環節」的對手，遊戲名稱《The Weakest Link》便由此而來。
實際情況往往與最理想情況不同。
理論上，參賽者應該每回合淘汰最沒有常識的人，但隨著遊戲進行到中後段，一些強勢且知識豐富的參賽者反而成為被淘汰的對象。這是因為其他相對較弱的參賽者為了提高自己的勝算，會聯手將最強的對手淘汰掉，讓自己在最後一輪面對更容易擊敗的對手。
這種現象與政治現實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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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晚上11點，南韓總統尹錫悅突然宣佈戒嚴令，試圖以軍事手段穩定局勢。然而，這項決定在六小時後被迫撤銷，國會迅速召開特別緊急會議反對這一決定。有分析指，尹錫悅是因其低迷的民望以及與反對黨控制的國會之間的僵局所致。
近期，預算案的爭議使南韓政治陷入僵局，尹錫悅聲稱國會中的部分反對派人士有親北韓背景，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的緊張。
然而，作為一個弱勢政府，尹錫悅此舉可能導致他加速被彈劾下台。
南韓的經濟挑戰
自 2019 年以來，全球多國經濟面臨嚴峻挑戰，負債水平普遍增加。南韓的國債雖然對GDP比例仍低於50%；但每個國家對負債的承受能力不同，不應簡單地用數字對比。2020年疫情爆發後，南韓 GDP 出現負增長，2021年有所反彈，但 2022 年及 2023 年GDP增長再度放緩；今年的表現亦不理想。
如此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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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股寒冬：原因剖析與投資者新機會
2024 年全球新股市場進入「寒冬」，IPO（首次公開招股）數量及集資金額顯著下降，不僅影響香港，還包括中國內地及美國等主要市場。這一現象的成因究竟是甚麼？資金又流向了哪裡？對一般投資者或投機者來說，這將帶來甚麼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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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機的過程中，很多人都會迷惑於自己是因為好運，還是眼光獨到。贏錢的時候，我們往往說是自己的技術高超；輸錢的時候，就會歸咎於運氣不好。但這樣的心態，通常不會是成功投機者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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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發佈了兩篇貼文，宣布他計劃對中國徵收額外10%的關稅，以及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額外25%的關稅。
消息一出，立即引發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加拿大元和墨西哥披索的匯率迅速下跌，其中墨西哥披索的跌幅達到約1.4%，而加拿大元也下跌了1%，達到了200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特朗普解釋，此舉旨在應對美國日益嚴重的芬太尼毒品問題，並聲稱這些毒品主要來自中國和墨西哥。他表示，為了美國的利益，他將在1月20日上任的第一天簽署行政命令，使這些關稅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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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已經在 Facebook 下架，好在有人將這篇貼文轉載到連登：
https://lihkg.com/thread/1722328/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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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是近年來中共在多個場合頻繁提及的重要議題。然而，這六個字的真正含義是什麼？為什麼中共如此重視？是否如某些人所說，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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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的核心：可控與不可控
坊間對理財的討論往往集中於如何快速致富，例如買入暴升十倍的股票。但統計數據顯示，即使是九成的機構投資者也無法跑贏大市。這讓我想到一個現實：金融界成功人士多數，並非因為他們準確的市場判斷，而是因為他們懂得將收益歸於自己，將風險轉嫁他人。
簡約的消費哲學
幾個月前，我迷上了製作小型生態瓶的概念。這些玻璃瓶內建自給自足的系統，只需要陽光就能維持。但當我看到一個生態瓶竟售價五六十美元時，感覺並不值得。後來，我在美式夜冷舖（thrift store）找到了心儀的玻璃瓶，價格低廉又環保。
這次夜冷舖的經歷讓我深思：我們的家中究竟堆積了多少買回來卻少用甚至未用過的物品？這些不必要的消費，長期累積起來，是一筆驚人的花費。
減少衣物購買的轉變
過去，我的衣櫃裡堆滿了各式西裝和襯衫，但體重的波動讓這些衣服頻繁更換，浪費了大量金錢。自從我開始簡化衣物數量，選擇固定的幾套日常穿著後，不僅節省了搭配的煩惱，也省下了大量資金。
不管是生活在香港還是美國，許多家庭面臨相同問題：儘管居住空間大大小小，總感覺收納空間永遠不足。而減少衣物購買後，我的家裡變得更加整潔，也不再被多餘的物品壓迫。
二手物品的價值
夜冷舖裡的景象揭示了另一個現象：許多家庭用品和兒童衣物，常常只使用過幾次便被捐贈。甚至還有未拆標籤的物品，這說明了購物時缺乏深思熟慮。
現代消費的許多模式，往往是為了社會認同，例如炫耀式消費：購買昂貴的手袋或名錶，向他人展示自己的能力。但我們是否真正需要這些物品？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這些高消費品需要長期保養，而非單純一次性投入。
更重要的是，很多消費帶來的滿足感是短暫的，甚至毫無價值。相比之下，真正理性的理財是精簡購物，將資金花在能長期帶來價值的事情上。
從書籍到日常用品的斷捨離
除了衣物，我也減少了對書籍的購買。我發現，值得收藏的經典書籍其實很少，多數書籍僅是一時之需，完全可以透過借閱來解決。而二手書的收藏，既減少了浪費，也帶來了一種尋寶的樂趣。
簡約生活並不意味著拒絕消費，而是更有意識地去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讓我們更容易找到內心的滿足，也更清楚地理解自身的需求與欲望。
正如我選擇種植仙人掌而非製作複雜的生態瓶，這象徵了低維護生活的理念。無論是衣物、家居用品，還是日常開銷，當我們減少高保養的需求後，生活會變得更加平靜和自由。
簡約，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理財的第一課。真正的財富，來自於了解自己需要什麼，並滿足於自己的選擇。
金錢心理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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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集於 2022 年底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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