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leve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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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菲律賓的快餐連鎖品牌 Jollibee 宣布完成對香港著名飲食品牌添好運的全面收購，此舉在香港引發了不少議論。許多香港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對此表現出輕視之情。這種反應似乎反映出香港人對鄰近地區、尤其是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某種偏見。但我覺得今時今日香港人，應該重新審視自己的心態，用更開放的視野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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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美國選舉已經落幕，結果也反映了社會的分歧。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掌權，美國的這些深層次矛盾，並不會因一屆政府而轉變。
在過去十多年裡，美國的社會議題如性別平權、氣候變遷等確實愈加激進，甚至在某些人看來有些「過火」；這次選舉結果也確反映出美國社會有不少人對這些議題持有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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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jn er afleveringen die ontbre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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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的重組中，滙控將整個集團拆分為四大主要部分，明確區分東方與西方市場，並將原有的全球業務劃分為兩個分支——商業及機構銀行與財富管理，後者專門針對高淨值客戶（high networth clients）。這一分拆舉措顯示了滙控試圖在全球市場日益複雜的政治經濟環境中降低風險，並更加專注於管理特定地區的金融需求。當然，滙控管理層對外表示，這並非是基於東西方的割裂，但無論如何，此次重組難免讓人聯想到中美緊張關係和去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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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市場對聯儲局減息的預期有何變化？
一個月前，市場預期聯儲局會在9月和11月各減0.5厘，到12月再減0.25厘。然而，最近預期轉變，目前市場有90%的機會認為聯儲局11月只會減0.25厘，甚至有少數人認為可能不會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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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並非這次選舉中的主要議題，但許多觀眾和讀者對此仍然非常關注。
另外，總統雖然在美國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實際上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政策更多是由背後的官僚體系所主導。
Harris 和 Biden 對華政策的異同
Harris 和 Biden 在對華政策上大致一致，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非「敵人」（至少表面上）；這亦與 Biden 政府兩年前的國家安全報告相呼應。但 Harris 和 Biden 的不同點，主要體現在對台政策上；Biden 在任期內（尤其是後期）有多少改變「策略性模糊」的跡象，但 Harris 似乎回到更傳統由外交官僚主導的「策略性模糊」。
另外，新一代的民主黨人，如 Harris，對中國的民主人權問題不像上一代（如 Biden 和Pelosi）有那麼個人的堅持；這一代的民主黨人似乎傾向於政治現實主義
Trump 的對華立場
Trump 對華立場可以說是充滿矛盾；一方面聲稱與習近平很熟，但另一方面卻又強調自己有能力令中共不敢輕舉妄動。他的對台政策也是如此，表示美國可以防衛台灣，但台灣必須支付代價。他的策略集中在關稅，這明顯是選舉的策略和修辭。
美國對華政策會因候選人不同而改變嗎？
無論 Trump 還是 Harris 當選，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大方向不會有根本改變。從 Obama 到 Trump 再到 Biden，美國一直加強與日本、韓國、澳洲和印度的聯防，最終形成目前的 Quad ；另外美國也與英國和澳洲建立 AUKUS。無論誰上台，對以上的大方向都不會有根本改變。
另外，對華關稅措施也不太可能完全取消。
未來美國對中國，可能會更加集中於經濟和科技領域的防範，並有可能更進一步擴展到金融層面。如果美國因中國支援俄羅斯、伊朗、北韓等國家，而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甚至對銀行和資金流動實施限制，這將是未來幾年的一個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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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與場外預測市場差距甚大
目前民調顯示民主黨 Harris 在關鍵州領先，雖然優勢不大；但在預測市場（例如PolyMarket）卻大幅傾向Trump，顯示他有65.1%的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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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i 的經濟政策
削減政府開支和控制通脹。政府過度開支是通脹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僅僅透過加息來應對。Milei 成功在短時間內將阿根廷的財政達平衡，通脹率也從每月25.5%降至3.5%。阿根廷的信貸風險顯著降低，貨幣黑市和官方匯率差距縮小至20%。
改革代價與政治挑戰
2024年阿根廷的GDP預計將收縮 3.5%，貧窮率上升到 53%，創下20年來的新高，失業率也在增加。Milei 上任後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弱勢政府中推動改革，故不得不與其他政黨建立聯盟以抗衡強大的工會勢力。此外，他在國際關係上也有所調整；從原本疏遠中國和巴西，到後來與這些國家改善關係。
獲得權位與保留權位的分別
Milei 最初雖然以激進改革者的形象出現，但上任後必須面對現實，做出妥協和調整。Milei 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他能否在制度和文化上實現持久的變革。阿根廷需要深層次的制度改革，包括貨幣政策和政府預算的調整；制度改革成敗取決文化上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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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地阿拉伯今年經濟情況
今年，沙地阿拉伯大幅下調了經濟增長預測，從原本的4.4%降至0.8%。這主要是因為國際原油價格低迷，而沙地阿拉伯經濟高度依賴石油，石油占其出口利潤的九成，政府收入的八成也來自石油。
沙地阿拉伯如何對應
2016年，沙地阿拉伯推出了 2030願景，目標是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創造更多的就業和生產力。為此，他們透過公共投資基金（PIF）投入大量資金，2025年預計將投資增加到700億美元。
沙地阿拉伯政府面臨的挑戰是收支平衡的問題。根據 Breakeven Oil Price 計算，當油價達到112美元時，他們才能保持收支平衡。而當前的油價約為75美元，導致沙地阿拉伯不得不發債以平衡預算。
全球能源市場的變化如何影響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對國際石油價格影響力大減；因為非OPEC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巴西的產量已超越OPEC，對油價的控制力降低。隨著新能源的興起，對石油的需求將逐漸減少，進一步加大了沙地阿拉伯轉型的壓力。
其他國家的影響
例如中國，為了減少對石油的依賴，積極發展電動車。這不僅是為了環保，更多是出於地緣政治的考量，避免在國際衝突中因石油供應中斷而受制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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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有會員想我講講加拿大的政治和未來。趁剛剛結束了 BC 省的選舉，就借這個機會講兩句。但在討論香港人在加拿大能做什麼之前，我們先探討一下加拿大進步主義的根源。另外，大多數香港移民傾向中間偏右，常覺得加拿大的進步主義對他們來說過於激進。一些人渴望通過選票來改變現狀，但感覺作為少數群體，我們的影響力有限。
加拿大的政治光譜在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轉變。合作聯邦聯盟（CCF），這個於1932年成立的社會主義政黨，推動了許多進步政策，如老人福利、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障。
CCF的崛起促使麥肯齊·金領導的自由黨政府採用了許多CCF的政策，以維持政治權力。自由黨對CCF的方式，通常被描述為「中間政治」，即通過採取中間派政策，並建立廣泛聯盟來吸引加拿大的中間選民。
CCF後來改名為新民主黨（NDP），繼續推動結構性改革，旨在減少不平等並擴大公共服務。薩斯喀徹溫省省長、後來的新民主黨領袖湯米·道格拉斯首創了該省的全民醫療保險，最終成為加拿大全國醫療保險體系的範本。
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魁北克寧靜革命是另一個關鍵時刻。這一時期由魁北克自由黨領導，帶來了教育、醫療保健和社會服務的現代化和世俗化改革，同時重新強調法語和文化，也激發了魁北克民族主義的興起，並要求在加拿大內部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2015年當選的賈斯汀·特魯多的自由黨政府，代表了最近的進步轉向。特魯多擴大了福利計劃，將大麻合法化，增加了兒童福利資金，推出了全國碳稅，並推行了旨在減少貧困和促進平等的政策。他的政府常被認為是「加拿大歷史上最左翼的政府」。
保守派是否能成為進步派的對立面？加拿大保守黨曾經自稱為「進步保守黨」——看似一個矛盾的名詞。
歷史上，加拿大的保守主義根源於英國的托利主義——最初支持政府在經濟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哲學。早期的加拿大保守主義與通常與其他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小政府、自由市場的保守主義大不相同。相反，它擁抱干預主義國家，專注於通過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項目促進增長和國家統一。加拿大的第一任總理約翰·麥克唐納便以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為例，這是一個將國家從海岸連接到海岸的龐大工程，不僅在地理上，還在政治和經濟上聯繫了整個國家。
同樣，在大蕭條期間，保守黨總理R.B. 貝內特在當時幾乎聞所未聞的時期引入了失業救濟，表明他對國家干預持開放態度。
加拿大保守主義的另一個定義特徵是強調主權和抵制國際壓力。在冷戰期間，保守黨領袖約翰·迪芬貝克拒絕了美國要求在加拿大領土上部署核導彈的要求，這突顯了保守黨維護獨立的立場。
1980年代，加拿大保守主義在布賴恩·穆魯尼的領導下發生了巨大變化。穆魯尼提倡自由貿易和私有化，遠離了早期保守領導人的干預主義政策。將加拿大航空和加拿大石油公司等國有企業私有化，標誌著向更加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轉變，這與美國的羅納德·里根和英國的瑪格麗特·撒切爾領導的保守浪潮更加接軌。
穆魯尼的經濟自由化在政治上充滿爭議，標誌著加拿大保守主義內部的重大轉變。大約在同一時期，LGBTQ權利和墮胎等社會問題開始成為焦點，這些問題在保守黨內部引發了分裂。
1990年代對保守黨來說是困難的時期，穆魯尼的經濟改革後的內部分歧使其難以凝聚力量。這為改革黨的出現創造了空間，該黨吸引了對現狀感到失望的西加拿大人。改革黨關注小政府和地區代表，最終在2000年成立了加拿大聯盟，後來在2003年與進步保守黨的殘餘力量合併，形成了今天的加拿大保守黨。
統一的保守運動將保守主義的多種思潮融合在一起，為斯蒂芬·哈珀的領導奠定了基礎。哈珀小心翼翼地在這個複雜的意識形態中進行調和，特別是在社會問題上。他特別選擇不重新開啟墮胎辯論，深知這會疏遠部分選民基礎的風險。
同時，自1960年代以來，尤其在魁北克，加拿大經歷了顯著的世俗化過程。教育系統的世俗化，特別是在魁北克，削弱了宗教機構對公共價值觀的影響。到2015年，加拿大的經常教會出席率從1980年代的約40％下降到約20％，與社會問題上更進步的態度有關。
簡而言之，我們所見的進步主義已深深植根於加拿大。然而，加拿大也是一個充滿祝福的國家。地球上很少有國家能擁有加拿大這樣的自然資源豐富程度。
加拿大的能源結構以其多樣性和能力而獨特。該國有著非凡的奢侈，能夠主要通過可再生能源如水力發電來滿足國內能源需求，還擁有成熟且可靠的核能部門，同時從其龐大的油砂和天然氣儲量中獲益。這賦予加拿大一個獨特的優勢：能夠依賴於清潔和可持續能源來滿足國內消費，同時向美國等化石燃料需求旺盛的國家出口，從而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這是一個能源自給自足與有利可圖的出口機會的罕見結合，許多國家只能夢寐以求。
然而，加拿大的自然資源財富——從木材到水電再到油砂——雖然是經濟穩定的來源，但也帶來了內在風險。其中首要的風險是自滿，這一現象通常被稱為「資源詛咒」。這種悖論發生在富有自然資源的國家未能多樣化其經濟，導致對資源開采的過度依賴，而犧牲了其他產業的發展。
要多樣化經濟，加拿大最需要的是人才。全球各國正激烈競爭以吸引頂尖人才，因為他們認識到，技術進步和經濟韌性的關鍵在於擁有一支技術熟練的勞動力。加拿大面臨的挑戰不是缺乏吸引力。該國被廣泛視為一個令人嚮往的目的地，提供高品質的生活、政治穩定和多元文化社會。對世界各地的許多技術專業人才來說，加拿大是一個建立未來的理想選擇。然而，儘管加拿大具備這種吸引力，卻往往難以充分發揮其吸引並留住所需人才的能力。其中一個最主要的障礙是加拿大的開放移民政策與許多移民到來後結果不盡人意之間的落差。加拿大吸引了許多受過高等教育且有豐富經驗的人才，但這些專業人士往往因為勞動市場的系統性障礙而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資格認證承認是個主要障礙，特別是在醫療、工程和教育等受管制的專業領域。
這一挑戰也延伸至私營企業。儘管加拿大擁有強大的公共部門和繁榮的資源經濟，但其初創生態系統和科技產業卻落後於美國和其他全球創新中心。高稅收、風險規避的投資文化以及監管障礙的結合，使許多科技初創企業難以擴展，導致創業人才的流失。加拿大的高等院校培養出很多優秀人才，但由於缺乏支持初創企業和技術創新的基礎設施，許多這些個人要麼離開，要麼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力。
另一個促成因素是加拿大對人才培養的方式。該國在高等教育方面投入巨大，加拿大的大學在全球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學術培訓與勞動市場需求之間的脫節仍然存在。畢業生經常具備的技能與當前勞動市場需求不完全匹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網絡安全和數據分析等高增長領域。這種技能缺口意味著，儘管擁有大量受過教育的個體，雇主仍難以找到所需的專業人才，導致既有失業也有職位空缺無法填補的局面。
長期以來，移民一直是加拿大增長戰略的基石。然而，最近的調查顯示，加拿大人對移民的態度有了顯著的轉變。根據2024年秋季恩維爾研究所的調查，58％的加拿大人認為該國接受的移民人數過多，這比兩年前大幅增加了31個百分點。這標誌著自1998年以來，對移民的擔憂達到了最高水平，表明這一現象橫跨各個社會階層。加拿大人提出了幾個根本性原因：嚴重缺乏可負擔住房、經濟壓力增大，以及對政府管理不善的認知。這些問題正在加劇人們對該國是否有能力在不損害現有居民福祉的情況下支持新移民的疑慮。人們還對難民申請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懷疑，並對新移民是否成功融入加拿大文化表示擔憂。
這些情緒在2023年萊格調查中也得到了反映，其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政府每年接收50萬移民的目標過高。更引人注目的是，75％的加拿大人對住房和社會服務的壓力增加表示關切，這兩個領域已經難以跟上現有需求。這些調查結果表明，儘管加拿大歷史上對移民保持開放態度，但其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如今對當前的移民政策是否可持續持懷疑態度。
然而，加拿大關於移民的辯論不僅僅是數字問題；還涉及該國能否有效整合那些抵達的移民。如果加拿大無法讓新移民蓬勃發展並充分貢獻，那麼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它還要保持這麼開放的移民政策？
加拿大香港人能做些什麼？
毫無疑問，加拿大並非沒有其缺陷。加拿大要處理很多典型的第一世界問題。來自香港的我們，有些人可能會發現適應這些新環境具有挑戰性，而另一些人可能會對政治感到失望和沮喪。
然而，加拿大，這個我們一些人稱之為家的地方，也提供了一個和平的環境和體面的生活標準。我們中的許多人移居加拿大是因為它是一個開放、自由和包容的社會。在任何開放的社會中，我們都會遇到與我們不同的想法和人。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調和這些差異，獲得相互尊重和理解。
加拿大能比現在更好嗎？當然可以。但它不能通過選舉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選舉只是反映當前的社會情緒。選舉政治不會改變我們如何看待世界的敘事。
民主不僅僅是選舉領導人；它還涉及培育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讓多元化的聲音共同塑造社會結構並影響公共政策。
對於希望重塑敘事的加拿大香港人來說，我們的目標應該是擴大我們在公民領域的影響力。這意味著在公共討論中獲得更強大的「話語權」。通過更加積極地參與——無論是通過倡導團體、智庫、社區組織還是公共論壇——我們可以幫助塑造影響我們的政策。
具體來說，如果我們希望推動更開放和包容的資格認證政策，我們需要在加拿大社會內建立廣泛的支持。這種轉變不會在孤立的情況下發生，也不會在沒有參與的情況下實現。這要求加拿大香港人提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基於證據的論據，展示一個更加包容的資格政策如何不僅造福於移民社區，也造福於整個加拿大。我們還需要走出自己的圈子，與其他社區建立聯繫。最終，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在於公民積極塑造其社區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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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的三個得主 Daron Acemoglu 、 James Robinson 和 Simon Johnson ，其實之前都有一定的合作，都是很針對去研究國與國之間的差異。
傳統上，一般人就會覺得一個國家為甚麼會富庶呢？當然是因為天然資源多，又或者是因為它有很龐大的勞動力，也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等等。但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良好的制度，才有好的經濟表現。但究竟怎麼去用一些嚴謹的科學的方法，去實證地去找出不同的國家是因為制度上的分別而令到他們有經濟上的差別？這種透過實證研究的方法去找出的答案，我想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在學術上對他們的認可。
還有一點我很想在今天的分享裡讓大家明白的就是，每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選甚麼人去贏，提名過程其實都是一個我們叫做 agenda setting 的過程；agenda setting 的意思，就是背後是想帶出一些訊息。
過去幾年，大家看新聞的時候相信都會見到一個詞語，叫做 Global South，也就是這個世界的南半球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它們將會是我們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很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
問題是這些 Global South 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時候，究竟會否同時之在社會政治上轉型？
2004 年，中國大陸和一些親中學者提出了一個說法，說發展中國家要去發展他們的社會，不一定要跟著西方的一套；這也是中共一直以來很極力去宣傳的一個說法，甚至乎冠以一個名稱就叫做「北京共識」。中共自己也是對自己過去的幾十年的經濟表現，感到自豪，認為北京模式、中國效率比西方的更優越，認為民主自由的社會，對他們那種高效率，傾全國之力去做一件事的模式，其實是一種障礙。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委去頒給這三位經濟學者，背景的訊息是，當一個社會沒有一個「包容性」（inclusive）的社會模式，其實是不可能達到一個高度發展的狀態。
「中國不是一個例外嗎？」在記者會上，其實也有人問幾位得獎者怎樣看中國大陸。我覺得他們很禮貌地指出，有些國家也可以透過高度集權高壓的模式，維持了幾十年；言下之意，其實就是說中共的經濟增長不能長久下去。
在此我也想補充一點，就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和社會，面對著一些重大結構性挑戰，包括人口、政治制度、金融經濟系統不能有效地去分配資本等。此外，我們也見到中國大陸還有其他問題，包括城鄉的經濟表現落差；很多人說中國經濟增長奇蹟很厲害，但是外界能夠看到的那一兩億最富庶的城市人口，看不到的是數以億計的農村貧窮人口。
他們是否有可能最終富起來呢？
1978 年之後的改革開放，其中一個承諾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了習近平時代，則說已經完成了這個任務，說中國已經達到全面小康。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已故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就在另外一邊說，仍然有六億人口每個月收入不到一千元人民幣。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兩個很不同的圖像。從經濟學的角度，很多人都已經提出了中國是不是已經步入了我們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實中國不是唯一的發展中國家，當經濟增長去到某個地步就遇到發展瓶頸，無法再發展下去。
這些國家在開始的時候，往往透過一些很簡單的組裝工業，尤其是出口工業，賺取一定的收入和外匯。但是不要忘記兩件事。第一，通常這些發展中國家最具競爭力、管理得最好、技術層面最高的生產線，很多時候都是由外資投資，引進技術和管理。有時甚至是因為產品要出口而符合對外的品質需求，才能達到某一個水平。但是很多時候，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內銷產品的製造，質素並不是同樣的水平。
第二，更重要的問題是，當你發展到某一個階段，開始要做自主研發，開始要做你的行銷，要做自己的產品設計，甚至是其他配套服務和分銷。你所需要的技能，很多時候是無法透過單一的公司在同一屋簷下完全提供。
回到經濟學的最基本概念，就是 Adam Smith 寫《國富論》的時候也有提到，透過專門化（specialization）提高效率；專門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在於，當要處理的程序或專門知識越來越複雜，每個人，每間企業能處理的範圍就越來越狹窄。這時，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和交接變得愈發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滿足幾個條件。首先是高度知識化的人力資源。如果沒有知識，又怎麼協作呢？第二，就是一定的制度；有時是企業的規章，有時是行業規則，有時是市場的基本運作原則或監管水平。如果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機制，沒有一個能夠給所有市場參與者公平競爭並建立信任的基礎，是不可能達成高度專業化的合作和競爭。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發展中國家當經濟發展到某個地步時，要再進一步轉型時，必須要有相應的社會和政治制度的配合。話說回來，這些社會政治制度的轉變，某程度上也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需求。也就是說，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不能僅是抽象的經濟生產，而是與政治制度相互配合的過程。
也因為這個原因，從學術客觀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現在面對的困局，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而是整個社會在過去百多年裡幾次嘗試現代化的努力都走了錯路，無法擺脫過去的枷鎖。
再回到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獎者，他們其實有幾本書或者文章非常精彩。其中比較有名的是《Why Nations Fail》（國家為何會失敗），以及《The Narrow Corridor》（自由的窄巷）。
我尤其推介《The Narrow Corridor》這本書，作者透過這本書提出一個概念：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經濟增長的成果被國家機器完全吸納，這樣的社會往往會走向極權。我想這也是對中國現代化困局的原因；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一直高度依賴國家機器，導致經濟利益集中在少數掌握權力的人手中。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選擇這三位得獎者，弦外之音就是，Global South 國家和現代化發展的過程，如果沒有社會和政治上的轉型，結果是不可能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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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議息前，市場預測減息半厘或四分之一厘的機會，各為50%；所以嚴格來講減半厘不算意外。
至於下次議息會議，即11月7日，減息半厘或四分之一厘的預期，也同樣是50:50。
如果展望到今年年底，至少有一半的機會會將利率減至4-4.25厘，最低可能會是3.75-4厘，而最保守的情況則是4.25-4.5厘。
但從會後聲明來看，根本完全無法解釋為何需要減息；聯儲局目前要減息的唯一原因就是「孳息曲線倒掛」。
理論上，當孳息曲線倒掛，要使其恢復正常狀態，可以通過長期利率上升來實現。長期利率上升的常見原因是通脹預期上升。然而，過去一年，通脹預期並無大幅上升（美國的通脹情況並不算嚴重），反而長期利率有所下跌，這意味著資金從相對高風險的地方流向理論上風險最低的長期債券。
事實上，這次減息後，股票市場上升，但債券價格也同樣上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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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Jackson Hole 央行年會上，聯邦儲備局主席包威爾（「放鴿」；包威爾在發言中表示，因為 2019 疫情帶來的各種經濟扭曲，影響正在減退；通脹顯著下降，回到接近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 2% 的目標範圍；勞動市場亦不再出現短缺，因供應鏈重組而出現的短缺亦正常化。所以未來的貨幣政策調整，可能會更側重於失業率的變化，市場亦因此預期聯邦基金利率很有可能下調。
根據目前利率期貨價格計算，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在九月有 65.5% 的機會減 1/4 厘，另外有 34.5% 的機會減半厘。到今年底，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有 27.9% 的機會減至 4% - 4.25% ，另外有 43.8% 的機會減至 4.25% - 4.5% ；最低限度也會減至 4.5% - 4.75% 。
換句話說，市場預期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有望最少減 0.75% - 1.25%。
主流的講法是因為經濟下行風險增加，所以聯儲局要提早減息。最近的就業統計數字亦顯示，失業率有上升趨勢。但細心研究就會發現，在失業率上升的同時，整體就業人數亦有上升；也就是說，找到工作的人多了，但在找工作的人更多。究竟為甚麼有更多人投入勞動力市場？是否因為物價升幅影響令更多家庭收支？
話雖如此，過去兩年多以來，除了個別科技行業曾經出現過「洗牌」，美國整體的就業環境很難說是衰退，甚至乎有不少零售餐飲行業，仍然是有工無人做。【1】
再者，金融市場也沒有出現明顯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聯儲局為甚麼要調整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所謂的「減息」又會否令到股市和樓市即時出現亢奮式的爆升？美國長期的經濟發展究竟又會有甚麼變化？對其他國家又會有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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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分享，我想由一個情景題開始。
假設你是一個國家的元首，你見到國家的出生率下降，人口結構將會出現斷崖式的老化。與此同時國家的經濟增長放緩；一直以來依賴的廉價勞動力模式，不但受到自動化科技的挑戰，周遭的國家在工業出口與你有正面、直接的競爭。屋漏兼逢連夜雨，最近幾年這個國家更面臨了一次金融危機，因為房地產泡沫爆破，去槓桿化令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更重要是，由於緊張的外交關係在地緣政治矛盾，令到你不但與接壤的各國關係緊張，地球上最大的兩個貿易對象，即是美國和歐盟，也不斷對你的國家實施各種的貿易限制。
在這個環境之下，究竟你可以怎樣呢？
今天這個情境題，相信大家一聽就知道我在說哪個國家。表面上看好像有眾多錯綜複雜的問題，背後有很多不同的問題，之間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其實細心歸納就可以最少三個核心的問題。
這三個很核心的問題，我稱之為中共的三隻灰犀牛：第一就是人口，第二就是經濟模式，第三就是政治體制。
今集和未來的兩集，我將會從這三方面去剖析神奇國度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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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討論一下烏克蘭軍隊最近在庫爾斯克地區的反擊行動。有人形容這次的軍事行動為「圍魏救趙」，即是說，透過在庫爾斯克地區的反擊，迫使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佔領區的部隊要調配到去重新防守庫爾斯克這一部分。
但實際情況比起簡單的「圍魏救趙」要複雜得多。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幾點，包括庫爾斯克這次反攻行動的象徵意義，以及它可能對克里姆林宮構成的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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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小時候會覺得時間過得很慢，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很沉悶。我記得我四五歲的時候經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就是：「好悶啊～」。
但是當我們年紀越來越大，就開始發覺我們有很多事情想做但是永遠都不夠時間。尤其是近年我發覺自己有很多想做的概念，有很多項目，但總是不夠時間去做。結果這些沒寫完的書、沒寫完的文章、沒錄完的影片，變成了心理上的負擔，漸漸我也承認自己是一個病態的拖延症患者，我的 priorities 變得亂七八糟。
我開始去研究怎樣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怎樣可以做事快一點。我嘗試去改變我寫作的程序，怎樣去起稿，起完稿之後怎樣去錄音。但最終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我可能要開始對某一些想做的事情放下，要學會對自己說不。甚至乎是要有個先入為主的假定，就是絕大多數的念頭，想做的事情，最終都是不會去做的。結果是怎樣呢？結果就是我又回去好像小時候的我一樣，覺得很沉悶。
我漸漸發覺自己失去動力。不知不覺間，又開始漫無目的地去找一些新的內容去看。然後我跟自己說：「人都是需要放空一下，有時候需要休息一下，需要有些娛樂。」
我不知道剛才說的情況，是不是人們所說的 burnout，就好像汽車沒有燃料，停了下來。但有一點我肯定，就是自己很不喜歡所謂「打發時間」。我知道時間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一件事；打發時間我覺得和慢性自殺是沒有分別的。
然後，我又突然間變得很希望做多點東西，會半夜起床不睡覺。去起草內容，去錄音。但是我知道這樣做其實對我的健康也有很大影響。在英文裡面有個詞語叫做 revenge bedtime procrastination，即是「報復性的不睡覺」；這個現象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但是我又明知是這樣，我也有時候仍然會這樣做。
我知道是不健康的情況，我知道是要找一個出路，我開始去反省究竟深層次的問題在哪裡，為甚麼我會不喜歡去專注一個題目呢？我是不是嘗試逃避一些東西呢？為甚麼我一直要找新的ideas，要找新的題目呢？
最近我看了一本書叫做《Choose Your Enemies Wisely》。這句話應該是借用了聖經中的一個概念 choose your friends wisely；我提到這本書，不代表我推薦。不過我看這本書的時候也幫我去反省我自己的一些問題。有些人找到人生的動力是，透過他定義自己的敵人是甚麼人。
記得很多年前有一次跟一個朋友說起他一間剛剛開始的公司，我就跟他說，你都要定義你間公司最大的敵人，你的對手是誰。當時我的朋友是有點錯愕，也覺得有點難接受。我明白為甚麼他會這樣想，因為我們接受的教育自小就跟我們說和諧是好的，對抗是不好的。
但是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面，很多人最大的動力，往往就是來自於當我們感受到被壓迫或者被威脅的時候。當我們為生存而奮鬥時，往往就是我們最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力和找到我們的內心資源時。
但反過來說，當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跟甚麼競爭，我們很容易就會迷失。尤其是在富裕的家庭、富裕的社會，很多人為甚麼會有這些所謂的First World Problem，這些所謂的富貴病，就是因為他們不再需要為生存而奮鬥。他們失去了人生一些最基本的動力。有些人會將和自己看法不同或者不認同的人視為他們的敵人。
甚至乎有些更低層次的，就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敵我矛盾」是很普遍的，但是我也覺得很低層次，很不必要。另一個情況就是出於妒忌。有時候我們會見到有些人可能因為命運好，活得比我們更好，我們會覺得他憑甚麼可以有這麼多的享受，可以過這麼好的生活。這種妒忌也是非常普遍，也是非常惡毒的。這種比較心、差別心其實是對我們一點好處都沒有。
亦都會有些人是嘗試去戰勝那些想控制他、想擺佈我們的人。這一種就比較接近生存的基本動力。但是更多時我們真正的敵人是來自我們自己內心。有些人是有所謂的Scarcity Mindset，就是永遠都覺得自己是不足夠、不充足。
另一個就是那種虛無的人生，那種沒有意義的人生。通常這些「與自己為敵」的人也是不會過得好。
坦白說我對以上的各種哲學問題我沒有一個答案。有些朋友會選擇以宗教作為一種好像套裝形式的答案。宗教會告訴你甚麼是善、甚麼是惡、甚麼是你人生的目的，會給你一個榜樣去跟。但是我自己對於這些套裝式的答案是有一定的抗拒。
可能在眾多不同的宗教中，佛教是比較接近我心目中的答案。但很可惜的是，在現世的佛教中很多時都流於形式主義，很多人只是做了那些儀式，做了那些禮儀，但是沒有深入地去了解當初為甚麼會有這些想法的出現。
除了以上講哲學和宗教，今天我也想分享的最後兩點就是：
一、其實我們每個人某程度上都在出賣我們的時間，即是出賣我們的生命，但絕大多數人都不太知道我們賣的時間、賣的生命究竟是在用一個甚麼代價、定一個甚麼價錢。但如果我們真的用經濟學的角度去計算我們每一個小時賣出的時間究竟值多少錢，然後我們的人生是值多少錢，整件事就非常暗淡悲觀。畢竟我們只能活一次，而我們的生命應該是無價的。總結今天的分享：「停止去打發時間，開始去明白自己每一分每一秒的價值，嘗試去學習怎樣令自己更加有效率，不斷地去改進自己。」
二，最後一點就是：「遲到好過冇到。」我們永遠都不會太遲去知道這些意思、這些道理。當我們很小的時候可能會覺得時間很漫長，要打發時間；但是人生去到某個階段，我們就真的會學會珍惜自己的時間、生命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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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上星期在賓夕法尼亞的一個選舉活動上，特朗普被人行刺，整個美國的選情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事件不僅影響了特朗普的個人形象，也改變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選舉中的策略和布局。
在這次襲擊事件中，特朗普的即時反應讓許多人對他的看法發生了改變。許多選民開始認為他是一個強硬的人物，這種近乎英雄式的表現贏得了不少傳統價值觀選民的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甚至之前對特朗普有質疑的共和黨成員，如Nikki Haley，也在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對他的強力支持。這顯示出共和黨內部已經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團結。
然而，政治的世界並不僅僅是政客們的個人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們背後的支持者、選民以及金主的意見。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中，特朗普的影響力變得更加重要，不僅是在總統選舉中，甚至在地方選舉中，許多共和黨候選人也會利用特朗普的支持來提升自己的勝算。
另一方面，民主黨內部對於是否繼續以拜登作為候選人也有許多討論和謠言。儘管外界對拜登的領導能力存在質疑，但從制度上來看，除非拜登本人宣布退出，民主黨很難在這個階段更換候選人。共和黨內部則評估，無論拜登是否退選，他們都已經做好應對各種情況的準備，並將矛頭指向潛在的替代者如Harris和Newsom。
共和黨在此次選舉中的主要策略仍然圍繞三個核心議題展開：捍衛邊境、經濟復甦以及傳統美國價值觀。捍衛邊境一直是特朗普的標誌性政策，而共和黨也將非法移民問題與毒品氾濫聯繫起來，強調邊境安全的重要性。在經濟方面，雖然共和黨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通脹的辦法，但他們主張振興美國製造業，並對外國廉價出口商品徵收關稅，以此來保護國內產業。
在國際關係上，共和黨希望迅速結束俄烏戰爭，並將更多責任交給歐洲國家。同時，他們也強調美國不應該過度干預中東地區，應讓以色列自力更生。對於中國，共和黨的策略是通過經濟手段迫使中國減少對周邊國家的軍事威脅，並希望中國能在經濟困境中削減軍事開支，以此達到雙贏的局面。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理解政治和政客的運作方式至關重要。政客們往往會揣摩選民的心意，並據此制定政策和策略。共和黨在此次選舉中似乎更能夠抓住大眾的心聲，而民主黨則仍在調整其立場和策略。在未來的政治道路上，雙方都需要不斷適應和轉變，以更好地代表選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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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講一個比較特別的題目，就是假橄欖油。雖然我知道近日香港的朋友對於大陸運油車的問題感興趣，但是已經太多人說了，我就覺得不如說一些冷門一點的東西。
我在新聞上看到，意大利警方最近就緝獲了一批價值100萬美元的假橄欖油。我相信很多朋友聽到第一個問題就是，甚麼是假橄欖油呢？橄欖油都有假的嗎？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想很多人知道，原來假橄欖油的問題是非常非常之普遍的。延伸到一個問題就是，其實為甚麼橄欖油會有人造假的？究竟是甚麼條件令到橄欖油會有這個造假的市場呢？還有我想延伸到去說的就是，在這個市場裡面原來有一樣東西叫做「橄欖油黑幫」。他們本身背後是一個很龐大的犯罪網絡，他們的利潤是非常之高的。這個犯罪網絡當然是在意大利裡面是特別嚴重的一個問題。
最後就講下意大利的地下經濟為甚麼這麼龐大，跟他們的政治社會文化有甚麼關係。首先就講下這個橄欖油熱潮。橄欖油熱潮我想很大程度上是源自於那個所謂「地中海飲食」。地中海飲食就是叫我們多吃一些菜，多吃一些魚，最重要就是加很多橄欖油。橄欖油這東西在過去二三十年是被捧為一個很健康很健康的食物，但是有一點我很想跟大家說的就是，對於這些不同的飲食文化，甚麼東西是為了健康，人們推崇哪種飲食模式，我看到是每十幾二十年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新浪潮，背後也有很多商業的活動配合著。
因為這個對橄欖油的需求提升了，令到橄欖油的價格是高了不少。尤其是越是高品質高端的橄欖油，它那個需求其實是頗強勁的，我們所謂的剛性需求。這個剛性需求已經造成了第一重誘因。但是只有需求不一定會有人造假的，我們就要涉及到第二個考慮，就是所謂的資訊不對稱。最簡單的說就是，我可以大膽挑戰在座聽這個節目的朋友，有沒有人可以一眼看得出甚麼橄欖油為之高質素，甚麼橄欖油為之沒那麼高質素？你怎樣可以一眼看得出那一瓶橄欖油是特選初榨橄欖油呢？除了信的標籤之外，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根本都不懂得去分。資訊不對稱加上需求強勁，這兩個條件我覺得是令到橄欖油那麼容易有造假的情況。但是除了需求強勁和資訊不對稱之外，我覺得還有第三個條件，就是它的供應是受到控制，受到壟斷的。
在講橄欖油市場怎樣被壟斷之前，首先想講一下假橄欖油其實是甚麼一回事。假橄欖油其實都是橄欖油，只不過它不是他們聲稱的特選初榨橄欖油。有一個估計是，現在地球上有70%聲稱是特選初榨橄欖油，其實都是混合了一些沒那麼初榨、沒那麼特選的橄欖油，或者根本就不是初榨特選橄欖油。
意大利的情況是特別嚴重的。剛才講說意大利警方緝獲100萬美元總值的這些假橄欖油，其實他們都是橄欖油，不過他們不是初榨特選的意思。所謂的初榨特選其實是要符合一些很獨特的條件，包括橄欖的質素。而這些高質素的橄欖不是說全年都可以收集的，你只有每年有一個很特定的收成時間，在一個很狹窄的窗口，你要去找人手去採集，有時候用機器。採集回來後要很快加工製造，否則橄欖又會變。初榨的意思是拿橄欖回來後只做第一層，剩下的渣仔會做第二、第三次的渣油，所以初榨的量當然有限制。
我想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令到高質素的橄欖初榨出來的油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是特別多。而橄欖的生產大家都明白是連繫著土地的，你不是說可以工廠大批量式去增產。要有一定特定的土壤、特定的地理條件，單反涉及到這些特定地理條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出現壟斷、出現Cartel。
其實在意大利現在絕大多數的橄欖的出產都已經是控制在這些Cartel手上，這些壟斷集團。而這些壟斷集團大家也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透過黑幫去操作。有一個新聞曾經說過，就是在西西里島有一個農夫，他的名字叫Nicola Clemenzo。他在西西里島種植這些橄欖，他曾經嘗試將種植出來的橄欖供應給黑手黨以外的買家。結果發生甚麼事呢？就是他整個橄欖園都被人燒了。其實我們看到這裡的情況就是，黑幫看到橄欖油的市場是有非常高的利潤，所以他們也嘗試將意大利的橄欖生產炸油等等整個供應鏈嘗試控制住它。
歐洲刑警曾經有一個行動叫做Operation Opson，他就去擊破了一個橄欖油的供應鏈。他們發現橄欖油的利潤可以在可卡因市場的三倍。我想純粹大家聽到這個數字就知道，其實為甚麼會出現了這種好像很平凡的產品，但是原來你看回它背後的供應鏈是可以有這麼多故事。
其實你說橄欖油是不是只有意大利的出產，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當然不是。近年在美國甚至乎澳洲，其實都有很多橄欖油的出產。在美國和澳洲的橄欖油通常就是用不同品種的橄欖去混種，有很多不同的玩法，有些會加入不同的味道。這些橄欖油部分還是會聲稱自己是特選或是初榨。如果我剛才說的幾個條件，包括資訊不對稱，包括供應問題，包括需求方面，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買甚麼。理論上澳洲和美國的橄欖油都一樣有造假或者質素的問題。
而事實上美國和澳洲出產的橄欖油一樣面對著這些標籤和品質控制的一些問題。所以不只是意大利的橄欖油是會名不副實，美國和澳洲久不時都有這樣的問題。不過美國和澳洲就沒有相關的那個所謂黑幫壟斷的情況。那這裡就想延伸講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意大利的地下經濟其實有一個估計，就是意大利有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二十，差不多去到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GDP，其實在這些地下經濟活動。有些研究都說，意大利是因為他的稅率很高，他的政府很腐敗，或者是根本調轉來說，是由下以上，由很地區層面去到國家經濟，都可以見到意大利黑幫的一些手指毛。
總結說回今天，其實假橄欖油的問題，我覺得是有一很嚴重的資訊不對稱。第二就是它的供應是很容易被操控和壟斷。我想有這兩個條件加入了，其實就很容易出現假橄欖油這些情況。如果我們看回在我們的市場裡面，還有沒有其他東西是很類似的呢？大把。其中一個就是金融財經市場。其實股票市場的情況很相似，雖然我們說我們有監管機構，我們有政府在後面看著，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就是政府再做多些東西，基本上沒有辦法去完全解決所謂的資訊不對稱問題。資訊不對稱是甚麼一回事呢？其實就是不是說你拿不到那些資訊，而是我就算將那些資訊擺在你面前，你都未必有那種鑑賞力去分辨究竟在質素上面甚麼位置好，甚麼位置不好。
第二樣東西就是供應被操控。其實在金融財經市場，股票要上市，當然說人人都可以上市，但是我們看到現實情況就是，整個產業鏈一樣都是受到一部分人操控著。其實你看香港的股票市場，根本「黑幫化」的情況也都非常之嚴重。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可以用橄欖油做比喻。如果大家看到有橄欖油聲稱是很高質素，但是價錢又是非常便宜，大家就可以基本上不需要考慮。物非所值的情況一定是有古怪，那枝橄欖油不是高質素橄欖油的機會是高過它是的機會。不要怕錯過了買好東西的時機，因為我想很多時候這些FOMO，擔心錯過買好東西的時機，很多時候是令到你買了一些垃圾回來。
第二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嘗試去選擇橄欖油，我的建議就是你不要只信標籤，你真的要自己有一定的鑑賞力。如果你沒有這種鑑賞力，你就不要想著走去說見到價錢貴的就一定買，因為兩個原因，一買回來你都不會分。第二就是誰說貴的東西一定是好？
用同樣道理套入股票也是。第一，如果有一只股票跟你說現在我是大折讓的，我其實有很多條件很好的，那你一定要問，為甚麼市場未反映到這些那麼好的條件，為甚麼要等你才去買呢？
第二就是，如果你不懂得去選股的話，我的建議就是你不如去買我經常叫大家買的一些指數的ETF。其實橄欖油的情況是一樣的。雖然你說我不懂得選股，那怎麼辦？我會說你不如去Costco。去Costco買最「大路」。為甚麼去Costco買最大佬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假如Costco的橄欖油出了問題，我相信大把人會為你出頭，可能有些class action，可能Costco會主動「回水」給你。我想在股票的情況也一樣。你買大佬的指數基金，有這麼多對眼一起盯著，整個市場一起幫你看著，你自己的資訊不對稱的成本是低了很多，你不需要自己花那麼多心思去跑股票。我覺得這個站在個人立場是一個很直接簡單的懶人怎樣去避免做錯事的方法。
當然近年也有很多人說，好像你這樣說，每個人都去買被動式的指數基金，對市場有沒有甚麼影響呢？這個題目就留待下一次分享再跟大家說。多謝大家的時間，多謝大家收聽，我是利世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給大家一些不同的看法去了解身邊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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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1 日，人民銀行宣布向市場一級交易商借入國債，並在公開二手市場上沽出。
坊間主流報道，指所謂的「臨時正回購」與「臨時逆回購」操作，是為了控制長期利率，但沒有講到背後真正目的。為甚麼要控制中期甚至長期利率的息差？這種所謂的孳息曲線管理又是甚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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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環海濱的「充氣奇蹟」引來許多爭議。對於這個裝置藝術究竟是否漂亮，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不過，裡面有些事情的細節值得討論，因此我特意邀請了此次活動的策展人Grace Au來做一個訪問。
以下是較早時我與 Grace 的對話，內容沒有作出任何刪剪，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不同的看法。在我與 Grace 的對話之後，我會補充一些個人的看法和感想。
但首先我要向各位補充一點背景。因為我無法在香港，所以對這件事的了解都是通過網上看到的照片和評論。我在 Facebook 上留言後，Grace 發了一封電郵l給我，提供了更多資料和不同的觀點。看完之後，我反省自己之前的留言有點尖酸刻薄，也與事實不符，因此覺得有必要找 Grace 來訪談，也很高興她願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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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網上流傳一段影片，有位神奇國度的大學畢業生，豪情壯語叫別人去貢獻他的國家，但自己卻早已安排「潤」到美國進修。剛巧上星期我也重遊母校密芝根大學所在 Ann Arbor。上次到這個大學城，已經是十二年前的事。雖然境物依舊，但感覺卻有點陌生；甚至事隔多年我才赫然醒覺，自己當初根本沒有好好去了解這個地方。
在密芝根大學讀書時，僅僅用了兩年內就完成了學位；年青時曾為這個紀錄引以為榮，但其實心底裡我也知道自己錯失原不少機會。記得大學畢業典禮的時候，我甚至有點渾身不自在，覺得自己與總是跟這個地方格格不入。
高中的時候，我其實已經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做一個經濟學家。但當時香港的學生，就只知道芝加哥大學，不知道還有其他的選擇。所以，報大學的時候，首選當然是芝加哥大學。結果進不了芝加哥大學，退而求其次唯有到密芝根大學。本來想這個結果還是不錯，畢竟，假如純粹看排名，密大也絕對不算失禮。
假如人生有 take two ，我或許會選排名沒有那麼高，但意識形態立場跟自己更接近的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又或者，假如當年我選了 George Mason 的話，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師傅，畢業之後可能會選擇繼續進修，甚至會選了一條不一樣的事業。
在 Ann Arbor 的第一個學期，仍然很有雄心壯志，除了經濟，還雙主修政治，同時我也選修了一些哲學，自製了 PPE 課程。本以為畢業後除了學術，還可以有很多出路。
用極速完成了學位，畢業後我卻回到香港；兩年時間太短，沒有認真去建立人脈關係，也沒有扎實的基礎去做繼續認真的研究工作。兜兜轉轉做了其他的行業，甚至有段日子完全忘記了最初的夢想。如是者，過了七、八年之後，可能是性格決定命運，才跟兩位朋友在香港成立了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智庫。往後雖然有研究經濟政策，甚至參與了一些公共政策的討論，但畢竟過了全情投入學術研究的年齡，加上各種生活和工作上的考慮，儘其量也只是一個業餘的經濟學愛好者。
舊地重遊，另一個感悟就是，當年我除了太快畢業，真正的遺憾是沒有充分利用大學提供的資源。今次我參觀了密芝根大學的天文台和考古博物館，才意識到自己錯過了多少機會；這兩間機構都是由大學二、三年生經營，他們也在做一些簡單的研究工作。這些只有大學才可以提供的資源和經驗，錯過了，在其他的時間，其他的地方，很難找得到。
在 Ann Arbor 我拍了些照片，傳給一位大學同學，他見到後說：「老婆說，如果孩子長大了不生性，選些沒有用的科，實在是不應浪費金錢。」
我問：「那你又怎麼想？」
他說：「過了四年優哉游哉的生活，很寫意的。」
在 Ann Arbor 的兩年，其實我也很享受；但回想當年到美國讀書，又確實花費了父母不少積蓄。浪費嗎？這份任性值得嗎？坦白說，我真的不懂得去衡量；有時我甚至會想，當年假如留在香港讀大學，可能在事業上的發展會更加貼地，會走一條更主流的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真的很享受當時的生活，也是後來決定移民到美國的原因。
說到底，人生每段經歷，都塑造了我們現在是甚麼人。當然，事後我會希望自己讀大學的時候，會珍惜，會把握那些難得的機會。但是走迂迴的路，也有另一番風景，沒有甚麼好後悔。畢竟，一生人「食幾多著幾多」，往往取決於在甚麼時間，出現在甚麼地方，遇到些甚麼人；也就是老套點說的天時地利人和。雖然當中有些運氣的成分，也有些個人先天因素的影響，但我們在人生的連串決定，才是影響到我們在甚麼時間，在甚麼地方，遇到甚麼人。
早幾年離開香港後，我也曾經有再幻想過，自己是否還能走學術的路。但現實是年過半百才走傳統的學術生涯，理性上計算是不化算的；假如我真的對甚麼題目感興趣，用自己的方式去享受好了。甚至乎，將興趣和工作分開，也不一定是壞事。
但我覺得有必須將這次的反省紀錄下來，跟各位即將要入大學的年青人，又或者已經在大學讀書的朋友分享：
大學生活，最主要的事當然是讀書，但也不要忘記這是一個「人生實驗室」，讓你們去了解自己，去試試不同的新事物，建立些人際關係。還有，大學生應該花點時間參加課外活動，又或者趁自己還沒有經濟負擔，找份有意義但低薪水的工作，好好享受這段旅程，千萬不要像我那樣，只是一心想匆忙完成課程，獲得學位。
那張文憑，實在沒有想中像那麼有價值。真正有價值的，是你在這段日子開拓的眼界和人脈，學會獨立，以大學提供的資源和機會，塑造出來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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